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你真的要說這些？真的嗎？」這一句話，在這場訪問之中我問了不下十次，那些坦白但並不討好解釋，讓我不禁為他捏一把冷汗。翁子光毫不遲疑地說「講吧。冇問題吖。」他不怕haters再增加，甚至讓討厭他的人更討厭他，只怕原本相信他的人因為那些假設與臆測而對他產生誤解。
《風再起時》上映後，巨資製作、巨星連場的電影當然備受注目，然而電影並非主流觀眾所期待的故事，在國內票房失利已成定局，電影來到香港，作品有人驚讚，亦見罵聲不斷。作為導演站在當風處，不少人勸他少說些話，但他仍然是想完完整整的、好好的把整件事解釋一次。
■問：朱鳳翎 （斜棟媒體人，為香港電台等香港及台灣多家媒體工作，《1人婚禮》助理編劇）
■答：翁子光 （資深影評人；《風再起時》導演、編劇，《正義迴廊》監製。憑《踏血尋梅》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
朱：那麼就直接來了。《風再起時》很多影評都很「大鑊」，還有很多不同的猜想，估你是否因為合拍片中間有很多妥協和計算，你看了之後怎麼想呢？
翁：最主要是我曾經都是一個影評人。我明白有些人會覺得自己某程度上是insider，可能從某些途徑，知道一些感覺是內情的東西，但最恐怖的是知一半猜一半。影評20年來最大的改變是，現在的人會傾向是「評」多於「論」，我們以前寫影評，都是要「論」的，現在是「評分式」的影評較多。我們以前寫一篇影評，不是一定要打分，我們一定會深入地看一部戲。例如紅眼那篇影評（編按：刊上周19日本欄「周日話題」，題為「《風再起時》：返大陸，跳老舞？還是跳老香港的舞？」），我最大的反感不是他對部戲的觀感，而是他猜測我的動機，他幻想了我如何機關算盡，怎樣想透過這部電影能夠得到什麼，這會令我給人一種這樣的印象，這是最不好的，因為他怎知我想什麼？開始不是從文本出發和電影本體去想一部戲，而是掌握到一點東西就要煮重你米那種感覺。好多人都覺得我比較另類，很少導演會跳出來筆戰，可能因為我自己從前都是一個影評人，所以很喜歡用文字去抒發感受和回應。但有時看到一些人會用一種「誅心論」，我是不能夠接受誅心論去講一部電影。
朱：現在的影評人好像感覺是主力要令人喜歡或不喜歡一套電影，比較流行的那種影評。
翁：帶風向啊？（朱：笑）這個字比較大陸，但我暫時找不到一個詞去取代她。我覺得帶風向是和政治環境有關係。因為政治氣氛令到大家想宣泄一種情緒，透過一些追擊或追捧一些東西，令情緒得以抒發，張婉婷事件也是，會很多人講，演變成一些你死我活式的對戰。這些跟整個香港言論自由收窄有關，絕對有關。因為很多政治上的東西，或者人生很多你覺得真真正正重要的東西你表達不了，就在一些不會觸犯國安法的議題上去表達，我不怕這樣說的。
朱：那今次到你自己的電影掀起了這麼激烈的反應，你的感受是怎樣？
翁：可能最大問題是我錯估了觀眾的反應，我真的有點自以為是，以為《踏血尋梅》給了大家對我的信任和認識，令我以為大家會給多一點耐心去陪我一起參與，認真了解我在這套電影究竟在想什麼。因為……當你會想我在想什麼，起碼你不會假設我是亂拍吧？甚至會多一點包容，這就是我所講的自以為是了，錯估大家對我的信任。這是有趣的一課，也沒有人估到結果這電影是相隔了8年才上畫。我感受最深不是別人不喜歡部戲，而是我讀到一些人的偏見和借題發揮，同時間我亦覺得我是代表整部戲的工作人員去呈獻給大家，所以我會盡量想去導讀一下公眾，或者去做一些期望管理。
朱：那如果真的有一個導讀環節，好似書本的序一樣，你會想給觀眾怎樣的導讀？
翁：我覺得最主要從香港歷史去看，這個電影對香港進行了這麼多歷史的考究，她是可以從很多細節看到，美術考究、服裝考究、場景上的考究，其實香港歷史有些東西放了側影在裏頭。如果觀眾看的時候可能忽略了原來可以發現這麼多東西，只是覺得我們隨機地放進去，這是很可惜的，我敢說我們這個劇組其實也幾苦心經營，我想大家從懷緬香港的角度去明白這一套戲，而不是看主流的情景劇的那種閱讀模式。
朱：可不可以講多少少關於《風再起時》閱讀模式？可能我習慣看舞台劇，舞台劇觀眾比較接受各種講故事方式，甚至會ready劇場上不一定是在講一個故事，但電影觀眾的期望不像這樣。
