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去年寫的一本小書A Brief History of Equality（暫譯：《平等簡史》，下文簡稱《簡史》）今年推出英文版。這本小書只有200多頁，跟前兩部巨著相比可謂易讀得多。皮凱提稱，希望透過這本小書釐清兩本前作的觀點之餘，更提供一個樂觀的視角，顯示人類對解決不平等問題實是方向正確，大家只需堅持下去。這位在《21世紀資本論》中展示全球貧富縣殊愈來愈嚴重的經濟學家，為何突然變得樂觀起來？
皮凱提2013年在成名作《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分析歐美300年數據，指出資本回報率往往大於經濟增長率（r>g）的癥結，由於資本分佈不均，收入不均無可避免。他當時預計未來經濟增長及人口增長同時放緩，更多財富將落入最富裕的1％手中，貧富不均將威脅民主制度，必須對治。他開出的藥方便是累進稅和全球財富稅。到了2019年的《資本及意識形態》，他闡釋人類歷史對資本及產權的觀念一直在演化，並提出「參與式的社會主義」（socialisme participatif）作為對治不平等之道。
《簡史》可以說是順着兩部著作的思路再作發展，且對未來態度樂觀。皮凱提6月12日在美國智庫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INET）的網上講座中扼要說明為何他會如此樂觀。他說，如果只聚焦近年各種不平等的現象，的確十分棘手，不過若把時間線拉長，便可發現世人一直朝着政治、社會和經濟平等作長期努力，至今還在繼續。他在《簡史》回顧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蓄奴及福利國家的建立，這段歷史無可否認充斥血淚，但亦可看到西方藉稅制改革達至更公平的財富分配，種族及性別平等也取得發展。
改變社會組織的方式 漫長複雜
《簡史》提到不少例子。今日瑞典的福利國家制度在建立公平社會上仍獲不少人讚賞，但瑞典並非一開始便是如此。《簡史》提到瑞典在1910年時是全球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其制度設計亦相當精緻，男性視乎財富可以擁有100票（女性沒有投票權）。皮凱提引述這些歷史旨在顯示，社會組織的方式是可以改變的。
樂觀的調子並非無視現實問題的艱巨，皮凱提亦稱，法國大革命後西方在產權及稅制的蛻變顯示，改變社會組織的方式一點也不簡單，是一個漫長且複雜的過程，要經民主討論才能達至妥協，惟別無他途。
解決氣候變化、堵塞富人逃稅漏洞等問題都有賴全球各國合作，需要全球治理的框架，但近年諸如歐盟這些跨國組織卻面對不少批評。皮凱提在講座中強調，歐盟這類跨國組織是必須的，但要改革增加民主參與。他強調，必須令這些跨國合作為社會公義及財務公義服務。如果繼續放任自由貿易及資本流動，但卻欠缺稅務協調及碳排放協調，又不考慮社會公平，便會跟低收入一群愈來愈遠，令他們感到被拋棄，從而更抗拒全球化。
英國2016年公投脫歐、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令民粹主義成為焦點。法國等歐洲國家近年也冒起一些反歐盟的民粹主義政黨。皮凱提提到，歐洲不少精英對這群人嗤之以鼻，認為他們只是瘋子、傻瓜、民族主義者，只要解釋清楚點便可令他們接受，但這想法大錯特錯。他指出，這群人之所以感到遭遺棄，正是因為我們組織全球化的方式出現問題。他解釋，全球化體系使流動性最強的經濟參與者（例如巨型跨國企業）不成比例地受益，他們受惠於不同國家的資源、基建及各種公共制度，但又可隨意將資產轉移到其他司法管轄區逃稅。政府無法向這群人徵收合理稅金，唯有向國內走不動的一群開刀，徒增加大眾對整個制度的怨氣。
雖然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朝改革稅制發展，136個國家去年11月更簽訂協議，把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定在15％，避免各國爭相減企業稅形成惡性競爭。但皮凱提認為這仍然遠遠不夠，一來15％太少，二來這協議其實只繼續把稅收留在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並未受惠。皮凱提認為一個理想的、公平的環球稅制應該讓窮國也能按人口比例獲得那些大型跨國企業的稅金，就算金額不多，也能對窮國發展大有幫助。為什麼要這樣做？皮凱提稱跨國企業之所以能獲利甚豐實有賴環球經濟體系及窮國的資源。他說：「我們需要認清沒有窮國、沒有全球經濟便沒有發達國和發達企業。」
《簡史》第三章〈蓄奴及殖民主義的遺產〉詳述了這一觀點。歐美之所以長期在全球充當支配角色，部分理由是因為蓄奴及殖民主義，令西方得以積聚財富。該章藉着史實之鋪陳，以展示西方自工業革命的經濟發展都跟全球分工、無節制地開發天然資源有密切關係。皮凱提在書中稱，「簡單而言，殖民主義跟軍事支配讓西方以自身利益組織世界經濟，並將世界其他地方貶抑為持久的邊緣地位」。這也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抱怨。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長年就減排爭持不下，也是基於這一歷史因由。
皮凱提在講座中稱，現時的全球經濟體系有利發達國是長年歷史發展的結果，不能將殖民主義遺產怪罪某一兩個國家，但當我們思考如何公平地再分配全球財富時必須兼顧這一歷史脈絡。
西方須提出更積極公平的發展模式
「民主倒退」近年成為熱門話題，西方民主制度近年出現疲態，無力根治民生問題，反而以效率見稱的「中國模式」備受青睞。如何回應中國的挑戰成為不少學者的思考問題。對此，皮凱提認為西方必須提出一個「更積極、更公平的發展模式」取信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你不能只說：『我們有法治、有民主，你們應完全認同我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根本不是事實，我們的制度也有很多問題」。
最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便再次顯示西方跟發展中國家的分歧。西方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希望封殺俄羅斯的能源出口，結果導致全球能源價格上漲，印度巴西這些發展中國家拒絕參與，繼續從俄羅斯輸入能源。皮凱提以此為例，指問題在於西方過去一直未有公平對待發展中國家，現在要求對方合作又未能提出具體的方案解決其所面對的問題，難以令人信服。
皮凱提既然揭示了環球經濟體系不少問題，也強調改變社會組織方法需時，這還算樂觀嗎？他的樂觀其實只在於點出，人類是有能力改變。不過，「樂觀」的皮凱提仍然被不少人認為改弦易轍。《紐約時報》記者4月訪問皮凱提時，便向他直言，對他現在說人類正朝正確方向發展感到難以置信，畢竟不平等已惡化了40年，就算說我們現在已較100或200年前平等也只是稍作慰藉而已。
皮凱提當時回應說，《21世紀資本論》表明了，歷史發展的關鍵不是大災難，而是積極建設的替代方案。他認為，這個始於美國獨立及法國大革命、走向更平等的過程在現代政治文化中的根基其實遠為深刻。最後，他憶述2014年曾跟美國民主黨著名進步派健將沃倫（Elizabeth Warren）公開討論，沃倫聽到他要對億萬富豪徵收每年5%或10%的累進財富稅時說：「嘩，這太多了吧。」但誰料到今天，美國總統拜登也要推出財富稅。皮凱提說：「事情可以改變得很快。」
也許皮凱提「樂觀」的更深刻理由，是世界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境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