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訪問後，和李嘉儀並肩走着，她說我是步伐偏快的那種人，「那樣確實比較難邊走路邊寫作，我平日的速度是……」說着，拖慢了整個身體來示範。我依樣葫蘆地踏了幾步，忽然有點理解為何她第一本散文集《曝光》會定位為旅行文學：那旅行的意思，不單指她本人跨越疆界至加拿大、泰國、美國的異域經驗，更指向一種文字內嵌的書寫節奏，邊敲打手機鍵盤，邊打開眼際的風景，終由當下時空抵埗回憶或思緒裏的某些地方。「我喜歡在移動過程中閱讀和寫作。」她理所當然地說，像長期飛行的鳥。
移動風景內讀和寫
對李嘉儀而言，閱讀和寫作，總交疊在移動的風景之間。這狀態，一方面源於城市人愈為擴闊的生活圈，就如住在柴灣的她，從前由港島東往返新界東的大學念書，那一個多小時的長途車程成了日常的讀寫場域：「搭車的時候會看書。搖晃的時候，若看到喜歡的段落，會抄寫在日記裏或間劃下來。」另一方面，她的創作模式慣讓感官流動於周遭空間：「不論是寫詩、寫散文、寫小說，我都喜歡邊搭車走路，邊用電話打字。我是不斷修改的那種人，真要趕路時，會叫Siri轉換着男女聲讀稿給我聽，覺得那句不太對就改。我不介意被外物打擾，它們可以融入我的文字裏，是挺好的刺激。」
新書發布會內，《曝光》的文字曾被指過於散亂，李嘉儀不否認：「是啊，因為整本書就是在行走的狀態中寫成。你見到很多事物，但其實入面有個脈絡，有思緒在流動。」貫連全書的脈動之一，是閱讀。八篇旅行散文間雜五篇閱讀札記，部分文首更摘錄了一大節書本選段，如此佈局的理由，她回想：「當初只打算出八篇散文，但編輯看過後，覺得節奏太冗長，提議我不如把以前在facebook、Instagram寫下的短文章加進去，使整本書比較平衡。」按進她的社交平台，滑下去全是一格格書封相片，再點開，近千字的帖文裝着一半心得一半引文，書單長長一列古今中外文史哲。「它們是我的思考原點。有些角度，如果我沒有看過某本書，未必會那樣想，所以很希望在這本書credit那些滋養自己成長與創作的作品。」
讀《曝光》的閱讀札記，緊隨前頁的移動軌迹，又踩踏往交岔的思路，猶如夢裏散步。〈我要去某個水嚐起來像酒的地方〉及〈我也只好滿足於破碎與斷片〉，以英國旅行家米勒（Henry Miller）散裁的反線性遊記《瑪洛西的大石像》和印裔英國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時空混亂扭結的小說《午夜之子》，回應開篇〈曝光〉至〈橫越〉那以零碎敘事映現個人歷史的寫法；而〈我覺得我們總是要試着相信一些事情〉及〈我更愛你現在這個備受摧殘的面容〉，則用拉美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寫家鄉之城的詩〈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法國作家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捕捉瘋狂樣態的精神病人小說《勞兒之劫》，對應〈後台〉至〈木屋〉暗藏的記憶重置、創痛敘事。以作家書內一行行字句為篇題，「我」的言說彷彿同時混入自己和他者兩種聲道。
記憶是光的悠長累積
遇見素未謀面的人，是閱讀和旅行的共通點？「我覺得它們都是讓你很自由地探索未知，不斷思考對眼前接收物有什麼反應的過程，是一種激活思考的載體……但不同的是，旅行的感官刺激會大很多。當你把身體拋擲到陌生的地方，會有危險。」李嘉儀答道。她隨即跟我說起，旅居加拿大時，曾因錯過交通票的時間而夜裏獨自步行回家。越過聞上來像大麻的吸毒者街道，小心提防背後不知何時冒出來的醉酒鬼，她形容那次經歷「不是什麼九死一生，但還是會害怕」。我馬上想起〈曝光〉內那個緊張感很重的「我」，旅行期間總仔細檢查洗手間、睡房、櫃子、盆栽底部的縫隙有沒有藏起可疑的反光鏡頭；耗費極大量篇幅，「我」最後告訴讀者的似乎是：相比切身的不安全感，閱讀以至書寫埋落的「危險」，指向忽然被扯動、刺戳、撕開的記憶創傷。陷阱一樣。