翁：這是用一種非線性的手法去拍，有一種實驗性在這裏，因為多數戲是用一種敘述式的方法去講故事，這是觀眾最容易接受的，是電影長久以來培養了觀眾的習慣。我們的時間不是太線性，也會將時空打亂。畢竟在兩個半小時內講四十幾年的事，這個也是很大挑戰，我們用了一種節子戲、片段式的方式去講，我想講往事好似往事就是一幕幕戲，像一場夢似的。醉生夢死，過眼雲煙。我其實有意這樣去製造一種這樣的觀感。特別是前面因為節奏快，後面六七十年代節奏慢，其實都是一種選擇。一開始這班人有種很浮躁的感覺，在亂象之中剛剛建立香港，建立過程中的輕挑浮躁是比較快的節奏，但去到後期人生狀况已經settle down少少，所有事都慢了下來，都是一種形式結合內容上的考慮。但這個考慮未必是給觀眾歡愉式的，不是一種服務觀眾式的，我常常覺得觀眾睇戲不一定要告訴他入口在哪裏、出口在哪裏，你可以讓他自己行的。我覺得如果一個電影沒有那麼多模式化的線路，那個電影會「襟睇」一點，她可以看好多次。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影好像聽一張黑膠碟，我自己很喜歡黑膠碟，可能第一次會很喜歡前面幾首歌，第二次喜歡後一點。所以有人話是拼貼式的，我都不會否認。如果人家說我貪心，我就更加不否認，這次我是非常貪心，我是用一種有今生無來世的方法去拍，所以一次過拍了出來。
朱：但有些評論說，這個香港電影很不香港，華探長時期的故事已經是脫離了現在的香港，對這個時代已經沒有意義，你會怎樣說？
翁：我在《踏血尋梅》之後這8年對我來說實太有血有淚，《風再起時》雖然不是2019年之後拍的，但也是2014年之後拍啊……只是這8年來整個社會變了，氣氛又再變化了很多，而我這個電影其實是很「左膠」，我是比較左膠的人來的。左膠的意思是什麼呢？我覺得現在大家比較需要宣泄一種憤怒，需要有個結論，需要一種好肯定的語氣，或者對事情的定調。但《風再起時》是沒有的，她是沒有提供答案，沒有幫人出口氣的那種立論。她是柔軟和哀傷的，看完之後感情好複雜，但那種複雜並不是一種宣泄。《風再起時》不是有出口的電影，她是內在的，需要感受人生很多東西，她既回應時代但又脫離了時代。但是，當中很多東西，例如打字機和槍之間的選擇，這樣是很……我不怕講埋了，香港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拿着打字機還是拿着支槍呢？你明我意思嗎？
朱：以前呢就覺得是打字機的……
翁：哈哈哈，這就是我放了很多香港意識在裏面，我覺得很多人都會明白《風再起時》中拿槍還是打字機是在講什麼。這個其實是我在電影問的問題，當然，我知道拎住支搶都未必有用，拎着支搶不是代表要去殺人放火，問題是你到底應該武裝自己，還是應該做鍵盤戰士？還是真的做一個戰士？當然，所謂戰士、槍只不過是一個意象，不是用來打打殺殺，但真的要有一種道德勇氣，有一種表達的銳氣，是講面對事情的態度，所以講到知識分子有什麼應該做，更要知道什麼不應該做，這就更加穿越了時空。所以說回來，我又覺得網上很多人攻擊，可能大家都會覺得這個時代是需要這種意識，又或者我可能已變成了很多人眼中的上一代了。 而郭富城那個很頹敗的暴發戶就更加。肚滿腸肥的暴發戶，整天跟人說要怎樣怎樣建立制度，到有事的時候第一個走！但我不是blame他，他是一個很務實主義的人，就是那些香港再沒有錢搵，為了明哲保身而走的有錢人。大家都是將這個地方變了做搖錢樹。然後，知識分子對有錢佬說，你現在搞到香港全亂了，我幫你執返正他，我怎會不是講香港啫大佬，有人話是不是亂拍呀？當然不是啦！磊樂和南江是百分之一百在講現在香港的人。
朱：另外一個很大的批評聲音是說你扮王家衛，野心很大，其實也不止，電影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致敬，你決定這樣拍的原因是什麼？
翁：如果你說我很貪心，我不否認的，其實我拍這個電影當時，我是很開心，我覺得我回去那一種再「電影學生」一點的心態，很小朋友很稚嫩的方法去面對電影。那一刻的我是對電影最雀躍的心情去拍這部片。這樣令我回憶了我作為影迷有很多很喜歡的電影我想致意，有他們很多的影子。但我不單喜歡王家衛，我也喜歡馬田史高西斯啊，安哲羅普洛斯啊，貝拉塔爾、吳宇森、許鞍華，我也喜歡以前歌舞片的積葵丹美啊，好多東西融會在電影中，無奈大家只是看到王家衛，因為他是最典型，最容易標籤化的。但如果你話，我致意得太多了，電影太過「影迷向」那我又不否認。
朱：有見過這個形容是，你在這戲沒有了自己，只有別人的影子。
