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創作人哪會想到，一首《最後的信仰》經歷一段時間後，會真的捲入關於信仰的爭論？林二汶推出新歌《中華頌》後，資深fans以7000字長文回應，裏面提到林追隨「玄武財神殿」師尊，引起許多人對此宗教組織的好奇甚至非議。在你來我回的論戰中，牽涉「邪教」爭辯，在宗教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這個題目？
記者走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下稱神學院）請教專研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教授邢福增，又透過網絡通話訪問傳媒逢遇「邪教」議題必問、同學院的另一位教授龔立人，二人均說不為正邪定分界，難道不分是非？非也，這一課不討論師尊信不信得過，而是給大家小錦囊傍身，當說着「邪教」、「異端」時，宜帶上一份小心謹慎，埋頭討論尚有智慧，也算修煉一種護身大法。
什麼是異端？
「宗教研究主要將宗教當作是社會現象，因為宗教牽涉到人、信眾，即宗教組織及團體，不論是什麼規模、形式，又牽涉到思想、禮儀，與社會有很多互動，所以宗教研究基本上是處理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發展如何影響宗教的發展，宗教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所以不會去判定哪個宗教是正邪、異端。」邢福增由此解釋「異端」的概念，是宗教內部相對於「正統」的詞，「這很明顯是一個很基督宗教的概念，在耶穌升天之後，初期教會以為耶穌好快回來，但後來一直沒有，於是他們要處理很多問題，要釐清教義，人人對教義、經典各有詮釋，其時教會就有些教父，即是神學家，開始討論這些問題，對於所謂正統的教義有把尺，不符這把尺就判為異端。」這個詞後來變得廣泛，「但就算點廣泛都好，應該都是牽涉宗教內部，通常不會跨越一個宗教稱另一個宗教是異端」。
沒有宗教是唯一絕對
到今天基督教派有分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等，邢福增說：「近幾十年基督教內部也很少公開說異端這個詞，對教義上不同的教派會稱『別異教派』或『非主流教派』，我們也要承認現在是多元宗教的世界，某一個宗教不可自己聲稱是唯一絕對，去否定他人，你有你、我有我各自去宣講、見證、實踐。」
五餅二魚去神話化？
「宗教的出現是（回應）各種訴求，由醫治身體到希望風調雨順，個人的功利想法以至靈性修為、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或想重建社會等，而宗教都有一種千禧年式對末世的期盼，認為最終會有審判，天國會再來，這也是反映人對現世不滿，現在有多不好，等將來會好些；現在不是善有善報唔緊要，將來會審判現在的衰人。」而一些新的宗教出現，邢福增說有種看法是未償的債（unpaid bill），「我們應該找的數沒有找，應該做的做得不好、不夠，所以這些異端回應了這個情况，主流教會覺得我們做得好些，邪教、異端的市場就細些，會這樣自己反省」。
為符合理性 神蹟再演繹
歷史久遠的宗教傳統，也會面對社會趨現代化的挑戰，在基督教派裏也有人想過，是不是應該更科學地說五餅二魚的故事。邢福增說：「19世紀啟蒙運動之後，社會開始重視理性，對現代世界有很多問題，當時亦有人認為要回應這個情况，令基督教變成一個符合理性的宗教，如提出《聖經》的神蹟是否真的神蹟？有這樣的解釋：五餅二魚是首先一個小孩把自己的餅和魚拿出來分享，感動了其他人，也拿出自己的一份。因為神話不符合理性科學，當時有個做法是將基督教去神話化，令基督教變成更人文、理性的科學，不過在基督教入面又會有人覺得這樣做太離經叛道，所以又會說成是異端。」
新興宗教 如何迎合現代社會要求？
若從五餅二魚這樣解下去，《聖經》故事全都要求一個科學說法，耶穌還是不是神？邢福增答道：「那就是視耶穌是一個偉大的人格，有些人覺得咁搞法沒有了宗教性，只餘道德倫理，於是教會內部對此不斷有不同主張，永遠有這個拉扯。基督教入面會有人覺得這樣太遷就現代，沒了基本，變成fundamentalism與modernism的爭論，後者要將基督教變成摩登，另一班人就認為要堅持。」
