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朋友叫我評一下英女王，以至香港人對她的情感。我說，我自己沒有半點傷感，但又不想干擾人家傷感，所以沒打算寫了，但想了好幾天，我還是決定寫一下。令我改變主意的，是剛巧在她去世前後的「羊村案」判決。
我特意上網讀了法官郭偉健的判辭，他重申，《刑事罪行條例》裏的煽動罪所指的引起憎恨與藐視的對象，在條文中雖然仍然是「女皇陛下」（Her Majesty），但應解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其實是《釋義及通則條例》中早已訂明。
換言之，雖然回歸後英女王不再是香港人的英女王，雖然特區政府不會越俎代庖，抓捕煽動憎恨英女王的人，但是，有關她的煽動條文仍然生效，條文中所確立的不可挑戰的權威，直接過渡至中國主權，以及一眾行使主權的機構及人。
女王留下的法律
這不就是「國王／女王已死，國王／女王萬歲」（The King/Queen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Queen）的香港版麼？據說，自15世紀以來，歐洲（最早的好像是法國）的國王死了，便會在葬禮或其他儀式中高喊這一句，以彰示王業大統不絕。想不到在遠東，女王早已去，女王留下的法律也可以迂迴地生效，繼續「萬歲」。
英國以至歐洲王室，不像日本天皇制「萬世一系」（自稱由神武天皇開始至今也是同一父系家族），或中國皇朝的一姓一朝一帝國。西洋的王室家庭成員並不為現代民族國家框架所限，橫跨多國，出自A國的貴族後代可以到B國登基繼承王位，而且，有時不限於單線父系繼承，尤其是國王或女王沒有繼嗣之時，親屬便可以按一定次序繼承，至於有政治需要時更是如此。
最著名的例子是光榮革命中的奧蘭治親王，本在荷蘭，妻子是英王詹姆士二世的長女瑪麗（同時也是他的表親），她信奉新教。由於詹姆士二世要重定天主教為英國國教，與議會中信奉新教的權貴發生衝突，結果，後者便迎接奧蘭治親王帶着軍隊來英格蘭，趕走了詹姆士二世，成為英王威廉三世（瑪麗同時是女王）。他們二人接受了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初步奠立了君主立憲制度。
現在的溫莎王室出現，沒有那樣驚心動魄，但同樣是充滿彈性的政治安排，它的歷史不過是100年多一點，比香港的歷史還短。英女王伊利沙伯及如今的英王查理三世，本來不姓溫莎，而是「薩克森-科堡-哥達」，此姓氏是來自維多利亞女王（漢諾威王朝）的丈夫阿爾拔，他出身於德國巴伐利亞貴族。維多利亞去世後，他們的長子愛德華七世繼位，是為「薩克森-科堡-哥達」王朝。但傳位至喬治五世時，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英人反德情緒高漲，王室及政治家認為，還是改掉這個非常德國味的名字為妙。結果，他們決定把那個12世紀已存在的溫莎堡（Windsor Castle）的名字拿來，變成了這個王朝的名字及王室的姓氏，大概因為這樣比較有「英國味」。
雖然香港曾被英國界定為皇家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但是，王室的政治計算與安排，本來跟大部分香港人沒有什麼關係。在1970年代以前，英王或英女王甚至沒有興趣到訪香港；歷史學家指出，英國王室及政府從來沒有想過要以王室成員來協助香港人認同英格蘭，以利統治。有一位英國歷史學家舉了一個例子，1948年在香港發行的紀念英國王室的郵票（同時也在其他英國屬地發行），既有喬治六世，也有伊利沙伯二世，但上面完全沒有中文。顯然，當時王室象徵只針對會說及使用英語的香港人，而非大眾，跟後來印有女王頭像及中文的香港郵票不同。
根據嶺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馬翰庭（Mark Hampton）指出，戴麟趾是第一位提出讓英女王訪港的港督，他於1964年首次向外交部及殖民地部請求女王來港為船灣淡水湖開幕；可是，英國方面相當猶豫，既害怕香港民眾的反應，更害怕中國政府的反應，畢竟那時由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的中共還是高叫反帝反殖。事情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左右，便完全擱置，至1967年，左派暴動針對英國及殖民政權，在大局未定之時，為免激化，大概沒有人再有興趣提出。
以上可以說是英女王「跟香港不太相關」的歷史，今天悼念的人大概是忘記或不知道了，這很正常，無論是個人或集體記憶，都是選擇性的。法官郭偉健也在「羊村案」中間接提醒了大家，英女王跟香港人更有關的，可能正是她作為一個不能挑戰的權威；他說，英國統治者當年也一樣會運用《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來控告任何煽動憎恨與藐視英女王、她的政府或她的地方殖民政府。他不忘在判辭中提及，當年還是中學生的曾德成，在1967年暴動期間，不過是在街上派傳單，批評殖民地奴化教育，也被判了兩年監禁。法官似乎不是同情曾德成，而是想起殖民統治的正當性，與戀英的民眾其實是相似的，只是立場位置不同。而戀英者忘記曾德成，可能因為他是「左仔」，也可能因為在1967年後，殖民政府的確極少搬出英女王來震懾反對者；例如，1972年的《70年代雙周刊》封面對英女王大不敬，傳說有政治部的人要抓當期編輯，但事後也沒有人找這些新左翼青年麻煩。
港人是如何愛上「事頭婆」？
我記得，七八十年代不少港人稱呼英女王為「事頭婆」，尤其是警察及公務員，香港人是如何愛上「事頭婆」？應該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史題目。我沒有研究過，但肯定是六七暴動之後。1968年，因為香港人在六七暴動上表現得忠誠及支持政府，英國政府終於覺得女王訪港「諗得過」。1969年，「香港警察」改名為「皇家香港警察」，這個時候，港英政府應該更有決心，要為英女王在香港的政治公關留一個位置。效果如何，也許可以用「事頭婆」的語意來猜一猜：有點市井式的親切，丁點的尊敬，但卻擦去了不少過去的權威感，更跟專權、暴力好像無關。
1975年，英女王終於訪港了，當然是一場大龍鳳，但她在建立港英正當性的作用不算很大，也不是決定性，因為這個時候，戴麟趾早已制服「左仔」，麥理浩又以社會改革（廉政公署、大型公屋計劃等）取得一定民心，經濟又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穩定下來，英女王才終於可以華麗出場。現在有香港人回望說是good old days，大概也是在這幾年，並不在1967年之前，甚至不是70年代初。但我懷疑，那時候人們還沒有很肯定當時就是黄金歲月，起碼要到英女王第二次訪港，即1986年時，人們才開始有這種確定感；而英女王的這次重臨，也為香港殖民歷史的極短暫光輝畫上一筆，令兩次到訪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留下強烈的印記。歷史諷刺的地方在於，這個時候已是香港鐵定要回歸中國了。
在一片哀悼聲中，我有一位朋友在網上挑機：香港人說支持民主自由，何以現在擁抱帝制？我認為言重了，英女王不是帝制，雖然香港習用「英女皇」，但中文裏「皇帝」與「王」是有分別的；她無論在英國或香港，都是虛君，甚至是一個世俗政治設計出來的幻覺，讓人感受到穩定與幸福，以及一種沒有什麼歷史傳統的傳統感覺。懷舊鄉愁無罪，更不該像羅家英般在微博上「被道歉」，問題應該是：我們是否接受自己活在一個幾十年前由在上位者設計出來，但早已不再屬於自己，而且已破產的政治幻覺之中？
我期望在英國駐港總領事館門前放下鮮花的人，跟女王道別之餘，也懷着勇氣跟女王萬歲的幻覺作真正的道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