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日前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宣布新搞作，明年舉辦首屆流行文化節，先重點介紹1960至1990年代文化與人物，其實近二十年前學者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已舉辦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後來由年輕一輩接手籌辦，今年剛好是第十屆，在11月5日舉行，頭炮是「流行文化」，不過近身得多，講者主題是關於MIRROR，其中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與既是鏡粉亦撰寫評論的何雪瑩合作，在今年4月底至5月初，跟數十名歌迷及研究者深入訪談，理解群眾如何透過追星連結，並尋回面對生活的韌力。這次研討會的題目則從這個研究延伸，定為「分眾環境下的大眾構成」。鄧鍵一透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聽到題目，想起自己寫過的電視劇角色Laughing哥現象﹗
2009年，劇集《學警狙擊》紅了配角Laughing哥，由謝天華飾演滲透黑幫的卧底角色，其殉職情節引發群情洶湧，有網民在facebook設悼念區，更可選虛擬祭品包括角色隨身的5蚊銀、紙紮妹仔等供奉，李立峯稱之為在人人各有各娛樂喜好的分眾時代來了一記「內爆」。由Laughing哥到MIRROR，今時今日何為大眾小眾分眾，再來到跌屏幕事件後12子露面復出之際，三人坐埋一枱，對香港流行文化一路走來的變化，有怎樣的回顧和新的觀察？
「其實Laughing哥不過是一個案例，嘗試講高度媒體分眾的情况之下，某個時刻突然會有個『內爆』，大家本來散得好緊要，一段短時間內高速聚焦在同一個現象。」李立峯回帶到好像已很遙遠的2009年，帶我們記起那時的時代面貌，「差不多時間還有Britain's Got Talent中，一個農村味道很重的女士Susan Boyle演唱（I Dreamed a Dream）驚為天人，人人都看那段YouTube片；後幾年又有Gangnam Style（2012）」，在觀眾各看各的年代，聚合了所有人的目光。「沿時間線回看，YouTube在香港紅起來是2006年，因為有個人叫巴士阿叔，而2008年左右才是香港人用fb的開端，到Laughing哥現象出現時，是早期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容許出乎意料、短時間內由下而上，而且完全是普通人、網民主導的一種參與文化。」
「MIRROR熱」不止一下內爆
認真拜還是為搞笑？Who knows﹗「這就是此現象的特色，在文化研究傳統講的，那種開放性就是它走紅的來源，不會定得很清晰是玩抑或認真，你鍾意認真就認真，鍾意玩就玩，整件事是模糊的。」
做了一個MIRROR研究的鄧鍵一與何雪瑩喚起同期記憶，顯示當時社會已踏入的分眾情况，「那時電視機應該只用來打機」、「我看很多台灣節目如《康熙來了》」。在對鏡粉的焦點訪談中，他們亦有問及受訪者喜歡MIRROR前喜歡哪些表演者，發現近四成多會聽本地主流音樂，喜歡韓國主流歌手佔三成多、日本歌手佔近兩成，也有兩成聽歐美音樂，近兩成則說完全沒有。
Laughing哥與MIRROR不同之處，是後者造成的熱潮並非只有一下內爆。李立峯指出，「這是以往的生產邏輯，很有系統、結構地產生一種協同效應，電視、電影、廣告互相加強，去捧紅一個人。在分眾時代，大眾媒體的能力比以往弱，TVB想捧紅任何人都分分鐘變了死亡之吻」，但鏡的現象「就似返一個所謂主流的文化工業生產」。
未必要全部「睇得明」
