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s of seeing:從控煙到禁煙 香港走得好前

文章日期:2022年06月19日

【明報專訊】「煙草終局」(Tobacco Endgame),擲地有聲。政府將展開相關草擬工作,並指這概念比控煙更進一步,以全面禁煙為目標。看數字,香港最新公布的吸煙人士比率為9.5%,新加坡為10.1%,日本為16.7%。香港的控煙進度早已領先其他發展地區,也比已擬定煙草終局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更接近目標吸煙率。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陳慧燕於2006年已開始留意香港控煙政策,當時好奇「連沙灘都禁煙,何以走得這樣前?」套用於官方今日的決絕姿態,這問題依然合適。

點解煙要禁、酒可賣?

陳慧燕修讀政治與文化研究出身,其博士論文〈不只是公共衛生:香港控煙的文化政治〉是她關注控煙政策的起點。時值2006年,政府通過大幅擴大禁煙範圍,包括餐廳、酒吧、公園、扶手電梯乃至室內公共地方等,引起迴響,「連泳灘都要禁,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是好大力度控煙,何以要走到這樣前?當時想一定有醫學以外的其他因素」。2008年,政府撤銷所有與葡萄酒稅有關的清關及行政管制措施,圖令香港成為亞太區的葡萄酒業中心,陳慧燕質疑如此一邊禁煙、一邊販酒的理據何在。按世衛標準,酒精、毒品,以及能引起成癮行為的尼古丁和咖啡因等,都是刺激精神物質(psychoactive substances)。酒精能引致即時和短期危害如暴力和交通意外,以及慢性疾病,也可為生活或人際關係帶來影響。「酒精和煙草兩個商品,一個用來做生意,一個要打擊,我想找出背後原因。」這好奇也來自個人經驗,陳慧燕那時尚未因健康理由戒煙,自覺不介懷他人目光,但在街上吸煙也會感到不自在,「為什麼連我自己都在監控自己的行為?其實許多吸煙者都會調整自己的吸煙地點或時間,若從文化研究來看會怎解釋?」 

六七十年代控煙態度:尊重個人選擇

回看歷史,令她最感意外的是1960、70年代的控煙討論頗為開放、尊重個人選擇,不如今天般強硬。1964年,美國吸煙與健康諮詢委員會發表了首份關於吸煙與健康的報告,特別是與癌症的關係。香港政府於1972年成立臨時委員會,審視相關醫學理據和向政府建議控煙措施。「在委員會討論中,對健康的關注不是主導,反而有種意見是:吸煙可能危害健康,但如果一個成年人已經考慮這事實,他有權吸煙,覺得吸煙是知情的選擇(informed choice)。」其時吸煙是普及的消閒和社交習慣,如婚宴飯桌上都會備有煙和酒。

到80年代,政府開始收緊對煙草的監管,這與當時正盛的清潔香港運動相輔相成,銳意將香港從工業城市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而控煙亦有利提升人口生產力。政府於1982年訂立《吸煙(公眾衛生)條例》;美國公共衛生局和國家科學院在1986年分別發表2份論證二手煙危害的報告,可見香港在二手煙概念未普及以前,已有控煙決心。她形容政府一直追趕國際控煙步伐,2006年決定擴大法定禁煙區更是「超英趕美」。時任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左偉國曾表示,禁煙是全球行動和世界大趨勢,更說要使吸煙者不便,令他們戒煙。於陳慧燕看來,控煙一直是回應全球和世衛呼籲,顯示香港領導地位的手段,「從以前說煙草流行(tobacco epidemic)、禁煙(smoking ban),到現在的終局(endgame),都是一脈相承的」。

醜化吸煙者 社會參與其中

陳慧燕寫論文時,有一幕深印腦海:她坐在巴士裏,對面有對父女,女孩約莫3歲,指着父親恤衫口袋裏的煙盒說:「爸爸食少啲煙,吸煙危害健康。」陳慧燕強調,自己不是要否定醫學研究或認為吸煙值得推廣,「為何這種endgame的論述如此強?一個小朋友也說出口」。她轉而談到,公共管理關心的是政策可行性、成本效益;政府和煙草商等不同持份者的角力;文化研究則看人們如何賦予和理解事物的含義,這又怎樣影響人們的行為,「物件本無特定意思,我研究的是煙草,發覺不同年代對它的看法都不同。不僅是政府在醜化(stigmatize),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她闡釋,除了不可酒後駕駛,公眾對酒的態度顯然較寬容,但說到吸煙就要全面禁絕、教師不可吸煙,吸煙者總被認為違反法例、缺公德心。煙草予人危險的印象,影視作品慣用其來塑造不羈冒險的人物;傳媒報道火災時,若肇事者為煙民,會語帶責備。儘管垃圾食物在美國導致肥胖症流行(obesity epidemic),眼下香港明星可賣快餐廣告、啤酒廣告,「但花姐不會讓姜濤去賣煙草廣告」。

