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唔怕話畀咁多位讀者知，一開始我喺社交平台見到《第八位中國商人同消失咗嘅海員》嗰時，係有啲不明所以嘅感覺，直到攞本小說上手揭一揭，先發現係個好有歷史感嘅古仔，睇落去又會覺得係個幾得意嘅實驗。
而呢個實驗，睇緊呢段字嘅你已經參與緊。如果你覺得睇粵語寫成嘅「書面語」硬係睇唔慣，睇書之前，可以由呢篇文進入小說作者利大英（Gregory Barry Lee）嘅世界。
這次閱讀粵語小練習暫且結束，不僅讀者需要力氣消化，譯者黃峪也不諱言教授這份堅持，要花上不少心機實行。現於嶺南大學工作的她說「跟咗教授已經好多年」，利大英早年到廣州訪問中山大學，當時希望招兩個人到他當時任教的法國里昂第三大學教廣東話，她隨之起行，後來教授成為其博士指導老師，而以雙語出版這篇小說，最初亦出自她的建議，不過最初是打算譯為「書面語」。
Chinatown 中國城定唐人街
利大英與香港淵源甚深，曾任教劍橋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芝加哥大學的他，在1994年至1998年於香港大學擔任比較文學副教授，曾與梁秉鈞（也斯）合教關於香港文化的課程；2010年至2012年亦在城市大學工作，為「香港跨學科高等研究院」創院院長。他童年住利物浦，由阿公照看着，在這本傳記式小說中，他寫了阿公陳泉利的故事。阿公姓陳，何以跟隨母親姓氏的利大英卻姓「利」？正可從阿公1911年搭上從中國開出的慢船到英國說起。陳泉利祖籍廣東南海縣，小說裏提及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廣州一個秘密社團「致公會」派懂英文及法文的「阿陳」去歐洲找同胞支持，在香港上船時，登記職員聽着「陳泉利」，只記得是Mr. Lee。
華人英政府不同視角
中國自此動盪多年，陳泉利一去無回頭，在利物浦Chinatown重建生活。關於Chinatown的翻譯，黃峪說也有過一番討論，「老師好強調唔好咩都譯成『中國城』」。利大英解釋「中國城」與「唐人街」之別，利物浦的Chinatown在19世紀已出現，被稱為首個在歐洲建立的唐人街，阿公生活的舊唐人街是混雜（hybrid）的，華人男子與白人女子組成家庭。「之後的新唐人街，1960年代起出現香港移民，但當然對外面的英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即使是今天他們也不會分辨，但在英國的華人群體已經歷巨大改變，今天更多人從香港來到，又會是另一場大變。」不過利物浦唐人街立着「中國城」的牌樓，據內地傳媒報道，是由華人議員吳克剛促成利物浦及上海結成姐妹城市，在2000年興建牌樓紀念。但利大英認為對中國政府來說，「唐人街」沒「中國城」具國家色彩，所以不會想牌匾上寫的是唐人街，而地方政府所聽的華人領袖意見，又多是商人，而其實「並不是每個走在街上的華人都是開超市做生意」。他又舉例，年前曼徹斯特「華人當代藝術中心」被華人藝術家群起杯葛，控訴中心實際上由白人把持。「你會看到在英國當局、華人群體、中國政府之間不同層面的互動，有很多事在發生，而且頗為複雜，並不一定由應該受惠的人得益。」所以與譯者商議後，在小說中註釋說明「唐人街」作為華人對居住社區的自稱，以及後來出現的「中國城」主要是英國人的稱呼，會按語境使用，各自展現出華人、英國當局及媒體的不同視角。
為「黃禍」討回公道