曾教授「新興宗教」這門課的龔立人介紹，「西方上世紀60年代有種世俗化的理論，認為社會已不再需要宗教，宗教在這社會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式微，所以去教會的人少了，但宗教學者的研究就認為其實不然，只不過是由一個以往在西方以基督教、天主教為主的社會中，變成不是以基督宗教為主的一個社會，甚至新興宗教出現，不再是以往我們所理解的宗教模式，反映着我們的社會有很大變化。而我們對宗教的理解仍習慣於舊時的形式，或習慣於舊時對宗教的期望，可能在今天已不再是這樣。」
什麼宗教才算新興宗教？他指出定義「有好多種可能性」，「有些人是從日期去定義，某段時間多了非主流宗教出現，在西方世界是19世紀中期呈現這現象，昔日社會穩定一點，宗教就扮演社會穩定的功能，現代人由農村搬去城市生活，面對工業化及很多新的問題，昔日的宗教未必回應到人的需要，所以有些新的宗教出現。一般來說，我們會說它們不是一些傳統宗教或公認的宗教，而是分散出來的、有新的發展、傳遞的方式不同，新興宗教放在研究中是以一個movement（運動）的概念去講」。
傾向個人性 混合形式多
他舉出新興宗教的一些特色，「在現代社會，宗教傾向個人性更多，因個人需要而投入宗教，多於強調宗教對社會的意涵是什麼；第二，一種混合的形式會更多，不是以往分類得比較清楚，而是這邊合用就會攞（一些元素），那邊合用又攞，自己組成一個宗教信仰、理念，會看到新興宗教的吸引，是補足已有宗教做不到的事。這種新興宗教在最初期的發展，靈驗是很重要的，即中國人所說的「靈」，可以是財政上好靈，也可以是健康上很靈。但當一個宗教營運下去，就會出現困難，若有另一宗教更靈，信眾就會去投靠別的；又要保證靈下去，以及信眾只因靈投靠的話，水平會很低，所以這些新興宗教的發展，早期靠靈，但持續下去就會走向道德、學理層面，才解釋到有日不靈時仍可繼續信、吸納水平較高的人繼續來」。
「邪教」在中國 如何被定義？
有趣的是，關於宗教的概念放在中國以至東方，未必是同一個模樣。宗教的定義，邢福增說「有n咁多個」，「第一是神聖的對象；第二是有一種belief（信仰），由此建構教義；第三是經卷，如基督教有《聖經》；最後是有群體凝聚在一起，如教會組織」。但中國人拜土地，可以既沒有土地教會，各有各拜，也沒有依據經卷來拜。「這些元素是比較institutional（制度化）的宗教元素，而中國特色的，我們叫diffused（分散式）的宗教。」
所謂正統，在中國亦有不同，「我們常以為中國的正統是儒家，但儒家也是被統治者利用，看中儒家維持社會秩序穩定，所以以前有種說法認為儒家是正統，所有非儒家的就是邪教，但中國一直以來宗教都很多元，很多佛教、道教等教派在傳播，學者會指出只要這些教派沒挑戰正統，即以儒家為中心的禮教、社會秩序，統治者就不會郁你，除非覺得你危害社會道德，或社會秩序，有造反威脅，地方官或朝廷就會判為邪教」。
民間信仰納百川
「邪教」又怎樣定義？他舉例1928年國民政府頒佈的《神祠存廢標準》，「當時知識分子開始推崇科學、理性，覺得宗教都是迷信，但複雜的地方是，國民政府在憲法上又標榜宗教自由」。於是就出現這個宗教「分類法」，「《標準》列出什麼神可以保留、什麼要廢，如應該保存的包括先哲類，孔子、神農、黃帝、岳飛、關帝，這些偉大先賢都可以；第二類是宗教類，菩薩、道教的老子、呂祖都ok，一神教的如回教、基督宗教又ok。而『立雜』的就不要了，當時統稱為日月星辰之神、山川土地之神，又再加一類是『淫祠』，如齊天大聖、狐仙、財神」。不過國民政府控制力有限，執行不易，「1949年之後，中共就在迷信前再加封建兩個字，在50年代對社會控制力強，以政治運動破除『封建迷信』，基本形成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是政府『承認』的，基本上在這些宗教之外，很多都變成處境比較艱難，至改革開放後又有復興。後來學術界開始呼籲不如客觀一些，叫作民間信仰，宗教局2005年表示增設第四司管民間信仰」。
正與邪 基於社會、政治被建構
龔立人認為用「邪教」一詞時要很小心，「這個正與邪不是絕對，是因應社會文化、政治關係，被人建構出來的，它亦可能與宗教內部的權力、鬥爭製造出來的正與邪有關，所以我會說，這個詞對公眾來說是容易掌握、明白，但好易陷入標籤，認同某一種對正的理解，而某種對正的理解是一種權力」。
