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1年12月18日，在香港友人的聚會上，我與幸彤初相遇。聚會友人頗多，而幸彤說話不多，所以我們彼此都沒留下深刻印像，也沒交換聯繫方式。我們都沒預料到，這偶然的尋常相遇是必然相愛的開始，冥冥之中我們已被命運用無形的線緊緊綑綁在一起。
這條線的線頭是哈維爾。在我們初相見的這一天，哈維爾離開了人世。
三十年來有兩個捷克人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一個是米蘭•昆德拉，一個是哈維爾。
1990年代初，我在南方的一個海港城市工作。我從沒喜歡過這個城市，民風閉塞蠻橫排外保守，官員從上至下全面貪腐。經歷了1989年的六四槍聲後，在夢幻、理想，和破滅所交織的90年代，如同中國許多的年輕人一樣，我們對未來充滿了迷惘，急需尋找前行的方向。
80年代愛上昆德拉
那個時候喜愛上了昆德拉的作品。在那個壓抑的時代，在那個沉悶的城市，閱讀昆德拉是為數不多的精神享受。同樣是經歷了坦克軋輾民主夢的相似歷史境遇，昆德拉對紅色謊言話語自我神化的祛魅、反諷和對宏大敘事的解構，觸動了那個年代理想破碎後精神疲憊的中國人的神經，激起了強烈共鳴，作品受到熱烈歡迎與追捧，在知識分子圈中大有「開談不說昆德拉，讀盡詩書也枉然」之勢。
80年代的理想主義破滅後，90年代中國的重要特徵是犬儒主義的盛行。官方對知識分子實行收買為主的策略，用獲得社會資源和經濟利益為餌，換取知識分子對現行體制的認同。劉曉波對此作過描述：「中國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是八九民運的啟蒙者和動員者，因此，六四之後，政府逐步向幾個知識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資源，使得知識分子在經濟上獲得實惠，收買他們的人心。這一策略的後果就是犬儒主義的盛行……整體上陷於犬儒生存的泥潭，與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氣和擔當，而更多聰明、世故和算計」。
政治高壓和利益收買使犬儒主義開始在中國大行其道，而昆德拉作品也逐漸成為炫耀文化教養和社會地位的小資讀本，他對個人自由和尊嚴的強烈關注被世故的中國人所拋棄，而他的價值虛無主義立場卻成為喪失了價值追求的犬儒主義為自己的恐懼、冷漠、麻木、懦弱穿上的避彈衣。
犬儒盛行的90年代
昆德拉的極端懷疑主義說出了生活的側面，精神疲軟的中國人卻把其視為答案。美國參議員向草坪的孩子招手微笑，與極權政府官員站在檢閱台上向遊行隊伍招手微笑，是一樣等量齊觀的嗎？國家命運於一己真的有關係嗎？生命裏還有真正嚴肅的事情嗎？愛情、歷史、生命，一切都只是玩笑的對象？
啓發《零八憲章》的哈維爾
對於渴望改變現實的人而言，昆德拉對公共領域的拒絕已經不能提供思想資源。在90年代末，受惠於崔衛平等人的努力，我們知道了在捷克，還有另一個人顯示出了強大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哈維爾這個名字開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
「生活在真實中」、「無權者的權力」、「反政治的政治」……這位捷克異議者二十年前的聲音，打動了中國的自由主義陣營。上至李慎之、劉曉波，下至我們這些普通自由派，莫不從哈維爾那裏汲取了精神營養。哈維爾的《七七憲章》更成為中國自由派致敬和努力的榜樣，影響和啟發了《零八憲章》宣言的產生。
在得到哈維爾去世的消息後，我趕到捷克駐香港總領事館，獻上鮮花表達對他離世的悲痛。在總領事館的弔唁冊上簽名留言悼念時，看到我是第二個前來致哀的人士，前面留言的人竟然是幸彤！她在我到來前已第一個抵達悼念並剛剛離開，我們緣慳一面。
哈維爾在我與幸彤這兩條平行線上打了個結，然後又和時光一起遠去。下一次見面，兩條平行線的再次交匯已是很久很久以後，緣分注定的人在流光百轉千回後始終會再走進對方的生命中。
這次重遇是在韓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幸彤班機晚點，錯過了會議接待人員接站。她在火車站長椅上和衣睡了一晚，然後乘火車再轉公交到會議地點，傾盆大雨把她淋成落湯雞，見面時她平淡地說起這些遭遇，她的明淨、爽朗，我至今記憶猶新。
會議期間我倆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哈維爾成為我們溝通橋梁，我說起那次捷克領事館弔唁哈維爾的錯過，說起哈維爾如何影響中國的自由派；她說起哈維爾對她的影響，說起在劍橋大學求學時專門跑到布拉格，彳亍於哈維爾常駐足的酒吧，只為一睹他的風采。
此後在共同致力於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工作中，我與幸彤有了更多的合作機會，也相互產生了好感。然而，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維繫兩人感情的是何等困難的事情，所以我們選擇了就此止步分手。
哈維爾式堅韌道路
分手後長達一年的不再相見，卻讓我們明白了彼此的難以割捨，在茫茫人海中能夠相遇相知相惜相愛是何等的困難何等的幸運，最終我們選擇了不負這份愛，以及面對愛的困難、考驗。有別於很多人選擇的昆德拉式去國遠走之路，我與幸彤選擇的一直是哈維爾式堅韌、堅守、堅持的道路，所以我們的抉擇一直沒有改變過，這就是幸彤獄中書信所述說的：「我是知道這場民主運動對你的意義的，知道你放不下那些逝去的和還在掙扎的前輩和友情，我也不願你放棄理想，離開去做一個無根的人，所以選擇是很容易的：我上來，和你在廣州築個小家，一邊繼續開創運動的可能。」（明報2021年7月25日〈兩地書〉）
我倆選擇了面對社會和愛的沉重，但生活中不能只有生命的重量，還有詩與遠方，這是我和幸彤相互吸引的一點。在相戀的日子裏，我們號稱「唯美食與美景不可辜負」，足迹遠至意大利，近至大理風月、江南流水。
哈維爾這樣描述過價值堅守與生活的關係：「如果一個人的面容隨着他所面臨的問題的嚴肅程度變得愈來愈嚴肅，那麼他就會很快地變得僵硬，成為他自己的雕像，這麼一個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寫出一篇歷史性文件的。」兩個相互樂觀的人在一起，生命永遠不會乏味。鄒式招牌朗笑就是我心底跳躍的陽光。
生活在真實中做傻瓜的勇氣
突然之間，時代的大潮就撲面而來。在街頭林立舉起的手臂中發出怒吼並不艱難，艱難的是，當時代的潮水退去，是否還有勇氣形單影隻堅定地站立，不讓黑暗逐一熄滅自由的燭。這個世界的聰明人大都選擇的是如魯迅所言「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只有傻瓜才不考慮成敗得失忠於內心堅守的價值而去承受生命之重。
幸彤就是這樣的傻瓜。生命中除了詩與遠方，還有負重前行。她踐行了她所崇拜的哈維爾「生活在真實中」做傻瓜的勇氣。（哈維爾在1986年獲荷蘭頒伊拉斯謨獎致辭說：「我在此建議第一件事，就是做傻瓜的勇氣，傻瓜一詞在此取其最奇妙的意思。讓我們嘗試做傻瓜，嚴正地要求改變所謂一向如此的事情。」）
幸彤，這一生有了你，不負愛，不負自由，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