記憶之痛，攤平於光的喻象中。曝光，是篇題也是書題，概念取自日本攝影師杉本博司散文集《直到長出青苔》的〈虛之像〉。二十三年來，杉本博司以一部在電影銀幕前長期快門曝光的相機，攝下系列作品《劇場》：一幀幀壓縮在八乘十英寸的底片顯影出一片白光，什麼都沒有留下，卻又記錄了所有——「悠長的光的累積」，李嘉儀這樣總結。飄流於恆長的宇宙、日夜流替的光線、人類世的歷史之中，眼睛如同鏡頭，生命的光景就那樣糅合並沉積成己身記憶。而那般「僅只一次的曝光」的層疊厚度，觸抵內部，必然灼熱地痛，如她寫，被轉化成文字的那些光：
當時代的摺痕隨屍體墜下的重量，隨煙火滑落的聲音輾壓我們的臉猶如火燙，我們的淚與無淚，傷與無傷，我們的呼喊與沉默全成了倖存的坑紋，為要盛住所有死者漏接的光、漏接的時間，要是這光注定灼傷我們的莖葉，使我們流動全身的汁液抽痛，我們仍要學習如何以全副身軀吞下這一個個光的傷口，繼而在光的疼痛與陪伴中，嘗試言說那一場可見與不可見的黑暗【……】（〈曝光〉，頁五十一）
光裏捕寫黑暗作為命題。問李嘉儀，如果曝白的光是記憶，那麼，圍攏光且使之存在的黑暗又是什麼？「這問題很難答啊……」她想了一會說：「那或是真會被忘記的瑣碎事，或是不想再記起的片段。」「退出記憶範圍是一種正常保護，但我們需要思考，人對於記憶是否有一種責任。我們存在，我們記憶，其實需要見證某些事曾經發生過。」被光燙痛，辨識專屬一己階度的光束，凝望在旁傷口凝結的黑暗。在我，《曝光》確然是一部旅行之書，只是出發地和抵達地，往復在被召回的昨天和行進中的今天，永遠兩者之間。
在異國返家的路徑
《曝光》感覺不像一般旅行文學。經驗場域在異地，「我」的思緒路徑卻恆常折返香港的處境。比如，〈橫越〉寫定居溫哥華七八年的香港情侶，談到沒有想念不想念的問題，談到距離肉身一萬多公里的那座城市，很遠又很近地穿過彼此的臉；〈木屋〉勾勒伴侶的泰國家人，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不懂看中文，卻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她〉圍繞移居美國結婚的姐姐，寫她在相距十二小時的時差裏，留給香港家人的債務，「書內提及的，都是類似散心的旅行，特別是去溫哥華和拉斯維加斯那兩次，是我希望逃避在香港發生的一些事。而當距離拉長了拉遠了時，不期然就會想，本身是為了解決某些事才來到那些地方」。
旅行是為了回家——不知來自何處的古老說法，指認了一往一返的圓形結構；我們旅行，與異域交涉後攜着自我差異，回歸相同的「家」，重新意識到主體的邊界形狀。旅行期間，面對必答問題：你從哪裏來？你為何來這個地方？李嘉儀發現，人的身分取決於生活地，那扎落的方式也許是很純粹的身體記憶：「我在拉斯維加斯時，很掛念香港的潮濕和下雨，那裏極度乾燥，一滴雨都沒有，我的皮膚在那邊嚴重濕疹。溫哥華則好凍，不可能在香港經歷到的那種凍。原來被拋擲到異地才會察覺，身體早習慣某種範圍的溫度和濕度。」
加拿大和香港的國族認同
書內，註腳似地反覆比量香港和異國的距離：時差、公里、飛行日數……兩塊陌生地表下，實貫連着互通的某條路徑。就如李嘉儀兩次暫居加拿大，合計一個半多月的日子裏，那國度與香港的可比處逐一暴現。七月一日——是加拿大的國慶日，亦是香港的回歸日。兩地的慶祝煙花看進眼裏，為何感覺此般不同？她不由得想。〈鳥體〉這般描述：
我投身在這片喧鬧之中，想及我城今夜依舊的風景：每當煙花遞放，一一如往昔，照亮過那些站在下方向上仰望的臉龐，照亮維多利亞港，與一整個夜空以後，這一場已經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火光，仍然眷戀半空，仍在久久地焚燒【……】這些從上而下的漂亮火屑，點燃我城下方所有的孤寂淒楚，使空氣變得炙熱難耐，混濁不清。（〈鳥體〉，頁二○二至二○三）
