【明報專訊】蘇苑姍在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上的得獎感受，來回聽了數遍，一段錄音，不是用力的聲線，但裏面有一種力量，我不懂該怎樣形容。「文學冇可能避開複雜，避開痛……」
「嘗試將文字從身體裏拖出來再縫合。」記得她在書裏這樣寫。肉身的意象縫合成字，有一種難言之痛。
然後六月，跟蘇苑姍做電話訪問，談得獎感受，談書，談文學於她的意義。電話另一頭仍是那聲線。《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下稱《一個》）的書腰寫着「青年作家的病榻日誌」，但她說不全然是對抗疾病，而是三十多年來生命予她的痛和後來，她覺得要寫，覺得要攤出來。當生命一旦震成片碎，恰如杜拉斯在《寫作》裏說：「身在洞裏，在洞底，處於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救你。」
由未想過要出版的書寫，到成書，到獲獎，最強烈的感受，她認為是連結。文學無法避開痛，「但我都幾想把那種『大家都有痛』的感覺連結起來」。她在訪問中如是說。
六月飛霜
蘇苑姍在《一個》裏寫下的文字，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四年，最後標記的則為二○二一年年初。
患病的經驗和書寫，佔了書的一大部分，正如病是她無法繞過的生命經驗（但非生命的全部）。自小惡疾纏身，病情在中四五、大學畢業後和二○一八年間三次反覆病發，出入醫院治療、身體的變化、與醫療機器交手、從日常生活中被隔離、沉默，乃至己身和他人的痛……如此種種一一被銘刻在書頁上，她所目睹，關於生命的痛和更複雜的，遲疑和嘗試肯定，都在裏面。
但書的真正起點，不是病，而是男友的自殺。那是二○一七年六月發生的事，任職社工的男友梓豪被同事誣衊偷拍裙底而遭停職，一星期後警察上門調查，他從寓所躍下，墮樓身亡。事後警察帶走他的電話電腦，沒找到任何證據，任職的機構後來被揭發財政混亂，令事件更為撲朔迷離。試過上門向機構要求還他一個公道不果，想過訴諸法律途徑又缺乏證據，最後不了了之。六月飛霜。
「那一刻我很想寫出來。我未ready去寫，但要是不寫，我就會沉下去，那個沉是會自毁的沉。」二○一九年，她開始着手整理過去寫下的文字碎片，不斷反芻過去種種，好像站在不同的支點上，嘗試去問，嘗試去寫，三十多年來生命所予她的種種，一個應答。最初，它無關出版，也沒有實行或形式的預想，只是每日積累，貼近內在聲音的碎片：「每一日這樣做，或能做就做，慢慢累積下來，好像給一個，是不是叫目標？給一個方向自己完全這件事。」
她說，自己無意書寫自傳，也不是要交出一件具體的事。她所寫的，不過是生命的輪廓。
生命的書寫
關於疾病書寫，香港文學中有不少前人走過的路，譬如李智良書寫精神疾病的散文集《房間》。蘇苑姍也寫過一篇書評，名為〈我不懂怎樣評論——讀李智良《房間》的一點感想〉。
書評裏，蘇苑姍說到評論之難，說到自己從書中「認出了很多真實的東西」，譬如「正常世界」的標籤界定、日常生活的焦慮、醫療制度對病人的剝削宰制、作為病人的失語……「某程度上我無法把它當一個對象解讀，因為這個房間也在我裏面。」她又提到法國哲學家西蘇（Hélène Cixous）關於生命書寫的觀點，認為作者透過創作自我展演，表達真實情緒，讓創作的目的回歸創作主體的完成。這種文字不止是一種自剖，它打開一個病患的觀看角度，一個房間，容讓讀者經驗生命的異質。
「我寫書評時，最想報答他這種文字的地方在於，我看到他拎條命嚟寫，我想回應他我看到的東西。還有那種連結的感覺，我也看到。」在《一個》裏面，也能讀到透過病人的目光展示出來的世界，有冰冷的醫學凝視，也有圍繞在作者身邊，身處不同患病景况的人，包括被綁在牀上的婆婆、醫院學校的學生等，描寫後者的文字往往比前者來得溫柔。對比兩者，更能看到蘇苑姍的書寫裏所包含的連結。「我又不能說是同病相憐那麼簡單，是作為一個人吧，這都是那段時間為何我想轉到醫院學校工作的原因。」她說。
眾人的痛
訪問開頭，我問蘇苑姍獲獎後有什麼感受。她說，其實最初提名，她覺得自己完全唔夠班：「因為我好難把這些東西轉換成一個獎，入面太多痛。當時說獲獎，感覺很複雜，因為太痛，不止是我的痛，是整個背景。」
她提到，男友自殺後，首先想到的是鑽進書本和電影的世界，「不是想解決，是想它幫我，讓我知道要怎樣做。但你在很多書裏都找不到，或者是你不敢找」。她坦言，有時讀相關的書會有被拉下去的感覺，不敢看，不敢走得太深入，或者是怕那種痛，無法把自己拉回來。
末日後的感覺，它的靜止，可說或不可說在身上角力，儼如身體裏有一個回音室，一如她在書裏寫，「沉默或生活，都沉重，都疼痛」。痛在一個人身上，無處可逃。而且，她對於書寫自己有種難堪的感覺，到底自己的經驗是否對應如此重量，她有過質疑。二○一九年，她迎來了一個心態上的轉變——雖然這個轉變也是沉重的。當創傷如龐大的陰影降臨在集體之上，個人的痛轉換成社會的共同創傷，「特別是梁凌杰的事情後，那一刻，很自然轉換到共同創傷的感覺中」。於是這種種痛楚都成為了書中的片碎，深刻的，都留下印記。