翁：這都是一部分的我自己來的，大家覺得我的「自己」無非是來自《踏血尋梅》吧，《踏血尋梅》這個作品，相對《風再起時》一定是處理得更加圓熟、更加世故。《踏血尋梅》時我是比較篤定的，有一個很強的自己的眼光去拍，但《風再起時》她是更大的東西，我需要用更加謙卑、更加「無我」的方法去探索這個世界，「無我」這個講法才是對的。拍完《踏血尋梅》我有一種exhausted了的感覺，那電影帶給我很多，但我這個人的性格是不甘在安全的環境中，我會覺得大家對我認識了之後，我就應該掙脫那個東西去做別的東西，所以我有了這個機會去做《風再起時》，我將整個人的武裝全部解除，還原了一個再基本的自己，回去初心第一天拍電影的自己，所以這個才是我的首部劇情片，對我來說。可能這個是很特殊的心態吧，當然現在說已經是8年前的那個開端了，現在看回來，都會有很多自己想對自己的勸勉，問自己你何必這樣呢，是否過於自以為是呢。記得有人話「有才華的任性需要尊重，但沒有才華的任性即是亂來」，我到今天我可以好肯定地告訴大家，我自認為一個沒有才華的人。因為我很記得，許鞍華導演和我講過一句說話，她看完我第一部電影《明媚時光》的粗剪，她說：「其實阿翁我覺得你好多時想做一些和別人不同的東西，但你需要知道喎，你故意做一些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不代表你比別人好㗎喎。」這件事對於我來說是大受啟發的，當時我想，有兩條路，一就是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不要和別人太不同的東西呢？定還是我要做一些同別人不同的東西，但又要比別人好呢？又於是乎，什麼叫好呢？好的標準是全地球所有觀眾的標準，還是在某一個影迷層面處找知音呢？記得黃仁逵和我講過，一個電影不會沒有觀眾的，問題是觀眾在哪裏，不要因為怕一個電影沒有觀眾就不敢去拍，我好受這句話的影響。
朱：聽說初剪版有6個小時，但公映要剪掉一半，結果要剪到零零碎碎？
翁：是真的，初剪時5個多小時，Fine cut拿出來給投資方，是3個小時45分鐘，到現在兩個小時20多分鐘是剪了很多。其實當時我為什麼說我是一個電影學生呢，我是真的沒有想過，沒有很功利的想法要怎樣發行，我很享受我用了很多紀錄的方法去將時代拍了下來，演員那些表演的瞬間，潛意識可能想我拍了就行，回想起來，我覺得是沒有完全解決方法的。
朱：啊……
翁：我覺得這些你可以寫的。
朱：你會被人罵你很浪費。
翁：會啊，會被罵，但我真是沒有想過如何剪成兩個幾鐘，所以剪的時候是很痛苦的，要在兩個幾鐘去表達出來，其實基本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事。當然做了選擇，就要為了這個選擇負責任。後來混音師杜篤之告訴我，其實也沒有問題，這樣也是種風格，他做電影以來都未見過，既然她是這樣，那就讓她試試吧。最重要是問心，我每一次由頭看到尾，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完整的，那對我來說是完整的呈現，或者中間你需要一些方法去投入，但她是完整的，她沒有甩掉，所以沒有很大的遺憾，我也沒有很強烈想要一個導演版，但有也是好的，心目中好的導演版應該是3個多小時。
朱：那差不多最後，還有什麼說法你看到之後是你會想解畫的？
翁：我會想講……中間那些就是想說，我不是大家講的那種「死雞撐飯蓋」，有人說你寫這些文章，不接受所有人的差評，不是這樣囉。對於電影，對於這個城市的感情，結果是給人奚落，我昨天forward給你那個「任何人對這電影有好評除了收了錢想不到其他原因」，有人會寫些這樣的東西，這種話真的應該講的嗎？不至於吧？對於我的那種藐視、那種輕蔑，是對我傷害性很大，但是明白如果電影是納入喜惡問題，大家的確是有權有那種情緒。也很多謝一些知音人，他們說了很多勉勵的說話，他們未必完全覺得這電影非常之好，但他們去嘗試去讀懂這個電影，比如徐詠璇寫了一篇，他說這條友一定有看錢鍾書《圍城》和張愛玲，我覺得真的很勁，還有導演陳果、陳嘉上私下都會發信息告訴我對這電影的感受。他們是表現了他們對電影的愛，不是對這一部電影的愛，而是他們對電影的珍惜、珍重和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雖然電影不是無功都有勞的東西，但我用了這樣的心意，用了這樣的精力，用了這麼多包圍香港的想法，交出一份厚重的東西，無論如何都希望提升大家對電影的一些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