在阿公的故事裏，亦交織了中國海員被遺忘的歷史。英國《衛報》報道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2萬名中國海員受僱在利物浦港口外為航運業工作，令納粹軍試圖切斷英國的燃油及食物供應鏈時，英國商船仍得以繼續運作，維持英人生活。但1945年10月一個官方秘密會議，卻決定要將餘下約2000名海員驅逐出利物浦，導致不少家庭被拆散，甚至有小孩要被送到其他家庭收養；報道去年刊出後，英國內政部展開調查，本月《衛報》再揭報告承認當時行動「明顯帶有種族歧視及偏見」。利大英翻查會議檔案，也有將這一節寫入故事中，另外亦提到一戰期間服務英、法的中國勞工團。曾有歷史學者指出，英國曾僱用近10萬中國勞工做戰爭後勤工作，不少人更死於西班牙流感。「我想找到他們的故事，但看到的昔日新聞都是已建構的故事，很多報道都在說「黃禍」（yellow peril），所以我出這本書，也是嘗試讓他們可以發聲。」他說這些華人的後代亦有說出這段歷史的不公，但他想做的是讓故事「活過來」。
故事與歷史，什麼是虛，什麼是實？誰的說法才是「真」？利大英提到法文裏有個說法，翻譯成英文是「Romanced Biography」，「指用上一些虛構方式來寫的傳記，但其實所有傳記都像這樣，10個人說同一件事也沒有既定說法，我只是想，這本書能呈現人生可以用別的方式來述說，而那某程度上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小說裏有個小孩角色名為「巴里」，是陳泉利的孫兒，與阿公的目光交替說故事。而在粵語翻譯上，黃峪說教授有時會表示翻譯不像阿公當年說話的方式，利大英說阿公只湊他到7歲，他記憶中阿公語氣直率，與朋友交談時會夾雜幾種語言，要翻譯出當時粵語，只能盡量估計。「可惜我們未能錄下什麼，1950年代之前的粵語錄音亦稀少，雖然也有如孫中山的錄音，他說的也不能當成標準粵語，因為他也有自身的方言口音，同時顯示出粵語其時並未受規範。」阿公亦可能帶另一種口音，從某種意義上，當時人人所說的粵語都不「標準」。「他們互相都聽得明，但實際上無人說着完全一樣的話。」黃峪分享她翻譯時曾參考張洪年所著《香港粵語》，依〈咁又如何〉的一章考究「咁」、「噉」之別，該書舉例用法「今日咁凍，著多件衫」、「件衫噉著，會凍親㗎」，並指出兩字聲調有別，自19世紀中至20世紀有分寫。不過翻譯審校團隊最後決定統一用「咁」字，則是現代常見的用法。
加泰隆尼亞語奮鬥史
黃峪首次作粵語翻譯，花盡心力摸索粵語作為「書面語」的可能面貌。她分析英文原文有比較文雅的文句，翻譯時選擇不完全遵奉口語「說得順口」的原則，如說到阿公臨行前的Springtime advanced，「我會想起長日將盡、白日依山盡（的用字），多一點詩意」，譯作「春日將盡」。另一句Walk on，作者提醒乃出自利物浦球隊隊歌You'll Never Walk Alone，她索性在「向前行啦」的註釋譯出全首歌詞：「當你走過暴風雨/請將你嘅頭高高抬起/唔使怕黑暗……」她說：「我諗住（好似）陳百強啲歌嚟譯㗎。」
口語與書面語的距離
無獨有偶，當問及利大英，推廣粵語如何呼應着他對阿公歷史和自己身分的思考時，亦提及香港流行曲。「粵語怎樣被體現出來？什麼是香港文學？它以什麼語言書寫？」他指出如廣東歌的歌詞九成亦不是粵語書寫，但不能算是普通話，其語法卻又不是粵語，即「書面語」，講一套、寫一套，日常生活的語言沒有轉化為書面語，某程度上香港的書面語是被定格了的，但相比內地，我手寫我口，書寫的語言也會繼續演化。
後殖民書寫是他的研究範疇之一。「在一些加勒比海國家的語言Creole，曾經也只是口語，它基本上是一種混雜法語的語言，後來又混了英語等。在大概30年前，一些作家決定要用這語言來寫小說，他們首先是把它寫下來，然後編字典，再寫小說。他們全都做了，做得極好，明顯會讀的人很少，可能100萬人也沒有，而香港可以有700萬人讀粵語。一種文學語言是不會一夜之間就能創造出來的，但你可以去做，看看近代歷史，有現代希伯來語，亦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語，這語言在19世紀末基本上是死了的，然後去到法國南部，出現過變異的版本，他們把文法等帶回來建立這個語言，現在加泰隆尼亞是可被人書寫閱讀的，這一切都非不可能做到。」
