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這陣子，身邊朋友在熱烈討論一套大部分香港人無法觀看的紀錄片——《憂鬱之島》。這紀錄片是我近年看過最複雜細緻，充滿野心卻真誠的作品，拍攝、剪接等製作皆為上乘之作。在這個古怪的時代，一套非常出色的紀錄片竟然無法公諸於世，所以我想，與其遺憾，不如來個好好劇透。導演陳梓桓開宗明義要問：「你想像中的香港是怎樣的？」呈現這個浩大的命題，導演選了三位經歷過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年輕人，重演三位真實人物的經歷：文革逃難來港的伯伯、八九六四時的學聯領袖和六七暴動的少年犯。兩代人都在年輕時投入時代洪流，受過創傷，反抗背景（及理想）相似但歷史因由各異，兩者能否作平行對比，正是近日爭議所在。
乘着這個討論「熱度」，我邀請了兩位有幸（彷如擁有特權似的）看過電影的朋友寫寫感想，一位流散在地球另一端、一位留港孜孜耕耘，電影對他們的衝擊，對於未能看到電影的香港人都應該有點共鳴。
■問
徐岱靈
製作紀錄片十多年，與一眾失業導演在「眾聲號」推廣紀錄片
■答
Lea（L）
九八年生、仍在港的一名新聞工作者。下年或會出國讀書，正在糾結該申請BNO Visa還是Student Visa之際，看了《憂鬱之島》。
茵蔯（茵）
卅多歲略有初老感覺，流散中的文字車衣女工。蜜月旅行時去了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節，一再被紀錄片的可能性震撼。
1. 怎樣看到《憂鬱之島》的？看畢電影後心情怎樣？
L：我在朋友一個私人放映會看的。看完後，我跟友人說，《憂》問了很多我一直放在心中的問題。對回歸後出生的我們來說，近年心中最大疑問應該是：「點解我對香港突然咁有感情？」
我童年時成長的香港一直是去政治、實務主義至上的社會。過往自己留在香港的原因也單純因為沒有其他地方可去。2020年6月後，工作的公司解散，本科行業清洗太平地，我一度在酒樓哭着向家人說：「我喺香港唔會有未來。」但後來卻突然又選擇留港，於是不斷自我詰問：為什麼不想走？
《憂》問的正是為什麼有些人願意為「香港」而「不理性」，去犧牲個人前程甚至生命；以及「香港人」這個概念，是如何被不同政治光譜、年代、成長背景的人共同「想像」出來。
茵：我差點便跟這齣紀錄片擦身而過，多虧一位在美國認識的港人移民第二代告訴我。片子放完，全場鴉雀無聲。於我，那像是被大浪捲起、沖刷過後，需要長一點時間慢慢回過神來的感覺。然後第一個浮現的想法是，我們真的需要這種內省的、抽離喧鬧，不是propaganda的電影。它是追求命運自主、命運自決的香港人一幀群像，而且敏感地捕捉到人性複雜幽微的部分。
2. 重演（Re-enactment）是歷史紀錄片常用手法，但大多註明「案件重演」，以清楚分辨真假。《憂鬱之島》的野心，卻是以既虛且實的手法，叩問何謂真實，是誰的真實？哪一場重演令你印象最深刻和感受最深？
L：我對很多朋友說過，《憂》是香港紀錄片版的《想像的共同體》。《想》是美國歷史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研究民族構成的書，當中有一個時間觀叫「彌賽亞時間」，意指共同體的時間並不以線性理解，而是摺疊起來，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同在某個位置重疊了一樣。
這正是《憂》必須利用重演的原因。
大陸偷渡男女的腳步與現代年輕人的腳步重疊；英殖時期的監獄畫面，下一秒剪接到一九年被扣留的年輕臉孔；「你身在＿國的土地、讀＿國資助的學校，點解你要反＿」等對白。
時間似乎在人類記憶中來回穿插，畫面和事件全都成為了Déjà Vu，因為這已不是個人的記憶，而是一個橫跨不同年代的共同體回憶。更重要的是，觀眾（我）會不期然問自己：為什麼是這幾個事件？為什麼我也認同是這幾件事，即使我可能沒有親身經歷過它們？
茵：打從一開始，《憂鬱之島》就以多個花絮鏡頭，好像打燈啊、導演喊CUT那些，令觀眾意識到重演和事實是有距離的。或許很多人會問，請這些參與者和見證人直述自己的回憶和見聞不就好了？但這套紀錄片關注的不是這些外顯的東西，而是人為何反抗？歲月淘洗過後，他／我們老了，走遠了，也許還累了，怎樣面對當初的理想？這些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香港」正是大大小小抗爭的總和。這些經歷，不管是無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換個形式堅持、逃避等等，形塑了——像Lea所說——香港人的共同體。