煙火外，還有歌聲。〈鳥體〉截取了一幕：某個男子在慶典回程的巴士上，脫口一句加拿大國歌，全車人立即接起下一句齊聲和唱。Oh, Canada!「那是我生平聽得最多次加拿大國歌的一天。我不懂唱那首歌，如一個完全無關的人。那刻好震動，原來別人會自動自覺唱國歌，如果香港的七月一日，有個人同樣這麼唱，會怎樣呢？」書在中部銳意轉入民族身分和集體創痛的反芻思考：〈鳥體〉捧接體內孵化飛出的自由欲望，那鳥的姿態，承接前方〈每當你看見渡鴉飛過〉眺望的加拿大原住民圖騰。
原住民心裏，群群降落的渡鴉是祖靈，存在猶如創造主。框留渡鴉飛過的風景，李嘉儀在〈每當你看見渡鴉飛過〉仔細梳理英法殖民下，加拿大數百年來種族清洗的血腥歷史。無數人失去性命，孩童在寄宿學校被虐待被性侵，現時一百四十多萬加國原住民的族群創傷無可置疑，但政府轉型正義的大量賠償金、優惠政策背後又犧牲了什麼？篇內，她記下那用廣東話抱怨原住民依賴補助過活的中年男人，有雙「屬於勞動階層的粗糙雙手」；同時，又用很長很長的文字，勾寫在繪畫守護神渡鴉的女孩、人類學博物館內如同幽靈佇立的圖騰柱，以及那些滅淨文化語言、極為醜惡地慢慢殺掉另一個人的苦難——兩種正確面前，彌補該如何丈量？所謂加拿大人共同體又是什麼？
未能梳理清楚，李嘉儀只知道，被年輕原住民的實踐深深感動。她看過一條他們向族中老人學習母語的錄像：「說出口的，只是些很簡單的句子，我的名字是什麼之類，但他們好感動，在哭泣。在神明信仰如此薄弱的現代社會，原住民到底如何自處？我沒有問，但那邊遇到的後人好似都自覺存在本身，就是民族流傳下來的證明。」
重敘是暴力也是救贖
〈鳥體〉和〈每當你看見渡鴉飛過〉配置的札記文本，是二戰集中營倖存者李維（Primo Levi）的《滅頂與生還》。書寫苦難是種暴力。李嘉儀開首即寫「比我想像中痛苦，大概每看十多頁便要停下來休息一下」，引錄了李維的話：「人必須對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強迫自己記述最無助的人的命運。」雖不直線連至二○一四年或二○一九年的社會運動，但整批文稿在二○二二年十一月成書前仍持續修改，大時代的迷茫、憂鬱、躁動無可避免滲入了字質的肌理。她提到，前年刊在文學雜誌的〈鳥體〉編入書後，改寫了結局：「我在二○一九年初左右完稿，那時比較積極，會有期望的方向，但現在，有些說話好似再也講不出口。」她沒有明言講不下去的話是什麼，只告訴我：「有些人認為說什麼話都沒有用。但我覺得，你需用盡方法將見到的東西講出來，轉化那些內疚、不開心的情緒。當然，你可以保留它們，但時間逼你不斷前進，無法停留 。」
被時間之神推着走，與創傷所在愈來愈遠，一次次重敘是強迫的暴力也是自力的救贖。想起〈後記：寫作的祭品〉提到，初次下筆的人稱是「你」，其後才切換至「我」。李嘉儀說，最早期還有一個「她」，但全用第三人稱太混亂了，才改成第二人稱：「這與我心理輔導接受的敘事治療有關。用『我』不太說得到以前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但把自己當成第三者來描述，情緒消耗沒那麼大。」後來她邊改稿，邊聽Siri讀稿，覺得已能消化不同時期的敘述，便轉用最貼身的第一人稱。與各個時空夾層的自己對話，以生命獻祭—— 如她寫：「『你』着實已經在言說之中，替我贖回了過往所有可能的時光。」然而，書寫記憶的暴力仍然存在，書稿以外，未寫出來的黑暗更多更多，「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有些人稱沒有改。校對時，編輯特意問我是否改漏了，我說不是。是有些地方仍然卡住了」。情况或如同書頁之間，那由紋身師繪製的插畫，圖案一點點如同記憶刺扎的傷痕。
掠動於疼痛縫裏的間隙，緩緩流溢，構成《曝光》散文集獨有的節奏感。李嘉儀此般概括：「我的長篇散文是一種散步。有時覺得某個位置風景很好，會停一停，暫停時間然後描述，有時情緒激動或希望思想快一點時，又會小跑步，甚至俯衝……」如鳥抬升再滑翔着陸。人類沒有雙翼，文字至少讓心靈飄徙在廣袤無垠的一片白光天際上，自由自在。「我很羨慕動物先天的自如動態，所以總在行走和搭車時感受那種移動感。」有隻鳥飛過我們頭頂——「你睇，幾靚！」妳滿足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