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煙草終局」（Tobacco Endgame），擲地有聲。政府將展開相關草擬工作，並指這概念比控煙更進一步，以全面禁煙為目標。看數字，香港最新公布的吸煙人士比率為9.5%，新加坡為10.1%，日本為16.7%。香港的控煙進度早已領先其他發展地區，也比已擬定煙草終局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更接近目標吸煙率。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陳慧燕於2006年已開始留意香港控煙政策，當時好奇「連沙灘都禁煙，何以走得這樣前？」套用於官方今日的決絕姿態，這問題依然合適。
點解煙要禁、酒可賣？
陳慧燕修讀政治與文化研究出身，其博士論文〈不只是公共衛生：香港控煙的文化政治〉是她關注控煙政策的起點。時值2006年，政府通過大幅擴大禁煙範圍，包括餐廳、酒吧、公園、扶手電梯乃至室內公共地方等，引起迴響，「連泳灘都要禁，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是好大力度控煙，何以要走到這樣前？當時想一定有醫學以外的其他因素」。2008年，政府撤銷所有與葡萄酒稅有關的清關及行政管制措施，圖令香港成為亞太區的葡萄酒業中心，陳慧燕質疑如此一邊禁煙、一邊販酒的理據何在。按世衛標準，酒精、毒品，以及能引起成癮行為的尼古丁和咖啡因等，都是刺激精神物質（psychoactive substances）。酒精能引致即時和短期危害如暴力和交通意外，以及慢性疾病，也可為生活或人際關係帶來影響。「酒精和煙草兩個商品，一個用來做生意，一個要打擊，我想找出背後原因。」這好奇也來自個人經驗，陳慧燕那時尚未因健康理由戒煙，自覺不介懷他人目光，但在街上吸煙也會感到不自在，「為什麼連我自己都在監控自己的行為？其實許多吸煙者都會調整自己的吸煙地點或時間，若從文化研究來看會怎解釋？」
六七十年代控煙態度：尊重個人選擇
回看歷史，令她最感意外的是1960、70年代的控煙討論頗為開放、尊重個人選擇，不如今天般強硬。1964年，美國吸煙與健康諮詢委員會發表了首份關於吸煙與健康的報告，特別是與癌症的關係。香港政府於1972年成立臨時委員會，審視相關醫學理據和向政府建議控煙措施。「在委員會討論中，對健康的關注不是主導，反而有種意見是：吸煙可能危害健康，但如果一個成年人已經考慮這事實，他有權吸煙，覺得吸煙是知情的選擇（informed choice）。」其時吸煙是普及的消閒和社交習慣，如婚宴飯桌上都會備有煙和酒。
到80年代，政府開始收緊對煙草的監管，這與當時正盛的清潔香港運動相輔相成，銳意將香港從工業城市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而控煙亦有利提升人口生產力。政府於1982年訂立《吸煙（公眾衛生）條例》；美國公共衛生局和國家科學院在1986年分別發表2份論證二手煙危害的報告，可見香港在二手煙概念未普及以前，已有控煙決心。她形容政府一直追趕國際控煙步伐，2006年決定擴大法定禁煙區更是「超英趕美」。時任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左偉國曾表示，禁煙是全球行動和世界大趨勢，更說要使吸煙者不便，令他們戒煙。於陳慧燕看來，控煙一直是回應全球和世衛呼籲，顯示香港領導地位的手段，「從以前說煙草流行（tobacco epidemic）、禁煙（smoking ban），到現在的終局（endgame），都是一脈相承的」。
醜化吸煙者 社會參與其中