度過那年，她形容自己再沒有無力的感覺，更似一種認清，關於人的渺小，但不至虛無：「就是踏實做你做到的事囉。不因為什麼歷史巨輪、大時代就什麼都不做，或不知從何說起、不知怎麼辦，不因為它太大就不知怎樣說，不因為自己太小就變得什麼都沒有。一九年後很明顯沒了這種感覺。」
文學與真實
「而一個太過健全的人，是無法了解他人之痛的。」這句書裏的話，讀來讓人感到驚心。或者也不禁自問，在健全與痛之間，我們站在哪個位置上？他人之痛，我們真的懂嗎？
痛與痛的沉默，我與「我」的疏離，是很多身處創傷風眼中的人每日面對的課題。書中，蘇苑姍寫到很多「突然被取消說話的權利」的人，把身體交予精密儀器，或者得承接他人廉價的安慰，「樂觀啲」、「積極啲」、「唔好諗咁多」，自己的痛苦卻無法伸張、無可量度。小時候坐在醫院等候，她最驚就是前來安慰的社工和傳道人，最驚各種「正能量」：「吓我唔係叫唔樂觀喎。正正是因為我積極和樂觀，才不想要好假和虛偽的所謂『樂觀』、所謂『正能量』，最驚就是聽到這些，但你在醫院或身邊的人往往說最多。」
面對言說的困頓和周遭的身影，文學的幽微和可能性，是她回答自己的方式。文學無法處理，但它可以把人的複雜和開放帶到面前。「小時候，又不是孤獨，而是覺得咦原來它可以給你安慰，好像你不認識他，幾百年前的人，但相比任何身邊的人都更加親近。還有好像打風落雨的時候，進入到一個很大的、不是一個人的心，不止是一個作者，那個世界很開放。對我來說這是很精神性的問題，很能開啟可以如何面對一些問題，拉高自己的視角，多一些支點。」
是的，文學無法避開複雜，無法避開痛，當中有一種陪伴，在只有自己一個面對的時候，發展一種內在的柔軟。曾因那些「正能量」而發怒發脾氣，現在，她覺得自己可以理解：「文學不是解釋，但令我理解更多。小時候會很抗拒，長大後明白為何身邊的人會這樣說，因為不知道可以說什麼。可以講乜啫。」
真誠的、完整的人
面對巨大的創傷，無論是自己或身邊人的經歷，人最常的反應就是沉默，不知如何應答。創傷是突然的劃過，人在裏面變得很小，因為溢出言語，才會痛。
而同理之道，也恰好在於溢出言語。同理不是同情，不是通過言語強行支撐出來的正向世界，人不一定要堅強勇敢，有時，脆弱也可以支撐。I feel you，在言語之外。「『感覺到』其實不是語言，不要急於武斷、急於定論，聆聽或者一個拍膊頭其實已經足夠。」就如蘇苑姍在書裏的姿態，面對他人之痛，明白表示「我無法感同身受」，但不是斷絕，不是麻木，承認痛，承認人的有限和脆弱，其實也是承認人的可能性。「有時感覺不是太親近的人，或者他們是同情、可憐你，『唉呀好慘啊，好坎坷』，但我不是只得這些，不用同情我。」
記得她在書裏寫過，「不求完整的生命，但求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彷彿又回到她引述西蘇的說法。而所謂「完整的人」，不是個人的偉大成就，而是同在、共存，也許還有真誠。「開心的時候開心，不開心的時候不開心，做回一個人最基本的同理，一起痛，一同喜怒哀樂，真正面對自己每一刻真實的感受，發生在身上的每一件事……誠實面對自己，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完整的人。」她這樣回答。
正因為人很渺小，才需要連結，不應忽視任何一種痛。生命從來不易，因為病情，這兩年來蘇苑姍沒看過書也寫不到字，「我覺得好像消耗自己的感覺，我會好想再有這個能力。」獲獎的事，我問她有沒有多了一點連結的感覺，「都有。我很少上網，沒看到評論，但有這種感受。沒有這個獎，我不會今日跟你做訪問，不會跟不同的人認識，這個感受很強烈」。
由最初不得不寫，到漸漸朝向未來，書成為了一個連結的載體。「我不敢全然說生命的痛苦是什麼，但我幾想讓人知道生命其實是什麼，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不是單方面，是很複雜，不止有痛，它有痛楚的部分，但我都幾想把那種『大家都有痛』的感覺連結起來。」她說，「所以，一個讀者認真去讀，對我來說已經很感謝。剛才說獲獎後感謝的感覺很強烈，我知有人讀係畀到力量我囉。」
後記
訪問途中，蘇苑姍提起有朋友讀《一個》時感覺沉重，問我對書的感受。我想起大學讀小說創作班時，曾說過一個關於書寫自己的問題：為何要寫自己？寫自己不會顯得沉溺嗎？導師說人其實是一口井，誠實地書寫自己，往井的深淵前進，在井的末處可以通往另一口井，在一個人的深淵裏通往另一個人。這就是我讀《一個》時的感覺。
謝謝蘇苑姍在書和訪問裏的坦誠。她令我再次相信，坦誠，可以是一種力量，即便脆弱，即便無力擺脫。這也是文學的力量。「你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也取決於我們的命運」，來自書中最感動我的詩句。
（謹此獻給患罕見病仍願以生命影響生命的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