回說80年代控煙,有政府帶頭之餘,民間也因臨近回歸,藉此機會建立文明、乾淨、富裕、有公德心的身分認同,將內地人視為他者。在電影如許冠文擔演的《合家歡》中,新移民常被塑造成污糟邋遢、教育水平不高的吸煙者。回歸後公眾對香港媲美曼克頓或紐約等大城市的願景,與排拒吸煙者的看法互為表裏。至2000年代,亦有官方論述指香港躋身世界控煙先鋒的話,可成為內地人榜樣,減少內地吸煙禍害。時移世易,日前參與視像座談會《2022年內地–香港控煙學術交流活動》的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內地的控煙措施值得香港參考借鏡。

控煙背後的邏輯

陳慧燕說政府對吸煙者所用的醜化策略,亦見於清潔香港運動,如印有「亂拋垃圾,人見人憎」字句的海報、垃圾蟲;也曾用在愛滋病患者、綜援戶,乃至2003年SARS疫情時,怪責不戴口罩、不洗手的市民。「相信這在公共衛生界都有討論,我們想達至社會共同利益時,應該用什麼策略?是否包括醜化他人的策略?」她的論文歸納出「新自由主義公民的民粹政治」,來詮釋政府控煙背後的邏輯。「新自由主義公民」的精神是將自由主義強調理性、精明、金融至上的看法,套用在非經濟層面如公共衛生上,「即市民要聰明、照顧好自己,包括做運動、少飲酒、不食煙,不能成為社會負累,而是要有生產力、貢獻社會」。而民粹政治,則是要透過樹立共同敵人,在這個討論中等同吸煙者,以讓社會團結一致。她認為回歸以後,控煙是政府少數成功爭取跨黨派甚至大眾支持的政策。 

「煙草終局」少爭議

在2006年討論修訂控煙法例時,社會尚有顧及吸煙者的意見,如當時的中大哲學系教授張燦輝雖非煙民,但受訪時表示尊重煙民權利,認為在校園室外禁煙是矯枉過正,若室外吸煙者不影響他人,難以說通為何不准吸煙。梁文道則撰文質疑,「無煙校園」是視煙如仇的意識形態,而非平衡煙民與非煙民的權益。不過,陳慧燕指大眾普遍接納政府的醜化論述,如吸煙危害他人、成為社會負擔,坊間亦沒有爭取煙民權利的組織。今次提出的「煙草終局」,社會爭議聲更少, 她個人認為是由於市民習慣了佩戴口罩、更重視空氣質素,對脫下口罩在街上吸煙的行為自然更加反感;而且近年公民社會萎縮,討論和表達民意渠道減少,令市民對施政不置可否,「有種無力感,就算反感也不說出來。像防疫措施也有這樣的情况,初期較多討論,現在也沒有了」。 同樣地,她觀察到政府除了用民粹政治邏輯,近年多了採取不需要挾民意的威權手段。

家長式管治手法控煙

她坦言在研究前後,均鮮見談論香港控煙沿革的專著,若想拓闊對煙草的思考角度,推薦讀Tobacco: A Cultural History of how an Exotic Plant Seduced Civilization(2001),以及Tobacco in History: The Cultures of Dependence(1993),從兩書可見出煙草除了是關係健康的商品,與殖民、醫學與宗教也密切相關。另一本則是Globalizing Tobacco Control: Anti-smoking Campaigns in California, France, and Japan(2005),她指出雖然全球對控煙漸有共識,連吸煙者都說得出有哪些遺害,但各地規管手法不一,「例如法國執法好鬆散;日本較尊重禮儀,會劃個地方給吸煙者;我們就是禁絕,反映家長式管治」。就如同今日面對疫情,各地對佩戴口罩、注射疫苗的力度各異,「證明了醫學證據並非決定公共衛生政策的唯一因素,它是多種文化、歷史因素交錯而成的結果,例如社會對公民責任、口罩的看法也有影響」。

文˙ 梁雅婷

{ 圖 }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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