「香港在1950、1960年代，寫作基本上仍由從內地逃來香港的人主導……所以一開始沒有香港文學，只有在香港寫的文學，而1960及1970年代迎來變化，出現流行文化元素，如電影從國語轉為粵語，又有廣東歌冒起，有了電台、電視，我會說到1980年代類似開始穩定，我想在那個時候可以有推動書寫粵語的運動。但在1967年後，出現了自內地激起的反英情緒，人們要求入郵局時可以使用中文，在那個時候（所指的中文）可以是普通話的。」至《法定語文條例》將中英文同列為法定語言。「這是很聰明的解決方法，容許寫中文，但到法庭上和入郵局可以說廣東話，就成為中文與英文之間的事，而不是討論普通話還是廣東話，因為英國人也不想人們說普通話，令他們更靠攏內地或台灣。」他不諱言香港的語言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但在流行文化裏，如電影、舞台表演仍蘊含着書寫粵語的基礎。「我們不是在談無中生有的東西，我知道現在香港人也嘗試去做，近年亦某程度上帶着抵抗的政治意義，但有許多例子說明，文學不一定要與一個國族（a nation）聯繫在一起，不必然是一種國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我覺得將書寫粵語連上這種願望會是一個錯誤。我的意思是可以有一種廣泛的文化語言（cultural language），不止在香港存在，希望有一天也存在於邊界另一面，亦絕對可在離散社群裏存在。」
離散社群 更要多寫多講
離散華人是利大英研究生涯一大主題。追憶為他人生路向帶來深遠影響的阿公，他說阿公離開中國時，滿清未倒台，他帶着建立現代中國的想像遠走，他記得阿公不喜歡蔣介石，亦不是共產主義者，多年前他曾在唐人街遇上一個老海員，「他說：啊，我記得你阿公，我們曾一起開會，是關於籌錢寄回中國為內戰買武器的，你阿公站起來說『我們不能這樣做，不能送錢回去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外祖父是華人，父親是愛爾蘭人，要說自己是什麼身分的話，利大英說：「我想我會視自己為一個守護多元中華的戰士（Chinese diversity warrior）吧。」「一種文化中華性（Chineseness）是存在的，並且非常分散，我們應該要能夠把這個指出，所以我建立這個學系，教華文世界的各種語言及文化，理念是不止着眼一個國家。」他是聖安德魯斯大學中華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創始教授，學生有機會修讀廣東話及閩南話，他說「是有點爭議性」，因為校方亦曾問為何不只教普通話，「我說中華研究並非只有普通話」，他想讓學生有更多選擇，將來能把他們送到台灣、香港、澳門、內地交流。「還有更具爭議性的」，是他決定學生也須學習繁體字，「我們想給予他們一個基礎，認識繁體字可接觸到1950年代之前的過去」。
無論係阿公嘅故事，抑或利大英咁多年所做嘅事，「個關鍵字係多元（diversity），我想呢份多元可以保留，而且有創意咁去做，由作家、電影製作人、藝術家創作，而其他人係可以接觸到呢啲作品」。佢鼓勵香港人離散社群繼續書寫自己嘅語言：「當你離開咗，當然會想保持原本嘅聯繫，但同時要着手重建，而基石就係文化同語言，所以唔好放手畀個語言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