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第59屆台灣金馬獎日前舉行，香港電影《白日青春》一舉奪得3項大獎，黃秋生拿下「最佳男主角」，初次執導劇情長片的劉國瑞獲「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原著劇本」。《白日青春》講述兩代難民的故事，黃秋生飾演的的士司機陳白日由大陸偷渡到香港，與巴基斯坦裔難民小朋友哈山再次踏上偷渡逃亡的公路旅程。故事聚焦難民與漂泊，因為身兼導演和編劇的劉國瑞也是香港的異鄉人。
關注社會邊緣人
劉國瑞是馬來西亞人，2008年到香港升讀大學。讀了3年商科，畢業之時他不想從商，於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1年教學助理，參加不同工作坊，旁聽周保松的課，看政治哲學的書。最初他打算報讀政治哲學的碩士，但又覺得一輩子留在大學裏寫英文論文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直到機緣巧合參加了與電影有關的課程，在大學圖書館借DVD看王家衛、侯孝賢、奇斯洛夫斯基的作品。
他參加過香港電影導演會主辦的電影導演教室、台灣的金馬電影學院，今年參加釜山亞洲電影學院。最初他學拍的是紀錄片，「我們學紀錄片，直接電影就是不用旁白說故事，其實就是你觀察到什麼，你就拍，然後你要分鏡，你要用畫面去說故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又覺得好有趣」。紀錄片聚焦在你看到的事和人，以人性的角度出發，不是由故事遷就導演的意念，而是導演遷就故事，「如果你由寫作或者編劇開始，可能件事一開頭會想得好大，我覺得可能比較沒這麼容易去關注人」。
劉國瑞關注的是社會中非主流的人，如香港的外傭、移民、難民，他形容這些人位於社會邊緣，無論是身分認同、種族、文化上都異於主流。他自覺與他們有共通點，「雖然我是華人，但在文化背景、性格、關注的人都會（跟本地人）不同，例如我自己一個人在香港生活，要處理生活上如租屋、文化差異的問題，或者比較孤獨，沒有任何社會支援、家庭支援的時候，這些其實是不同群體、不同的異鄉人群體都會面對」。
描寫少數族裔苦况
開始拍攝電影時，身邊的同學和朋友取材露宿者、傷殘人士、老人家、老店，他想說異鄉人的故事，「不在這裏出生、但在這裏生活的人，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他拍攝、訪問過70年代游泳偷渡來香港的人，又花了幾年時間了解外傭的故事。「我第一個想拍，好有情感connection的是外傭，因為我小時候家裏也有印尼外傭。」他在協助懷孕外傭的非政府組織PathFinders做了幾年義工，幫忙在中心照顧小朋友，「或者幫他們拍宣傳片，外傭中有些人是asylum seeker，即是免遣返聲請，廣義上的難民，所以都會開始知道他們的故事」。
他說不同導演有各自的視角，他的視角是站在移民的角度出發。2018年的劇情短片《末路窮途》是他第一部以香港的巴基斯坦裔移民家庭為題的劇情片，故事講述一名巴基斯坦裔移民男子出獄後，為了挽回妻子和兒子，四處找工作，但低學歷、有案底的少數族裔在香港備受歧視，他決定冒險當非法的Uber司機，但乘客又嫌棄其形象。故事靈感源於劉國瑞拍上一部劇情短片《九號公路》時，買了一台電單車當道具，就想順便用電單車送外賣，「因為Uber Eats那時剛剛在香港開，我報了名參加簡介會，上到去看到有好多南亞裔在聽簡介」。短片中，簡介人員建議男主角剃掉穆斯林男子珍而重之的鬍子。「我嘗試寫Uber司機的故事，Uber好像是一件幾光鮮的東西，但其實在香港是非法，好多南亞裔居民在香港是合法，但香港社會又不接納他們，這是一個幾鮮明的對比。」主角靠當非法司機有收入、改過自新，與妻子和兒子重修舊好，但法律又不容許他這樣做，猶如抹煞他的機會。「移民就是這樣，盡可能在社會空間中找到你的生存之道，但有時你會在合法和非法中間不停踩界，這就是你生活的方式。」
印度裔演巴基斯坦裔
選角時，現實情况也脗合電影劇情。劉國瑞最初想全部角色都由巴基斯坦裔演員演出，但找合適的巴基斯坦裔女演員殊不容易，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家庭多不容許女性工作，如故事中的巴基斯坦家庭，最後男女主角是由印度裔演員出演，印度語與烏都語十分相似，但演員要重新學習烏都語的口音。《末路窮途》中的印度裔女演員亦在《白日青春》中飾演哈山的媽媽。《末路窮途》和《白日青春》的主角均選擇巴基斯坦裔，因為馬來西亞不少馬來人都信奉伊斯蘭教，劉國瑞對伊斯蘭教文化熟悉。「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sell少數族裔種族，對我來說，移民就是移民，我拍《末路窮途》不是因為他是巴基斯坦人，而是一個移民家庭，其實這個故事放在任何一個移民家庭身上都成立。」
他從異鄉人的視角拍攝香港的故事，由他者訴說他者，「我覺得如果是一個香港人講少數族裔，我覺得好像都依然會當少數族裔是少數族裔」。以移民或難民為主角，要知道這些群體的真正需要，「譬如說好容易會寫成我們不夠開放，我們要打造一個讓少數族裔融入的社會，我們社會不夠包容，但好多時少數族裔或者移民家庭要的不是這些，他們就是不想改，就是不想融入你的社會，他們只不過想要一個搵錢、搵食的地方，搵到錢，可以寄回家，就是這麼簡單」。《末路窮途》結局，男主角被捕保釋後，上車打開Uber程式繼續工作。
