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兩個月前在本報的評論裏提及過一個視頻：一名十來歲的社運少女，在一街頭集會期間當眾指罵李柱銘，指他當年支持香港回歸，出賣香港人。我自己以前也批評過李柱銘以及民主黨，但很明顯，這名少女不了解他的個人歷史，他不是民主回歸派，她更不太了解香港政治前途問題的歷史。街頭政治高漲的時刻，當然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與一顆冷靜的頭腦；如今，應該是時候平心靜氣下來，我會推薦她花點時間看一下張家偉最近出版的《英國檔案中的香港前途問題》。
利益申報一下，張家偉是我大學時代的師兄、「老鬼」，我們同在中文大學范克廉樓裏的幾個學生組織中混過，畢業後沒有碰面幾十年，最近在機緣巧合下重聚話當年。他當年讀政政系，做過學生報編輯，跟當年許多學生組織中人相近，對政治與新聞有濃厚興趣，而他可能是投入這個領域最長最深的一個。當許多同代人早已轉行，但他仍然在幾家大報裏做記者，採訪報道，還得過行內公認的大獎，直至最近才離開傳媒。更難得的是，他業餘還是一名獨立研究者，研究成果斐然，實在令不少如我這樣的學院中人汗顏。他很早便是香港知名的六七暴動歷史專家之一，除此以外，他也涉獵不少當代香港歷史的課題，在英國解封的檔案裏研究香港前途問題，則是他最新力作，據說他曾幾乎全職撰寫超過一年，此前調閱檔案的時間更不知花了多久時間。
「繁榮穩定」的重量
此書對讀者最大的貢獻，是把不少重要的檔案翻出來，甚至是大段引述，幾可成原始資料，給後人討論與研究。例如，他引用的檔案早至1968年，當中提及，在六七暴動後，英國政府的防衛及海外政策委員會已清楚知道，延續1997年屆滿的新界租約是不可能的，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必然的。翌年，英國政府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向內閣提交報告，也表明需要與中國合作，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因為他們相信，若臨近1997年，香港政治前途仍然未明，就會觸發信心危機及移民潮，英國政府上下不想這個英國殖民地「爛尾」，更害怕會「爛」到英國老家去。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擔心愈來愈大，也成為不同部門利益的共同擔心。
擔心什麼？有人可能覺得這會令英國在國際政治上蒙羞，戰後沒落的帝國已夠衰了，沒有人想再來一次災難；有人也認為，香港弄不好，會令英國資本在海外的利益受損，香港可是英資在東亞最重要的橋頭堡；但可能有更多人擔心，香港的資本主義要如何下去？例如，到了1970年代末，距離1997年不到20年，港督麥理浩會擔心新界土地合約怎樣批出，只有這麼短期限的土地如何取得銀行按揭作地產發展？香港政府在新界的發展難道都要泡湯嗎？
這就是後來何以「繁榮穩定」會成為香港政治前途最關鍵的核心，英國政府始終覺得，維持「繁榮穩定」比維持英國管治香港更重要，故此，才能解釋何以英方後來與中方談判時，很快便放棄了「主權換治權」的想法。
作者撰寫此書，盡力以描繪及資料分析為主，詮釋極少，若有一個稍為全面的結語，全書會更完美。但是，畢竟歷史是書寫，總離不開書寫者自己的問題意識及當下處境，例如，此書撰寫時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張在字裏行間便透露出一個觀點：中國共產黨早就是對主權的執著遠大於關心香港的「繁榮穩定」，換一個時髦點的說法：中共不怕「攬炒」。