因此，「演」這個部分最有意思的是：一，年輕人透過扮演上一代抗爭者，促成跨代對話。當事人或是指導演出（如文革時毅然游水來港的伯伯陳克治，斬釘截鐵地說下鄉時參與的政治思想教育班，並沒後人想像那麼激昂），又或者是演員嘗試代入當事人處境（如前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扮演六四上京聲援學運的學生領袖林耀強）。二，前輩看到「另一個自己」，得以跳出自身局限，面對那時和現在自己的變化（像六七暴動少年犯石中英）。那些反應是非常真實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重演，是影片開場一對粗衣麻布的青年男女，在黝黑的大海冒死潛行。沉重的呼吸聲，遠方搖曳的燈火，是香港。他們扮演的是剛才提及的陳克治夫婦，我卻想起一九年挺身反抗的男男女女，四五十年的光陰立時塌縮、重疊，眼淚直流。那種誓要擺脫桎梏的執着和奮不顧身，猶如血脈相連；即使扮演者和當事人都不是血親。
3. 影片中將六七暴動少年犯石中英和曾參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被控暴動的年輕抗爭者並置，安排他們在監獄場景中對話。不少人批評兩場抗爭的歷史背景、源由和性質皆不能作比較，豈能「簡化」成二人都是為理想抗爭而入獄的少年犯。你對這個處理有無介懷？
L：儘管很多人不認同石中英的政治理念，但你無法把石等在港左翼人士，排除在「香港人」之外，更不能否認他們已影響了我們如何想像這群體。
有評論說擔心《憂》令年輕人誤會六七暴動的對錯。作為年輕人，我理解評論者大概受自身政治經歷影響，但若他們放下政治執着，就會知道《憂》重點根本不在石中英與暴動少年犯有多不同、不可比，因為這是誰都知道的事；重點是，政治背景如此南轅北轍的人，竟然在抗爭上有對話的空間，而某程度上他們能夠對話，正是因他們（及導演）同樣想像對方為香港人。
試想像，如果緬甸抗爭者與暴動少年犯對談，也許會有對話空間，但已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茵：看到這段的時候，我是驚喜又欽佩的。我理解六七暴動的緣由和本質，是中方極左陣營挾着文革聲勢，試圖在港奪取政權的行動。牽涉其中的人，卻不乏因貧富不均和民族主義情緒而走上街頭的。不管喜歡不喜歡，他們都是構成香港的一員。因此當導演用地產廣告般的鏡頭，拍攝石中英的淺水灣豪宅時，是深具批判性的。他在灣仔的高檔西餐廳露台，樓下是一九年遊行的人潮，笑說：「我要遠離香港所有政治。太早玩本地政治，所以已經不玩了。」更是可堪玩味。
導演在片中選擇懸置六七的曲直，既是對觀眾的信心，也展現一種胸懷：時移世易，石中英由英治香港年代人人喊打的暴徒，回歸後突然變成站在「政治正確」的一邊，卻又宣稱不碰政事。他經歷了什麼？想迴避什麼？並置不代表劃上等號，因為歷史不會是單純的重覆。即使另一組人，方仲賢和林耀強對中國的態度也迥然不同。導演恰恰是拒絕「簡化」，才有這個設計。
4. 影片在處理「香港是什麼」的問題。你有何啟發？
L：朋友有次問我，香港人有沒有主體性？從小看外國電影的他，沒看過TVB、沒看周星馳、不食魚蛋燒賣、不聽廣東歌，那他還算是「香港人」嗎？「香港人」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我認為，如果有人嘗試定義「香港人」的必要條件，大多數都能被立即反駁。
那麼，「點解我對香港突然咁有感情？香港是什麼？留在此地值得嗎？」
《憂》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它只是告訴你：不只你在想這問題，我們也在想。
茵：有的暴行妝扮成理想，有的理想卻抵得住時間考驗。這端賴參與者遠離行動現場後，仍堅持知行合一，繼續吸收和思考，因為十年、廿年後，什麼人都會原形畢露。我們既然是這個「香港故事」的一部分，無論身在哪裏，都有責任連結彼此，活在真實中。片末一眾被捕的一九年抗爭者，消去名字，肅穆地凝視鏡頭，是對觀眾的詰問：我們是誰？
春天時，我跟先生會在旅居的城迎接新生命。香港的朋友問我會怎樣教她。我說：「她是獨立個體，但必須了解爸媽長大的地方，是何等特別的存在。」沒有說的是：「然後她會明白，我們為什麼要走。」
電影預告：bit.ly/3WAk3G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