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過去一個多星期，小市民茶餘飯後大談議員容海恩的「國之大義」。在香港，偶爾也在報上看到有人要脫離父子、母女關係等，但家嫂要脫離「爺媳」關係，有點少見；而且，此非家庭糾紛，事涉國家安全，恐怕在香港當屬首例。
有人說，這類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期間，公開與政治有問題的父母子女「劃清界線」，著名例子包括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和兒子劉允真，他們曾在文革期間的大字報上「與自己的反動老子徹底決裂」，據說是江青及他們倆的母親（劉少奇的前妻）慫恿的。文革的「滅親」事件，在華人社會裏被反覆回憶，是當代中國政治的悲劇之一。不過，容議員此事卻應驗了馬克思改裝黑格爾的話：一切偉大歷史事件及人物會出現兩次，一次是悲劇，一次是鬧劇；我稍為看過社交媒體上的反應，似乎笑聲真的多於罵聲與哀嘆。
好幾年前因為做研究，曾訪問過當時剛上任的容議員，我對她的印象其實不壞，也覺她好像跟這個政治大染缸有點格格不入。身為建制派與袁彌昌結婚，自然多了兩位反對派的近親，即家翁袁弓夷與小姑袁彌明，再加上香港政局的大變動，容海恩在公私世界的拉扯中多少感到有點迷茫。迷茫之中，她又要有個正確方向，就是國家的大義，對國家的忠誠。
忠誠本來不是壞事，視乎性質與對象。從「忠」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建制與反對派各自不同的思考、行動邏輯及政治文化。
反對派的忠誠對象
我這裏先簡單講一下反對派，這雖非本文主題，但可以做個對比。對反對派來說，忠誠通常並不是具體對象，而是抽象的價值與原則，例如「自由」、「政治平等」、「自主」等，內容是什麼，各自表述。甚至可以說，反對派反對的對象很清晰（「反國教」、「反送中」等），但卻拒絕忠誠於任何具體人物、機構以至制度。發展至2019年的「無大台」口號，可以說是這個邏輯的極致，英文一般翻譯成leaderless，就是指拒絕跟從任何領袖或領導團體。另一個有趣例子便是被稱為「民主之父」的李柱銘，雖然也算有些粉絲支持者，但似乎更多人想「弒父」。我在一個視頻上，看過一名十七八歲的社運少女，在一街頭集會中當眾指罵李柱銘當年支持回歸，出賣香港人。我相信現場有人像我一樣，不同意她的見解，認為她完全不了解當年的歷史，錯怪了馬丁，但當時並沒有人說她「出言不遜」，也沒什麼人來為他辯護，八十歲的老人家，身為民主運動的領導人物，要委屈地細說當年，為自己的過去解畫。俗一點說，香港反對派就是「冇大冇細」，不忠於任何權威（紅起來的「教主」、「國師」或KOL，通常也只是短暫紅人），只有抽象忠誠，如果有什麼具體的忠心對象，恐怕就是自己。
至於建制派則完全相反，「忠」當然很重要，對象也具體得多，而且愈來愈具體：國家、中央、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至所有跟國家有關的象徵，能代表國家的人物。而且，這個價值，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時代裏，更成為至高無上的「政治判斷」。這四個字我是從劉兆佳教授那裏學來的，他還說，這不是「政治審查」。然而，「忠」的對象雖然具體，但該如何表達？這便成為一大問題，這好像也是一種審查，甚至要與人爭逐「忠」的資格。建制派雖有「忠心」認證，卻時刻感受到「表忠」的需要，而且，這種感受也是一種焦慮：到底怎樣才是一種恰當的表達方法？我會否比別人差？
雖然許多人說香港大陸化，但政治世界及語言畢竟仍然是「一國兩制」，我不敢斷言日後會否跟內地沒有分別，但現在要無縫接軌，還是未能做到，也不容易。建制派來源複雜，跟內地地方幹部相比，又缺乏長期政治思想教育及學習，選拔及評審也遠遠及不上內地那樣統一及系統化，因此，香港建制派要表達忠誠並不容易，而最根本的問題是，那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語言，前特首梁振英這一類國家領導人，當然心領神會，但許多建制派並不是都倒背如流、融會貫通的。
具香港特色的「高級黑」「低級紅」
有一位反共、被指分裂祖國的家翁，該如何撇清關係？便頗費煞思量，容海恩身邊也許有很多高人指點，卻沒有標準答案，自創答案，很可能變成一種具有香港特色「高級黑」或「低級紅」。我不知國安公署諸公對容海恩的「劃清界線」是否滿意，但引來坊間的笑談，恐怕他們也不會高興到哪裏去。
最近，因為全城建制派也在學習習近平思想及講話，因此，如何評議、引申以至讚譽，又成為另一件不容易做的功課。
在香港電台節目《同理．繼續傾》中，電台創作總監及主持馬浚偉訪問另一名立法會議員陳曼琪，二人一唱一和，大談習主席在回歸25周年的講話。他們當然對主席讚譽有加，但當中幾句說話卻又成為媒體及社交媒體廣泛流傳的「佳話」。陳曼琪形容自己讀後很感動，感到「毛管戙」；馬浚偉則說，這篇講話像九陽神功，打通任督二脈。廣府話裏的「毛管戙」一語雙關，用來形容「感動」無不可，但更多的是指一些令人難受的聲音或肉麻的話；至於武俠小說式幻想，又是否適合形容偉大領袖？我真的沒有聽過內地的高級或基層幹部會這樣形容習近平思想。如果我是國家領導人，我會懷疑這些是否真心之言，還是一種暗諷。
這些當然都不是故意的諷刺，而是一種意外的幽默。文學不是我本行，我無法提供學術及系統性的討論，但我讀過李歐梵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區分諷刺與幽默，對我思考這個問題很有幫助。他指諷刺是把對象扭曲變形，而成搞笑對象，幽默則來自反諷（irony）及顛倒，對人性處境保持一種距離，讓讀者觀照自己及別人的處境，看出荒謬及怪異之處。
香港的新政治世界，令我想起一部很久以前看過的荒誕劇。在上世紀蘇聯及東歐共產陣營倒台之後不久，我在香港看過中英劇團改編哈維爾的劇作《備忘錄》（The Memorandum），劇中的官僚機構有點像今日建制派的生態：一個本來刻板無聊的辦公室，突然收到上級的通知，為了增加效率，所有人也要學習一種新語言，稱之為Ptydepe，並宣稱這種語言能更精準傳意。辦公室裏的員工努力學習及適應，產生各種笑料，同時，因為有人反對及抵制而觸發環繞權力及語言的辦公室政治。
哈維爾創作這部作品，正是1960年代，他在思考後捷克極權主義社會的權力邏輯。若他在生活在香港，應該很想寫《備忘錄》的續集或香港版。香港的新政治語言，小市民如我當然覺得猶如一種陌生的外語，要學也不知從何學起，更多的人是提不起任何興趣學習；但更有趣的是，有一群政治人物對這套語言相當雀躍，大講特講，自己牙牙學語，卻自許為導師、專家，教導我們小市民。然而，這些新貴自己卻沒有受過多少訓練，只能把外語當作母語來講，既脫不掉各種口音，引喻失義，自創各種怪誕修辭，每天為我們提供一種有新香港特色的幽默及荒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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