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回顧香港政治前途的歷史，也早見端倪。1983年9月，中英會談期間，雙方因為香港管治權誰屬的問題而劍拔弩張，所以，往常在會後新聞稿上的「有益及有建設性」字眼不見了，馬上觸發了恒指及港匯急挫。當北京擺出「你急我唔急」的姿態之時（魯平曾稱此為「穩坐釣魚船」），港府馬上要忙着救亡經濟，這便是聯繫匯率的起源了。更有趣的是，當時的行政局議員，無論是鍾士元還是羅德丞，卻還是認為英方應該繼續「企硬」才可以談下去（他們是最早的攬炒派？）。反倒是英國政府中人覺得：你們這些華人精英實在太衝動太激進，竟然不理即將來臨的災難；根據檔案，那時早已卸任的麥理浩似乎有點後悔委任了這些人入局。而更諷刺的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他們又接二連三轉投中方陣營（好像只有鄧蓮如除外）。
從書中提及的檔案內容，能隱約地看出當時英國政府內部的張力。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也讀到外交官系統的取態，與政治家是不同。在1970至1980年代時，香港歷經麥理浩、尤德及衛奕信3位港督，都是外交官，除了麥理浩，後兩位都在上任前跟中共打過交道，又會說流利的中文，加上當時的駐華大使柯利達，可以說是「中國通」治港。他們是西方國家對華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的最早鼓吹及實踐者，他們不願意跟中國對抗，所有英國的利益及訴求即使不是可以隨便放棄，也是可以協商及妥協的，基本原則是政治風險極小化。
找衛奕信算帳
我雖然同情理解他們的歷史局限，但也禁不住覺得他們太保守。而像戴卓爾及賀維這類政治人物，則比較大膽，想突破中方的底線，可是，對形勢的判斷，他們還是相當依靠外交系統，偶爾會跟外交部出身的官員爭論，但通常最後也不會堅持己見。也許，雙方有一個更大的背景及關注：如何維持以至擴大資本主義在東亞市場遊戲？在他們看來，這是符合所有人利益。不要忘記，新自由主義正是在戴卓爾時代興起，何况英資就是遊戲的一分子，他們只是從自己的專業穩守基本盤。
因此，中英會談的根本，就是當年溫文爾雅、綏靖為上的英國戰後外交官，碰上以政治意志強大見稱的中共元老鄧小平，結果如何，我們今天看得清楚。
正如張家偉說，歷史沒有what if，我們無法知道英國人「企硬」會怎樣，多想也無謂。我也不會像某個「國際政治專家」那樣，指摘衛奕信或柯利達為「賣港」，因為當年的「香港」，不是今天一些人想像及渴求的「香港」，也不是習近平想打造的「香港」。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由中英會談開始，對中共來說最重要是主權與治權，對英方來說是「繁榮穩定」，而香港人的權利，特別是制憲權，以至香港未來的憲制原則、地位等等，若不是完全不重要，也是極為次要的。按照張家偉的檔案鋪陳，英方也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後，才比較認真提出代議政制改革，因為他們此前害怕會令主權移交的過程變得不順利。
但話分兩頭，雖然當時已有政制改革呼聲，但香港人聚在一起能形成一個像樣的政治共同體，恐怕要更往後的時間（起碼要在回歸後），這個共同體的出現，是後來反反覆覆的政治過程的一個結果，在1984年時，這並不是一個大家認同的政治事實。在沒有強大群眾運動及訴求之時，我們期望英國外交官或政治家有如此決心及前瞻性為香港，恐怕是緣木求魚吧！畢竟，當年外交老手引導英國與中共達成協議，幫助延續了香港的資本主義繁榮超過30年（中間的經濟不景相對短暫及輕微）；政治方面，雖然發生「六四」，又有後來彭定康的政改，但也總算打開了跨越九七的相對平穩政治局面，他們算是完成了他們給自己的歷史任務吧！當然，如今一切可能也終結了，香港人也愈來愈少人會領情了。
文首提及的那名曾經很激動的少女，不知有沒有去了英國，如果真要找人算帳，她可以去找差不多已屆90歲的老先生衛奕信。但我更期望，她把這本書讀後，會多想一下自己及香港要開創一段怎樣不一樣的歷史，她該怎樣扮演一個跟衛奕信等不一樣的歷史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