《白日青春》的父子情
在尋找自己的視角時，他同時也在詢問與身分認同有關的問題，究竟什麼是香港人、什麼是移民、什麼是他者、身分認同如何影響關係。2016年他拍攝《九號公路》，故事講述一個香港男生愛上一個一口台灣腔的女生，他以為女生是台灣留學生，但女生其實來自廈門。「這個故事最早叫『蛻變』，來自卡夫卡的小說，改變了外形之後，究竟有無改變你的內在？即是你改變了外殼、身分，似乎大家對你的觀感就不同了。」他2015年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究竟什麼是香港人，我抱住這個迷思寫了《九號公路》，但最後我可能某程度上潛意識想否認自己是外國人，好想努力融入成為香港人的一部分，但這件事可能是不可行的，所以開初寫《末路窮途》時，我依然找不到自己的角度」。直到他決定以南亞裔家庭為切入點，從移民家庭的視角看社會問題。
公路象徵人生
《白日青春》也在思考同樣問題，《白日青春》中，陳白日70年代從大陸游泳偷渡來港，哈山父親是巴基斯坦政治難民，哈山一家最大夢想是去加拿大生活，兩者都是移民、難民，但際遇截然不同。他們身分認同、種族不同，但陳白日和哈山發展出比真父子更親密的父子情。劉國瑞最深刻的一場戲是，黃秋生飾演的陳白日和周國賢飾演的兒子陳康在的士上的對話。「過去幾廿年兩父子都沒有真正溝通過，只是講日常生活的瑣碎事，沒有真正表達過自己的內心。有一句是，周國賢對黃秋生說『我都幾羨慕個𡃁仔』，老竇對難民小朋友這麼好，但從來無對自己咁好，透過這個講法去表達他渴望得到父親關注。我覺得這是好深情又好subtle的一場戲，而兩個角色都做得好好。」
拍攝完《末路窮途》後，劉國瑞就開始計劃一部有關移民和難民的長片，但不能只講巴基斯坦裔家庭，「如果只寫巴基斯坦家庭，香港就無人睇喇」。他想以《白日青春》概括香港人如何看這個城市，從一對主角看過去50、60年香港的脈絡。有別於過去聚焦家庭，比較小品、文藝的短片，他這次想挑戰類型片，拍一套公路電影，「一些所謂好典型港產片的元素，追逐、動作、警匪、失槍，我嘗試容納這些經典的元素，但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寫一個有人文關懷的類型片」。
他喜歡公路電影，也喜歡公路旅行。「公路對我來說是一個象徵人生的東西，人為什麼會成為今日的我們，其實都是因為不停移動而形成今時今日的你和我。」他的公路沒有頭尾，他寫的故事也多是開放式結局。「公路旅行最好玩的地方，它永遠有超出你想像的事，我不喜歡計劃好今天要去那裏，聽日去那裏，我已經可以知道我會遇到什麼。」這也是他創作甚至人生態度，14年前他選擇到香港升學，而非更多馬來西亞人選擇的台灣和新加坡。「因為我不熟悉香港，我沒有親戚在香港，我覺得會給我一些我想像不到的事。如果我已經想像到10年之後我會如何，我就一定不會踏出這一步。」
早到與遲到的移民
有一次他到沙巴公路旅行兩星期，遇到海巴瑤族。海巴瑤族是穿梭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海域的族群，早以捕魚為生，住在船屋，隨海漂流，是海上的遊牧民族。他們沒有國籍，被稱為「海上的吉普賽人」。但因為他們無國籍，不能進入馬來西亞海域捕魚，也無法上岸工作。「我聽過他們的故事，但第一次真正見到他們的處境就覺得好震撼，好想拍，跟住就在港台申請外判，有資金去找香港團隊過去拍。」他拍攝關於海巴瑤族的紀錄片《海上的吉普賽人》，訪問了3個家庭，一個仍住在大海，但捕魚量每况愈下；一個住在島上，但被度假村發展商趕走，靠賣海鮮給遊客為生；一個成功申請身分證，得以上岸工作和居住，但欠債纍纍。「我覺得最諷刺的是百多年前，其實他們不嬲好自由，在不同的（現在定立的）國境間穿梭，為什麼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同樣的生活方式，同樣隨水漂泊，現在變成不合法，「但究竟誰有權力去定義他們應該如何生活呢？」
他是第四代馬來西亞華人，他的太爺一輩開始定居在馬來西亞，他被承認為馬來西亞人，但海巴瑤族不是。什麼叫原住民？馬來西亞人是什麼？「你早幾代來，你就會成為這裏嘅人，那麼為什麼遲幾代的就不是？」所以他覺得沒有任何一個族群比其他更優越，「你說不同的語言，你有不同的膚色，但今時今日你坐在我對面，那我們也一樣，只不過我們的祖先走過不同的路而已」。《白日青春》其實也是一個「早到的移民」和「遲到的移民」的故事。劉國瑞覺得陳白日也不算是他眼中主流的香港人，「陳白日的背景就是游水偷渡來香港，我覺得認知上，大家覺得主流的香港人可能是扎根在這個地方，但我遇到一些上一輩的香港人，其實他們成日都想返鄉下，對這個地方都無咩感情，這裏只是一個住的地方」。於是又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那什麼是香港人？「後尾發現問這些問題都嘥氣，無一個結果……」他的定義是主觀的，「這個moment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就是，可能過多一年你覺得不是就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