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國政府過去3年的防疫措施，令我想到近年成為日常熱門話題的亞氏保加症。
亞氏保加症現在歸類為一種並不影響智力及基本語言能力的自閉症，特徵包括：社交困難、行為及思想重複及僵化、對社會情景難以理解、無法進行一些微細的溝通（如面部表情、幽默等），卻經常在腦海或口中反覆念着同一個主題或意念，或只專注想做極為有限及特定活動，而對其他不感興趣，甚至害怕。
家長及教師當然會擔心小孩有這個問題，對身邊人可能造成很大困擾，但對整個社會未必絕對是壞事，也有不少治療可以改善，而一些被診斷為亞氏保加症的人更可能是智力非凡，甚至是傑出人士，例如，在美國動作多多的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便自稱自己是患者（他對社會是否有害，端視乎你的政治及道德立場了），早前韓國電視劇《非常律師禹英禑》，導演把一個女患者塑造成非常可愛、善良及勇敢的少女律師，深受觀眾歡迎。
「制度優越性」
但一個政府若患有亞氏保加症的話，很少人會覺得是可愛的，編劇大概會編出一個恐怖的科幻故事，正如現在大部分人也不會在抗疫問題上輕易接受北京政府自捧的「制度優越性」。
若論公布的確診及死亡數字，中國比起許多大國，不止不差，簡直就是好得難以置信，當然，也許連中央也未必確實掌握數據水分有多少。經過了大規模核酸檢測及「清零」封控，的確把疫情硬生生壓下去，但雖經過了這3年，真正考驗疫情控制能力的時刻，可能是現在及接下來的日子，而非過去，因此，對抗疫表現下結論還是言之尚早。然而，中國政府這個官僚體系在面對自己國民、專家以至國際社會時，所表現出的極不尋常的僵化、難以溝通的亞氏保加症狀，才是最致命。
首先，當新冠肺炎在2020年初在武漢爆發時，政府把醫生及專家的意見壓下去。我們無法確知，若非地方領導不是慣性維穩，長官意志蓋過專業判斷，低估了嚴重性，是否就能避過全球大爆發，是否就能避免李文亮醫生之死。但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不願承認自己的制度問題，滅絕社會向黨政領導問責的可能，卻是十分明顯。後來，因為病毒傳至歐美後大爆發，當地政府防疫失敗、手足無措死傷枕藉，中國政府大肆宣傳中國式的封城、方艙及大型核酸檢測的成功，強調習近平早於1月初便領導抗疫，以「人民戰爭」的口號團結官民，製造國家認同及榮譽感。疫情初期對病毒了解不多，種種錯誤未必是不可原諒的罪行，即使是西方發達國家也有領導人低估疫情，為了一些自利的政治原因，作出不合理及專業判斷。但刻意蓋過錯誤，反手變成領導的偉大、光明及正確，這才是中國的最大問題。
人民怕方艙多於病毒
也許這做法當時在意識形態戰上真有點效果，在2020年夏天左右，當不少國家弄得焦頭爛額，我遇過一些本來並不那麼支持習近平的中國大陸年輕人，突然改了語氣，覺得中國很棒。如果到了2022年初病毒突然消失，中國政府大概便可成功而退，讓別人忘記疫情初期的狼狽失誤。但是，也許正是疫情初期領導嘗到些小甜頭，卻為自己製造出一條無法轉彎的「清零」之路。
歐美地區的確診及死亡數字，大致在2020年4至5月及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有兩個高峰期，而中國政府在這兩個高峰期間，即2021年8月提出「動態清零，精準防控」。追溯它的本意，其實沒有那麼剛性與絕對，本來「動態」與「精準」二詞是用來為高強度封鎖解套的，即未必需要絕對清零，也不用大範圍封控。可是，遇上了傳染力極高的變種病毒，整個官僚體制由上到下便馬上層層加碼，全面向「清零」及「防控」傾斜，全城封鎖甚至全小區搬遷，把輕症及密接送到建築品質差及設備欠缺的方艙等等手法頻繁出現，有不少人害怕方艙多於病毒。而在這個時候，外國漸漸判定新變異病毒毒性較低，早期不得不為之的家居隔離，反而成為個人及社會成本低卻有效的做法；只要疫苗有效，接種率高，特效藥及時送給高危患者，也可大大減輕醫院的壓力，降低重症及死亡率。
管控名詞亂飛
可是，當世界大部分地區已接受這些做法，甚至可以舉辦世界盃之時，中國政府卻仍困在自己的「清零」路徑走不出來。不要說照搬，參考改進也可以吧！可是，偏有人把洋人的做法稱為「躺平」而否定。
嚴格來說，中央不是瘋了，而是在過去整整1年多，整個官僚機器不停在自己跟自己打架：說要復常，要跟世界接軌，又說要「動態清零不動搖」，各種名詞亂飛：「社會面清零」、「封閉式管理」、「全域靜態式管理」、「階梯式管控」。各地幹部要為疫情負責只能層層加碼，為了避免烏紗不保，只能遏止確診數字而不停控制；可是，今年夏天中央又覺地方的封控過分，推出「九不准」節制地方。由市委書記到街道辦的大媽也恐怕無所適從。
中國政府也許為了「四個自信」，聽不進專家或西方社會的聲音，但也應該感受一下國內民眾的情緒。長期禁閉早已令大陸民眾對官方的防疫手段由支持變成躺平，消極接受，並漸漸演變成抗拒，甚至變成對政府及習近平個人的反感。可是，習慣壓下社會聲音的官僚體制對此反應極不敏感，或者是本能地致力消除致敏源，反正現在既沒有民間團體可以發聲，網絡上的吵鬧有輿論審查解決，又有官方宣傳蓋過，在官大人眼中，民情只是可以處理掉的雜音。日常的反對聲音雖可以管理，但高強度防疫封控措施的出錯及意外無法避免，特別是貴州及烏魯木齊等地的悲劇，終於逼出無法管控的北京四通橋橫額抗議，以及後來短暫快速的全國「白紙運動」。簡言之，就是社會要付出極大代價後，衝擊了政權，由公共衛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才能令這個冗腫的官僚機器拐個大彎。
「清零」後遺症
中國大陸在防疫上的最大問題，是中央一把抓，官府一手包辦，無法讓社會自發自主參與，沒有跟社會及民眾互動，更不用說跟國際社會同步。於是，疫情初期的恐慌，比較能保住大有為政府作為解決危機的權威，但疫情愈持久，抗疫愈無法取得社會正當性。因此我懷疑，許多人並不覺得中央最近的大規模放寬是中央德政，反而覺得是早前抗議的結果。反過來，放寬後的疫情惡化及混亂，也未必會怪在示威者頭上，而是埋怨政府。事實上，在過去的「清零」路線中，沒有為確診人數暴增及全國家居隔離康復作足夠準備，花了那麼多錢去搞封控建方艙，現在竟然連退燒藥也缺貨，我有些大陸的朋友竟要從黑市高價搜購口服特效藥給家中老人，更不用說如何加強醫療機構的應對能力，或增強疫苗的保護率了。
新冠已3年，若然自己或身邊的親友患病，我們多少也懂得如何照料；但可悲的是，沒有人有能力跟這個患有亞氏保加症的國家溝通，也無法知道他的病徵下一步又會轉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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