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天的香港人煩上車難、租樓貴，被迫住劏房，仰望對面的豪宅。百多年前的香港人也面對同樣處境，每晚擠在唐樓的狹窄牀位，樓上鄰居養豬、樓下養雞，辛苦賺來的血汗錢，用來交租給坐擁半山物業的富裕華人。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朱慰先（Cecilia L. Chu）在新書 Building Colonial Hong Kong: Speculative Development and Segregation in the City，剖析1880年代到1930年代的香港城市規劃如何發展，社會不平等如何形成；但城市無論如何規劃，香港由開埠至今，投機、炒樓的特色始終不變。
有錢人愛投資太平山街
百年前的香港是什麼樣子？朱慰先節錄20年代的報紙投稿，投稿人署名為「Chinese Hongkongite」，批評當時內地移民來港投資拉高樓價，不應只有歐洲人獲安排土地建隔離區，不同種族的人都應該有同等待遇。「他（投稿人）說『我們不要再分香港的華人或者香港的洋人，我們大家都是香港人，我們要對抗那些有錢人，就算你是印度人又好，葡萄牙人、華人又好，我們都suffer from投機和地價貴，不如我們大家都是香港人。』」朱慰先感到意外，原來百年前的香港人同樣因為炒樓而思考身分認同，抗拒他者。「如果你將這段說話放在今日，你可能認不出是100年前的事，這種心態是好interesting。」
香港由什麼時候變成高樓價的投機都市？時光倒流到1840年代，香港政府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開源節流，因為除了軍事開支，英國政府一概不負責小島的任何財政支出。朱慰先稱從開埠初期的城市規劃和建築風格，也看出香港政府不太願意花錢好好規劃這個城市。「英國政府要香港政府自給自足，其實就無太多資源去做一些好grand的規劃，你見到感覺好ad hoc（臨時），中環、上環、西營盤這些地方，沒有很大的路，沒有像印度一些好grand的城市，也沒有很有名的建築師。」今天香港珍而重之保留的法定古蹟，在當時也不算十分突出。
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港，不能對進口商品收關稅，香港政府庫房的一大收入就來自賣地，從19世紀開始，香港就走高地價政策。當時的地主，也發明出香港獨有的房屋——唐樓。唐樓和洋樓的分別，在於唐樓可以分租，洋樓只能租予一個家庭，不能分租。所以唐樓租金收入較多，有錢人都想投資唐樓。「太平山街的地很受歡迎，因為那裏的唐樓望落好嗱喳、破爛，但其實可以賺到好多錢。」雖然唐樓的建築方式來自廣州的竹筒樓，但因應香港為了容納更多租客、賺更多租金，唐樓慢慢演變得跟竹筒樓大相逕庭。朱慰先參考唐樓的結構圖，唐樓通常一排排背貼背式興建，令街道密密麻麻，每幢至少3層，每層可以容納5至6戶人，每戶大小如板間房，只夠放牀位，且衛生環境欠佳，租戶會在屋內養家禽。後來1894年爆發鼠疫，政府就收地清拆太平山街所有唐樓。
唐樓雖然叫唐樓，但不一定由唐人擁有。朱慰先統計唐樓密度高，亦是鼠疫爆發之地的太平山街，1895年初接近三分之一唐樓業主是非華人，包括歐洲人、印度人。當時窮苦華人多聚居在維多利亞城西邊，即今天中環街市一帶的下市（lower bazaar），以及太平山街，洋人商業區如政府機構、大公司都集中在維多利亞城中心。「但當後來愈來愈多華人的時候，唐樓愈來愈多，就逼過去洋樓那邊。」1904年推出《山區保留條例》（Hill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前，政府並無明確列明華洋分界，但規定建築物要與旁邊建築風格相同，「形成自然分區，山頂那些屋就是洋樓的模樣，你要在這裏建屋就要跟這個樣子，你在太平山或者華人區起樓，又要起番唐樓的樣子」。直到1877年，置地創辦人遮打爵士（Paul Chater）想將都爹利街的洋樓重建為唐樓，「但法例說如果建新屋要跟隔離外觀一樣，遮打爵士說無問題，於是把唐樓起到好似洋樓咁樣」。外觀上難以辨認唐樓和洋樓，華洋分界也變得模糊。
鼠疫後講衛生 反造成貪污盛行
洋樓亦不一定只住洋人或由洋人擁有，富裕華人也是住在半山的西式大屋。儘管《山區保留條例》列明山頂不容許華人居住，但華人仍可以購入山頂物業，再租給洋人。山頂曾建酒店，也容許華人入住，直到二戰後，政府為了鼓勵重建和發展經濟而廢除條例。「如果用經濟學角度解釋，其實隔離區是很不明智的決定，因為如果你不容許華人買樓，樓價就不會升，但反而太平山街下面那些樓就會不斷升值，不停炒樓。」因為華人數量比洋人多，而且更願意在香港投資。同樣情况也在印度出現。「印度加爾各答也有所謂black town、white town，其實是好模糊，印度人買了好多洋人區物業，印度政府也一定要讓他們買，因為政府都依賴印度本地人的資金。」朱慰先說華洋分界並非如大眾想像中壁壘分明，隱藏在各種條例下，仍有更複雜的現象。