我們真的回到過去嗎？ViuTV是否可視為傳統的電視機構？鄧鍵一比較曇花一現的HKTV，「當時它是似傳統大眾傳媒咁搞，搵無綫的人做很大眾化的劇集，但Viu的劇集如《940920》中間有些彩蛋都會有『試當真』的人演出，我會在想，這些節目是預咩人睇？呢個位預咩人識得笑？」他形容Viu做法是「咬實一個觀眾群，盡量食晒佢，如《IT狗》，上一輩的人不會明白當中笑位」。不過，李立峯提出與「試當真」相比，ViuTV「攞得免費電視牌，不會甘於長遠做這些節目」，「它始終有一個尋找mass（大眾）的野心，這個野心是無論世界幾碎片都好，都會想辦法盡量尋找大眾」。如此的話，鄧鍵一說這個電視台會走的路，或不再是追求製作出《獎門人》那樣老少咸宜的節目，而是又有《膠戰》又有《IT狗》等，以節目的多樣化去吸納觀眾。我們常說「明就明」，而李立峯認為少少唔明，在分眾時代也無傷大雅，「像《940920》滲了試當真的元素，你是否get唔到就完全唔睇？又唔係。如試當真找好青年荼毒室拍《沒有秋天的童話》，有幾多後生的人看過《秋天的童話》？甚至有人根本不知有這套電影存在。普及文化本來就這樣，它說一個故事，滲進額外的元素，識睇會有額外滿足感，但係咪好必要又唔係」。
今日小眾更易見 「可以玩好大」
提起《膠戰》，李立峯笑說試過看得一頭霧水，不明白為何那麼紅，反而「我前兩星期聽JFFT，我覺得他們唔係我最get唔到嗰啲喎」，今時今日，大眾與小眾的分野亦不同了。「你說JFFT小眾的話，卻會見他們的頻道超過10萬followers，有時一些學生提及的東西聽都未聽過，上網看都7位數字的views，所以小眾得來，又不是小得咁緊要。」My Little Airport又算不算不再小眾了？他指出，大眾與小眾是不斷地相對劃分定義，「用一個超級老的例子就是Beyond，他們相對譚詠麟、張國榮算是另類，但都好大眾，有拍廣告、電影。想像那個年頭可能都有玩獨立音樂的人覺得他們是賣了自己給文化工業，但過往的世界是，很indie的人既少數也不visible（顯見），現在的小眾比以往大及可見，平時不接觸就不接觸，一旦有一日突然有人向你介紹，你就會即刻找到來看。今時今日小眾的特徵是，每一個小眾的力量不大，否則就唔叫小眾，但成個小眾加起來就可以幾犀利，就像試當真玩四台（聯播），就可以玩到好大。」
紅館屏幕墜下，全個社會眼前一黑。何雪瑩在Instagram開專頁mirror_etc寫流行文化，她說近來變成「南宮夫人信箱」，「fans好鬼多心事、好鬼多掙扎，我看到的是香港人心裏面有很多東西在打交，某程度上他們開始察覺這真的是一個工業」，並提到外界評論也令鏡粉煩惱，其中一句常見的就是「你啲MIRROR fans醒未呀？」「意思是MIRROR是大眾媒體、流行文化工業製造出來的，都是商品、沒自由意志、麻醉你的，這些說話令fans覺得自己不被理解。」
鏡的潮流，究竟由什麼製造與延續？何雪瑩指出，當中仍然體現了ViuTV作為電視台可產生的強大推力，她與鄧鍵一看到的，是「一個流行工業機構撞上了新的傳播模式，再加上疫情，三件事的攪和。流行工業機構因為有塞滿廣播時間的責任，製造大量內容，而以前看電視是乖乖地守在某個時間看，但現在有YouTube、Viu等串流平台，疫情期間大家好得閒，就有好多內容可以隨時選看」。焦點小組不少人提到，「我多番嘢做，咪少啲時間追（鏡）囉，本身既鍾意BTS又鍾意MIRROR的，可以追番BTS，就少了時間追MIRROR，不代表他們會突然不愛鏡，這是人類日常好普通的選擇」。他們對受訪者的調查發現，七成人會花一小時以上看與鏡相關的東西，她笑言鄧鍵一還問：「邊有咁多嘢睇呀，我話你真係唔明，一個記者會12分鐘，看12個人的focus要看144分鐘，類似這樣。」
拜祭Laughing哥的開放性，在鏡粉的二次創作中也看得到，從記者會剪出各成員的專屬片段、為隊長說「港普」（帶廣東話口音、咬字不正的普通話）配字幕、編寫以兩名成員為主角的同人小說……任意演繹，看之不盡。但訪談之時未發生演唱會意外，鏡粉提到追星的一條底線：「如果他們回大陸發展，我就脫坑。」原本眾人預想鏡仔在流行工業中生存，與政治權力亦難以切割，誰料最後引爆炸彈卻非想像的「上大陸」。何雪瑩說：「我覺得呢件事好香港，原來那個collapse（崩塌）未必是因外部勢力，而是自己的專業精神，是好基本香港得以運行的基石，這些本應是價值中立、與政治立場無關的，我反而覺得這一刻其實是警世的。」
