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22年6月30日，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退休了。
我是半途出家加入學術界的。在電子傳媒和幾個政府部門工作了10多年後，上世紀90年代仍然有機會返回大學任教和追尋學問近30年，這很是要感恩的事。
承蒙《明報》編輯不棄，邀請我寫文章談談我在大學教學的最後一課。
也許，近年在香港的大學最矚目的最後一課，應該是陳健民2018年在中文大學的「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不久之前，張燦輝教授通過互聯網也上了他談生論死的最後一課，出席者在300人以上。
當然，傳統上不少中外大學都有所謂的講座教授的就職演說，讓這些在各自學術領域的傑出者總論其最前緣或深刻的學問，啟迪學人和後進。
在這方面，就我所知，直接談政治教育，並且傳誦一時，引起不少學術爭議的，是英國哲者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51年在倫敦經濟學院政治系的就職演說。
我在城大任職的部門並沒有安排即將退休的老師上最後一課的傳統。我也沒資格在大學發表就職演說。但如果我今天要上最後的一課，總結我在這個學術領域的體會，我建議的課題，將會是紛亂時代的政治與行政教育。
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意，近年香港社會嚴重分化，政治論述和行動變得愈發對立和激進。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在一些方面我認為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的政治和法律秩序，不少人會擔心以言入罪的威脅。如何在教學上分析、解釋以至評價在紛亂中的政治與行政，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目前中美地緣政治的角力，以及東西方不同政治力量的對立不斷擴大和升級，不同的政治取向和立場導致競爭者壁壘分明，甚至發生衝突和戰爭，使問題變得愈發嚴重和複雜。
政治本離不開紛爭
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平心靜氣、客觀、虛心、抱着唯真唯善的態度學習和認識政治和公共行政，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如果我們細心思考政治和公共行政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以及認識在人類社群中這些領域發揮的功能及面對的挑戰，我們也許有理由相信，政治在性質上是離不開紛爭的。面對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政治價值、行動、制度甚至傳統時，客觀地、唯真唯善地進行政治和公共行政教育，仍舊是很重要的一回事。
人是群居者。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主見和懂得思想。每個人當然也擁有七情六慾，既有一定的能力採取個人行動，但很多時又不得不進行有組織或自發的集體行動，以應對個人或社群的需要。
由於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社群卻又往往會面對一些需要集體回應的共同挑戰（例如新冠病毒大流行），因此，社群經常要做出集體行動的決定，並且在成員未能在決策上達成一致時，也要有程序和方法解決分歧，必要時甚至要用強制（包括生死攸關）的方法對付異議和不服從者，並通過集體、公共的組織，根據共同規則付諸執行，以達到政治和公共決策上的預期目的。
換言之，如果人類社群很容易就集體共同的安排達成共識，並付諸執行，政治便不會是很重要甚至是生死攸關的事。這樣，公共行政管理也只會是技術推行的學問。但證諸人類已知的政治歷史和經驗，儘管人類不得不群居，但就群體中的政見、公共價值、共同規範、是非對錯、權利義務、制度安排、決策分配等，我們不管願意與否，它總是百花競放，紛爭（明的或暗的）不已。因此，在紛爭和對立是常態的前提下，政治和公共行政便是人類社群的頭號大事。有論者甚至因此認為，政治學和公共行政教育，乃學問上的首要學科（master science）了。
學習政政的兩個目的
如果在政治和公共行政範疇內，紛爭是常態，那麼，在這個範疇學習，至少可以看到兩個相關但性質上不相同的目的。
第一個最直接、實用的目的，便是學習如何應用最有效的政治／行政知識、策略，在種種紛爭和對立中動員到足夠的論據、資源、力量，以便在政治競爭中保持不敗、甚至可以脫穎而出，擊敗對手，以落實和發揚自己一方的政治信念、政策目的等。在這方面，我想列寧的《怎麼辦？》、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史奈達（Timothy Snyder）的《論暴政：20世紀的20個教訓》（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便是其中一些很可以參考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以實用目的為學習的政治行政教育，前提是對其追尋的政治理想、價值、制度、政策結果，採取了肯定和不存疑的立場。在這個層面的教育和學習，就政治上的根本或終極目標而言，他們是傳道多於解惑，其對錯標準在於其策略的實用性和達到目的的效用有多大。
另一個同樣重要，在學問上可能是更加根本的學習目的，便是對種種充滿爭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治理念、價值、傳統、制度，以及其產生的前因後果，它們的證立標準和實踐的評估，進行多層面和角度的學習、解釋和檢視其理據。
具體而言，在政治範疇內的一些核心觀念，例如權力和權威，其理念內容應怎麼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政治組織（如國邦或政府）是否必須兩者俱備？不同的政治傳統或經驗，是如何產生、證立和維持其政治權力或權威？權力和權威的建立和失落是怎樣發生的？具備或缺乏權力或權威，對各類政體的政治或行政表現影響為何？怎麼樣的權力和權威安排，最可以發揮有效能的公共政策和行政的治理？
自我提醒當下前提可被後來推翻
以上這些問題，在浩瀚的政治行政學上，當然是掛一漏萬。同類的問題，可以應用到其他的核心政治行政理念或制度，例如自由與秩序、公正與平等、法治與人治、民主與獨裁、政治決策與行政管理、公意與個人自主等。
在學理上，這個層面的教育可以是哲學的，對相關議題尋根究柢地追問和解釋，試圖理解其理念的性質、連貫性和清晰度，以及不同理念之間或此等理念與其他文明範疇（例如宗教、道德、自然、科學）之間的關係。同樣，這個層面的教育也可以是歷史的，讓我們認識到一些核心政治理念、價值、實踐（例如普世王權）等是如何從古至今的人類互動中發展和演化出來。比較的研究也同樣重要，讓我們可以認識到，不同的政體（例如民主和威權）的不同表現，以及類近的政體（例如總統制與議會制）、組織、行政機關和實踐，在不同的社會條件或文化脈絡下的相對表現，以便建立一些較宏觀的、有可能受檢驗的解釋。
這個層面的學習，當然也有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定了某種意識形態／價值為最高的標準，然後才進行上文所說的哲學、歷史及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但如果學子經常提醒自己，哲學上的尋根究柢是無窮盡的，一時間確立了的前提，往往會被後來的探索和認知推翻或修正，我想這樣是可以減少這方面的偏頗。
任何主張 都理應可受挑戰
同樣的偏頗，在歷史和比較研究學上也屢見不爽。以民主的價值在政治學的評價為例，古希臘的經驗雖然讓伯里克利（Pericles）等雅典民主領袖推崇不已，卻同時引來柏拉圖等哲者鞭辟入裏的負面批評。18世紀之後，民主價值卻捲土重來，一波一波的從西歐逐步席捲全球至20世紀末。但從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起卻又受到內部民粹化和外部中國模式崛起的挑戰，以至不少學人開始懷疑，民主的沒落差不多是難以避免。
上述的推翻、修正甚至平反，在學問的長河探索上是常見的事。因此，學問首要的任務，我認為是解惑多於傳道。這也是為什麼真理和知識的追尋是無涯矣的，雖然這並不表示學子只有追尋而沒有立場和主張。只是任何立場和主張，在學問上都理應受到挑戰，因此獨立思考和學術自由，在學問的追尋上就是其生命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