「乜都可以加個邪字」
「從學術來說要好小心，就如（造成沙林毒氣事件的）日本奧姆真理教，究竟這個教是不是邪？若因為它違法製造了傷亡，任何組織都可能有這種情况，換句話講，也能說邪學校、邪保險公司，乜都可以加個邪字，我想指出的是，這個『邪』特別針對宗教的話，我們會忽略了世界上有不同的組織、團體都有邪的成分，如奧姆真理教違法，還違反人的道德、常理，我就情願講它是違法、違反追求美善的組織，情願說得具體一些、清楚一些，多於含糊地用『邪』這個字」。
往日香港宗教界亦曾就法輪功有過一場辯論。1999年，內地最高法院就邪教定義為「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製造、散佈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而邢福增說當時「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法輪功可以公開活動，香港沒有對邪教的定義，犯了法話知你咩教」，「2001年時特區政府想探口風，是否香港都要立法規管邪教組織，因為面對一種尷尬，為何中國定了它是邪教，在香港可以公開行動？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為此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邀請香港不同的宗教團體對香港是否要規管邪教組織表達意見。當時有人認為要解決邪教問題，但大家覺得這件事比較危險，香港向來不會定義宗教或邪教，若有宗教人士殺人放火、騙財騙色，用現有的法律已足夠起訴」。而時任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就在回覆議員關於法輪功的提問時，強調《基本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香港人權法案》亦有此保障，「特區政府致力維護宗教自由」。
守宗教自由底線 「犯法就由法律處理」
邢福增說：「在宗教自由的角度，理論上即使不同意一個信仰，也要尊重它的存在，不能因為我唔鍾意你就否定你存在的價值，這有點危險，如借助政治力量打壓小教派就更恐怖，『異端』也有存在的自由，前提是不作危害生命、犯法的事，犯法的話就由法律去處理。」但即使我們認為一個宗教看起來不妥，難道真的要等到出事才可應對？龔立人也提出類似觀點，「我們都期望一個宗教可令人安身立命，我只是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好大的包容度，而不是監察、鑑定究竟這些宗教是邪還是不是邪，不是這樣的角度，若它是違法的，我們就用法律去處理」。他還提醒對於宗教的一個問題，「好多時對於新興宗教都有一種剝奪理論，即認為信這些教的人一定是心靈有缺陷，這亦對宗教與信教者有種標籤」。
公民社會監察 健康地懷疑
但兩名學者都解釋並非一句宗教自由就「大晒」。邢福增說：「總之唔教人殺人放火、斂財、偷呃拐騙，也就不能說是迷信，因為所有宗教都有些東西是以科學理性解釋不到的，基督教都有。」他又說：「而如果有些未犯法，但你認為有混亂的，社會可拿出來討論，台灣都試過有宗教亂象，如宋七力這樣被神化了的宗教人物，社會也會討論應當如何監管。」龔立人則建議大家抱「健康的懷疑」，「有些事要好小心平衡，我不是說不應該『做嘢』，但要好小心不會過火，令我們整個社會之後每件事都要填form、要交代。反而我們可同時發揮公民社會的監察力量，不是製造標籤，而是大家健康地討論、健康地懷疑，不需要完全對人尊重到一個地步是問題都不應該問，我覺得也不應是這樣，鼓勵一種健康的懷疑，了解宗教是什麼、邪教是什麼，這種民間社會的關注討論好過只是加強政府的執法力。」
而被叫作「邪教」的組織也會覺得受壓迫，邢福增認為，「這其實是一個公民社會要學習如何處理不同的看法，有時都真的不容易，但大家要互相提醒，宗教自由的底線要守番住，不是說可以亂來的自由，但要有底線」。《最後的信仰》無論如何被演繹，仍是一首無可被否定、可以一直陪伴我們的好歌：來日想打妖怪先要做人去，是為保住自己一副無邪之軀，好好過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