這是鏡粉的覺醒時刻嗎？何雪瑩：「大家開始意識到偶像的文化產物是有種開放性，他們很喜歡那些歌、那個人設，很多曖昧可以詮釋，令他們找到自己喜歡的空間，某程度上MIRROR的作品亦有意識地留下這種開放性。但從買飛開始，鏡粉就意識到他們的不開心，因為這是一個流行文化工業的操作。」李立峯提出可用一組字眼理解：Suspension of disbelief。「傳統講娛樂有這樣一個非常舊的概念，就是說大家尋求娛樂，聽歌看電影、電視時，擺明知很多東西是假的、製造出來的，擺明知道背後有操作，但首先將你的質疑放在一邊去enjoy，問題是會否發生一些事，令原本願意suspend的觀眾認為，你畀我睇啲咁嘅嘢，我沒辦法再看。」
支持有底線 也可「講數」
他以ViuTV開台時期的節目《跟住矛盾去旅行》為例，「那個節目好有gimmick，但它死在哪？死在抽起了王丹那集，觀眾沒辦法再suspend下去，個節目即刻差唔多玩完」。「現在MIRROR也是，本來大家願意將某些東西擺埋一邊，你話係咪好多人唔知佢係一個流行文化工業，我又覺得唔係，大家都知㗎吓嘛？未必知得很清楚，但也擺埋一邊先，去到買飛、跌mon（屏幕），就冇得再唔面對這個問題。」
撕破臉之前，其實見到一個「講數」的過程。鄧鍵一想起4月時訪問鏡粉：「大家想像如果佢返大陸我就割席，但有些說可以negotiate（協商），如果他們在春晚唱Warrior，我可以接受，或在內地堅持講港普。」李立峯說：「這很得意，聽上去就如他們在說，什麼情况下，我仍可以suspend我的disbelief，你上內地、confront我（與設想的底線有衝突），但你願意講港普呢，我仍可將disbelief放在一邊。這樣的協商一直發生，我（鏡粉）一路有方法說服自己，就仍可擱置我的懷疑。」
重建社群連結
何雪瑩在「南宮夫人信箱」看到種種鬱結，「有些是跟我們的社會有關」，「例如好多陰謀論，包括覺得跌mon是大陸陰謀，不想MIRROR好過、連Anson Lo接機人逼人也說成MakerVille的陰謀，對於好多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就變成陰謀論」。他們在研究中原本看到鏡粉重建社群連結的韌力（resilience），鄧鍵一：「這只是整個resilience的一部分，如果以此情緒來說，如MIRROR、留下書舍、各種關注組如燒賣、Omakase都是一樣。」何雪瑩補充：「社會運動及疫情的創傷與孤立，加上公民社會突然陷落，當生活還是要過，人在這個時代都要令自己唔好發癲，就要有很多重建韌力的project，以及在安全情况下與他人連結。」他們仍記得受訪者提過「姜濤灣」，有鏡粉說預了姜濤不會來，「搞嚟畀姜糖開心吓」，那天在很久沒有人頭湧湧的銅鑼灣互道「生日快樂」，就像一句祝福。
鄧鍵一說，難以斷言未來的變化是由疫情漸過還是紅館事件觸發，但鏡粉能在考驗中成長，「當然會有爭拗，但厚度是豐富了」。而何雪瑩身為鏡粉一分子，深感追星是不斷自我審視的個人成長歷程，「對偶像的投射來自什麼、那個關係中間有什麼失望與快樂，亦想多了很多」。因為Anson Lo不是一粒燒賣，偶像是一個人，不僅演出時對fans有輸出，生活中出個post都在持續產出讓鏡粉社群吸收的內容，這樣的關係可能短暫，亦可以很長遠。李立峯最後自白他作為曼聯球迷的心路歷程：「我好細個就睇曼聯，不是因為碧咸，但他跟我年紀相若，我又會覺得好親近，而我從來不會說自己是碧咸迷。到最近英女王逝世，他出來排成日隊，我作為曼聯迷會開心，不枉我支持曼聯。當你鍾意一個星，就算有一日脫離追的狀態，仍會是你的老朋友，當他做了好事或展現出他是正直的人，你會高興。」分眾時代，人人都可以是小眾，又會互相組合成為「大眾」，喜歡鏡仔與曼聯雖毫不「拉更」，不過這共鳴應該誰都能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