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給十九歲的我》上映4日宣布下架。對導演及校方不理女生阿聆及阿佘反對強行公映，社會輿論大力鞭撻，亦引伸紀錄片拍攝倫理，例如什麼為真，如何是假，對被拍一方應有的權利保障等專業操守的討論。紀錄片的觀眾及市場向來很少，難得引來如此大的關注，記者遂向兩位本身是導演的老師討教。
然而，連日來的網上討論（大部分在社交媒體上發生），當中大量的人身攻擊和情緒發泄，在春霧襲來的濕滯時分，特別讓人感覺鬱悶，影評人朗天更呼籲告別當中附帶的「取消文化」（另文）。「取消文化」意指網絡發起的一種抵制行為，通常是針對做了一些不受歡迎的行為或言論的名人，使其工作機會、商業代言、企業贊助以至網絡影響力統統取消，其負面效應近年漸漸引起關注，年前本身是受害人的《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與魯西迪（Salman Rushdie）等150名作家和學者發表聯名信譴責「取消文化」危害言論自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亦曾指出取消文化有造成「正義魔人」的危險。
然而，無論如何，香港電影史都會記下《給十九歲的我》和其後續發展。另邊廂，內地近日一齣反貪劇亦成了一時佳話，文化人李照興以香港情况作例子解畫，說性質就是廉署拍的一套有宣傳成分的劇集，卻是破格大膽，今期有他的視評分析。
紀錄片喜以天才和名校為窺探對象，可是，將音樂老師Kelvin成功博取同學的歡心，由被迫變成心甘情願踴躍參加學校合唱團的故事搬上銀幕，也許更動人且鼓舞人心？至少他一定不會mean人，因為他不喜歡這一套，甚至可謂在為取消mean文化出力。推介讀今期的勵志故事，別樣的「音樂人生」。
同場加映鄭思思的「疑似現實版《毒舌大狀》」考證筆記，真相未能水落石出，幸好法庭從善如流。
最後，也請留意今期加入新哲學專欄「立德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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