她重新審視大眾習以為常的印象，這種對歷史的批判思維充斥全書。鼠疫後頒布衛生條例，是否就代表之後所建的房子一定符合衛生標準？結果反而造成貪污，不想守規矩的商人賄賂負責檢查的官員。實施租金管制後，市民生活是否真的變好？結果因為法例說建新樓不用租金管制，商人把舊樓拆掉重建，小市民反而流離失所，或業主騷擾住戶、弄壞門窗，以各種手法迫遷舊租客，再向新租客收貴租。「我想我為什麼會critical，是因為我好耐之前已經對人們essentialize一些事、簡化一些事件感到discomfort，這件事係咁就係咁，鬼佬係咁㗎喇，華人係咁，文化就係咁，男人係咁，女人就係咁。」但她質疑，社會現象、歷史是否真的可以以一句「不嬲都係咁」來簡單解釋，事實如我們想像般理所當然。她不滿意太簡單的答案：「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不fit in這些框框，於是我想找一個解釋，這些框框是怎樣形成。」
這可能跟她的身分認同有關。她在香港土生土長，14歲到加拿大讀書，25歲回流香港，之後再到美國攻讀博士。「我對香港好有感情，但其實我有半生不在香港住。」在加拿大她就開始思考民族、種族、性別的既有觀念。「我成日覺得自己在不同東西之間，我又不是真的香港人，又不是真的加拿大人，又不是真的美國人，但這3個地方我都生活過，而且好多人都會以為我是某一種人，這些分類又會令我有興趣去知道，別人這些assumption是如何構建，你會了解到他的historical experience如何構成這些概念。」以這種身分回望香港，也賦予她以一個新角度、外人的角度，更冷靜地分析香港。
保育懷舊勿太浪漫化
「譬如講保育，我有少少critical，我不是很comfortable啲人好懷舊，但有啲我自己都覺得懷舊，這是人性，講番以前你會覺得好陶醉，但romanticization（浪漫化、美化）是一樣危險的事。我會自己提醒自己，要有距離，如果你要分析社會，你自己有時要走番出來。」朱慰先是記錄與保護現代建築運動團體Docomomo的香港分會會長，但她也經常批判保育的意義，意思不是不應保育古蹟，而是要小心保育的方式和心態。太過懷舊、美化過去，反而會令我們忘記反省、批判殖民歷史。「歷史入面不是咁靚，不是樣樣嘢都是咁美好，其實有好多好痛苦的事，有好多不公平的現象。」如果我們只讚揚唐樓很舊很美，當成打卡點吃喝玩樂，而遺忘了百多年前在裏面生活的人的患難，甚至忘了批判過了100年，香港還有人住在劏房、香港貧富懸殊和房屋問題仍然很嚴重，保育就與歷史原意背道而馳。
保育不止保留建築物結構，還要傳遞其故事。「你如何interpret（闡釋）這些房屋，建築環境代表什麼，要真的有比較深入的歷史背景才有意思，讓我們的下一代了解到社會以前有很多複雜的dynamics（動態），還有好多不平等的事情。」如解說唐樓時，必須要提到以前唐樓成排依山而建、空間逼夾的街道樣貌，這才是唐樓的歷史意義。「你要了解唐樓如何代表香港，你一定要看以前，唐樓是跟好多好多唐樓一起，不是單獨一幢。」
香港人的懷舊思潮也是促使她研究英殖城市規劃和建築史的其中一個原因，這本書源自她10年前的博士論文。「以前香港對於建築無咩感情，什麼都拆，但突然間90年代開始，香港有種懷舊風氣，對唐樓、公共房屋很有感情。」她印象最深刻是清拆石硤尾徙置大廈，當時一窩蜂有很多人去石硤尾邨拍照留念，說很希望保留徙置大廈。「但你問番好多懷舊的人，其實他未住過徙置屋邨，我就好奇怪，你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石硤尾對他來說有什麼意義？」打卡的年輕人拍下石硤尾邨，把仍在邨內居住的居民當構圖背景，但對於這些老人家，其實他們一點都不覺得當年沒有廚廁的徙置單位有多好。「因為這件事，我就開始想，究竟什麼是歷史感，香港的historicity（歷史性），在最近十幾廿年是如何產生，而建築、建築環境有一個什麼角色。」
朱慰先想透過歷史，解構今天社會為什麼是這個模樣。她在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攻讀博士，涉獵建築、城市地理、亞洲研究等學科，Berkeley的左派學者亦啟發她以跨學科角度分析社會不平等現象。「什麼導致今天的社會不平等？資本主義有什麼問題？香港的社會不平等和印度、馬來西亞等殖民地又有什麼不同？」她一直追溯到1880年代，這是內地移民來港數量明顯增加的年代，內地資金大量流入，也令香港投機、炒賣風氣更盛行。「香港是投機、炒賣最intense的地方，其他殖民地都有這種情况，但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港，好多殖民地不是。」投機、炒賣從英殖時期就是香港的特色，香港依賴賣地收入，鼓勵內地移民來港投資，華人領袖得以在香港透過投資致富提升社會地位。雖然深受歧視、生活困難，但低下階層仍然相信在香港只要肯捱，總會有出頭天，在香港受歧視總比在內地饑荒打仗好，於是對社會不平等逆來順受。供求演變出唐樓、劏房的生活環境，「不只因為有錢人踐踏窮人，也不只是專制政府夾硬去做一些事，一個社會是不平等，其實大家都有份去維持這種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