陳慧燕寫論文時，有一幕深印腦海：她坐在巴士裏，對面有對父女，女孩約莫3歲，指着父親恤衫口袋裏的煙盒說：「爸爸食少啲煙，吸煙危害健康。」陳慧燕強調，自己不是要否定醫學研究或認為吸煙值得推廣，「為何這種endgame的論述如此強？一個小朋友也說出口」。她轉而談到，公共管理關心的是政策可行性、成本效益；政府和煙草商等不同持份者的角力；文化研究則看人們如何賦予和理解事物的含義，這又怎樣影響人們的行為，「物件本無特定意思，我研究的是煙草，發覺不同年代對它的看法都不同。不僅是政府在醜化（stigmatize），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她闡釋，除了不可酒後駕駛，公眾對酒的態度顯然較寬容，但說到吸煙就要全面禁絕、教師不可吸煙，吸煙者總被認為違反法例、缺公德心。煙草予人危險的印象，影視作品慣用其來塑造不羈冒險的人物；傳媒報道火災時，若肇事者為煙民，會語帶責備。儘管垃圾食物在美國導致肥胖症流行（obesity epidemic），眼下香港明星可賣快餐廣告、啤酒廣告，「但花姐不會讓姜濤去賣煙草廣告」。
回說80年代控煙，有政府帶頭之餘，民間也因臨近回歸，藉此機會建立文明、乾淨、富裕、有公德心的身分認同，將內地人視為他者。在電影如許冠文擔演的《合家歡》中，新移民常被塑造成污糟邋遢、教育水平不高的吸煙者。回歸後公眾對香港媲美曼克頓或紐約等大城市的願景，與排拒吸煙者的看法互為表裏。至2000年代，亦有官方論述指香港躋身世界控煙先鋒的話，可成為內地人榜樣，減少內地吸煙禍害。時移世易，日前參與視像座談會《2022年內地–香港控煙學術交流活動》的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內地的控煙措施值得香港參考借鏡。
控煙背後的邏輯
陳慧燕說政府對吸煙者所用的醜化策略，亦見於清潔香港運動，如印有「亂拋垃圾，人見人憎」字句的海報、垃圾蟲；也曾用在愛滋病患者、綜援戶，乃至2003年SARS疫情時，怪責不戴口罩、不洗手的市民。「相信這在公共衛生界都有討論，我們想達至社會共同利益時，應該用什麼策略？是否包括醜化他人的策略？」她的論文歸納出「新自由主義公民的民粹政治」，來詮釋政府控煙背後的邏輯。「新自由主義公民」的精神是將自由主義強調理性、精明、金融至上的看法，套用在非經濟層面如公共衛生上，「即市民要聰明、照顧好自己，包括做運動、少飲酒、不食煙，不能成為社會負累，而是要有生產力、貢獻社會」。而民粹政治，則是要透過樹立共同敵人，在這個討論中等同吸煙者，以讓社會團結一致。她認為回歸以後，控煙是政府少數成功爭取跨黨派甚至大眾支持的政策。
「煙草終局」少爭議
在2006年討論修訂控煙法例時，社會尚有顧及吸煙者的意見，如當時的中大哲學系教授張燦輝雖非煙民，但受訪時表示尊重煙民權利，認為在校園室外禁煙是矯枉過正，若室外吸煙者不影響他人，難以說通為何不准吸煙。梁文道則撰文質疑，「無煙校園」是視煙如仇的意識形態，而非平衡煙民與非煙民的權益。不過，陳慧燕指大眾普遍接納政府的醜化論述，如吸煙危害他人、成為社會負擔，坊間亦沒有爭取煙民權利的組織。今次提出的「煙草終局」，社會爭議聲更少， 她個人認為是由於市民習慣了佩戴口罩、更重視空氣質素，對脫下口罩在街上吸煙的行為自然更加反感；而且近年公民社會萎縮，討論和表達民意渠道減少，令市民對施政不置可否，「有種無力感，就算反感也不說出來。像防疫措施也有這樣的情况，初期較多討論，現在也沒有了」。 同樣地，她觀察到政府除了用民粹政治邏輯，近年多了採取不需要挾民意的威權手段。
家長式管治手法控煙
她坦言在研究前後，均鮮見談論香港控煙沿革的專著，若想拓闊對煙草的思考角度，推薦讀Tobacco: A Cultural History of how an Exotic Plant Seduced Civilization（2001），以及Tobacco in History: The Cultures of Dependence（1993），從兩書可見出煙草除了是關係健康的商品，與殖民、醫學與宗教也密切相關。另一本則是Globalizing Tobacco Control: Anti-smoking Campaigns in California, France, and Japan（2005），她指出雖然全球對控煙漸有共識，連吸煙者都說得出有哪些遺害，但各地規管手法不一，「例如法國執法好鬆散；日本較尊重禮儀，會劃個地方給吸煙者；我們就是禁絕，反映家長式管治」。就如同今日面對疫情，各地對佩戴口罩、注射疫苗的力度各異，「證明了醫學證據並非決定公共衛生政策的唯一因素，它是多種文化、歷史因素交錯而成的結果，例如社會對公民責任、口罩的看法也有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