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多年前，伊朗聖城馬什哈德16名女性性工作者遭連環殺害，兇手竟受民眾支持，認為只不過替天行道、淨化聖城。最荒誕的是，這並非小說情節，而是真有其事。現正上映的電影《聖誅》，伊朗導演亞里亞巴斯不止描繪伊朗厭女惡况，更旨在闡述病態社會如何扭曲平凡人。
「『厭女和伊朗政府非常不好』，我用一句說話就能告訴你，根本不需要拍部電影來說明這件事。」亞里亞巴斯（Ali Abbasi）神態自若地說。
他是40歲出頭的伊朗新生代導演，10多年前到哥本哈根修讀電影，定居至今，並在歐洲發展電影事業。頭兩部電影Shelley和《邊境奇聞》（Border）皆以歐洲為背景，但今次執導的《聖誅》（Holy Spider）則改編自伊朗連環殺手的真人真事，講述在2000年的馬什哈德，賽義德哈奈（Saeed Hanaei）誘騙女性性工作者到其公寓，連續殺害16人，得名「蜘蛛殺手」。虛構女記者拉希米（Rahimi）追查真兇，但水落石出後，伊朗民眾竟支持蜘蛛殺手替天行道、淨化聖城。
「厭女不單止是宗教的事，我覺得它更深層次地，是一個文化問題。」亞巴斯在之前訪問也多番强調。他雖認為伊朗政府助長了厭女氛圍，但《聖誅》並非要批判伊朗宗教或政治，只因厭女文化在伊朗社會上盤根錯節。或許，亞巴斯更想透過電影反映伊朗的病態社會。
平凡人淪連環殺手 反受擁戴
亞巴斯從Maziar Bahari的紀錄片And Along Came a Spider（2002）留意到，賽義德哈奈徹頭徹尾是一名平凡男性，他是建築工人、3孩之父、虔誠的穆斯林，參與過兩伊戰爭，走到街上也毫不起眼。《聖誅》描繪的賽義德哈奈同樣平凡，亦不時見到他對着家人流露的真摯，也或因參軍兩伊戰爭而身心受創。平凡的他在病態社會中扭曲，「我認為這更近乎他現實中是個怎樣的人」。但他也强調，電影世界不一定要100%貼近現實，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自由創作的空間。
《聖誅》特別描述到，賽義德哈奈東窗事發後，其子竟然欣賞和崇拜父親的行為，原來也是亞巴斯從紀錄片中觀察到的一點：「那個兒子仰望他的父親，並視他為英雄，我想這算是從（紀錄片）中得到的奇怪印象。」他續解釋：「他視父親為英雄，因為他根本不明白他（父親）究竟做了什麼……有些人說『你要繼續抬起頭』、『你父親沒有做錯』，批判思考對他來說太難了。我覺得他只是個孩子，還失去了爸爸，所以（兒子的行為）很合理。」厭女文化無緣無故地在下一代萌生，20多年後仍穩如磐石。
「頭巾示威終結是假象」
今年9月中旬，伊朗庫爾德族女性阿米尼因佩戴頭巾（hijab）時露出頭髮，被宗教警察拘捕，拘留期間死亡。事件引發「頭巾示威」，演變至今已不單是女權運動，示威期間不少死傷，更有不少人被處決。被問及《聖誅》於當下有何信息，亞巴斯道：「那裏（伊朗）人們不再示威是個假象，因為迄今已經3個月了。」
「我不是超級政治化的人，不想做任何政治聲明。但像《聖誅》，電影有時會超出我預期。伊朗的事已經發生了，我們也沒辦法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當然希望觀眾留意《聖誅》的電影價值，但我也知道伊朗發生了很多事，有些電影情節會被人拿出來相提並論。」雖然如此，他並不介意人們討論此作時談論頭巾示威，但當然希望觀眾感受到電影的藝術價值和觀影體驗。
亞巴斯雖不熱中政治，但有時想用電影反映社會就會被捲入政治其中：「尤其在一些國家像伊拉克、伊朗，可能你在中國也察覺得到，不用花多大工夫，所有事就會很政治化。就如中國和伊朗，處理新冠時變得很政治化，不應變得那麼奇怪，應是很簡單、直接的事。」記者問他會否擔心惹上麻煩時，他雙手托頭淡然道：「嗯，已經有麻煩了。當然，我不懼怕。當這部電影面世時，我已料到會出現很多反應，但現在很多反響（與我原先預料的）有點不同，因為現在（伊朗）有更大麻煩，他們（伊朗人）正為了生存而奮鬥。」
伊朗故事 更是普世故事
伊朗導演離散在世界不同角落，他們的電影大多都未能在伊朗上映。無獨有偶，近年不少香港電影也未能在香港上映，例如《窄路微塵》導演林森與任俠聯合執導的劇情片《少年》，還有兩部紀錄片——周冠威的《時代革命》和陳梓桓的《憂鬱之島》等。即使離散，伊朗電影卻仍然連結伊朗人的心：「很多人之所以離開伊朗，並不是因為他們想離開，而是非離開不可。那些離開的人仍有希望、夢想，和來自伊朗的回憶，情感上依然與她（伊朗）相連。」亞巴斯更笑言，伊朗人自有方法去看在伊朗看不到的電影。就算不再定居伊朗，亞巴斯創作伊朗故事時也不覺有距離感：「我在伊朗出生和成長，也定時會回去，並非20年來都沒有回去。我希望這個故事（聖誅）不單止是一個伊朗故事，更是一個普世故事，就算你是否伊朗人也可與之連結。」●
聖誅
預告片：bit.ly/3EuhV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