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男孩們青春的裂痕

文章日期:2023年03月05日

【明報專訊】「雖然我沒有真的拍出來,但我腦海經常浮現這個畫面:一群黑鳥在天空徘徊。悽美之餘,同時展現了一個群體的威力與恐怖,我們希望成為當中一員,但同時必須背叛部分的自我。」這是比利時導演Lukas Dhont《親陌》(Close)文案中的第一場,首作《夢女芭蕾》(Girl)的文案也一樣。我們談到這畫面,然後想起墨西哥導演Alejandro Inarritu在《美麗末日》(Biutiful)中的天空,一個意象如何勝過千言萬語。

問:李駿碩。香港電影導演,作品包括《翠絲》、《濁水漂流》等。

答:Lukas Dhont。比利時電影導演,首作《夢女芭蕾》(Girl)。

男孩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Lukas Dhont的這兩部戲最後都沒有真的把群鳥拍出來,導演說,冰棍球其實已經象徵了這意象。男主角穿起黑色的盔甲,渴望消失於男孩之中,就如《夢女》女主角渴望穿著芭蕾舞衣消失於女孩之中。

導演回憶說,12歲那年學校到海邊旅行,到最後一晚,每個小孩都有一段表演時間,他播着美國跳唱女歌手Christina Aguilera的首本名曲Fighter跳舞,然後被同學們戲謔嘲笑了一段時間。自此他收起陰柔氣質,並放棄了成為舞者的夢想。這是年輕男孩都要面對的社教化過程,不論其性取向。

眼前這位導演拿下康城評審團大獎(僅次金棕櫚的二獎)時才30歲,也許因為年歲(與美貌)的關係,以至其作品的酷兒性,還有二人的世俗一面(經常表達對《鐵達尼號》的熱愛),外國影評經常拿Xavier Dolan與Lukas Dhont比較。如果前者是烈火燎原,那後者則是慢火細熬,把創傷一層一層挖開,在靜默中把羞恥與遺恨淨化。

Lukas Dhont的對白相對少得多,人物總是往內壓抑的,而他真人也一樣內斂。他說他小時候會羨慕有勇氣不理旁人目光的男孩,他自己則每天努力迎合着別人。然而舞蹈一直存在於他的血液內,他處女作以舞蹈為題材,到第二部,他說,舞蹈更像是一種創作方法。「當我在書寫,我還是用一個舞者的視覺去寫,我會寫動作的編排、身體的構圖,都是來自形體的概念。」

說的不是需要排演的動作設計,而是全片的調度、節奏與象徵,都明顯控制得精準。例如第一場戲,兩個男孩躲在洞內,幻想自己在戰場,被敵軍伏擊。畫面一轉二人在花田裏奔跑。他強調他透過兩個男孩兩組緊接的戲劇動作,對比出男孩們勇悍與纖細兩者的矛盾特質,「並置我們平時所接收的,與我們即將展示給你的意象」。

又如「黑鳥」的意象,一群男孩在訓練過程中,跟着同一個方向,由一邊奮力地溜向另一邊,然後又溜到原本那邊。在這大眾認知暴力的運動裏,男主角的傷痛和內疚都困在頭盔內。導演在第一部已展示出過人的調度能力,而第二部更把當中的意涵昇華了。

「他們不依靠演技,

他們依靠對方」

在場景設計方面導演明顯是精心計算的,但他的對白設計卻是放任的,因此觀影過程一點都不覺匠氣。

導演述說,他是有天在坐火車時遇見飾演男主角的Eden Dambrine,他一雙天使一般的眼睛、尖銳的輪廓和瘦弱的身體,都散發着中性的魅力。在第一天的集體選拔裏,他與另一位男孩Gustav De Waele已經充滿默契,從他們第一次試鏡就有種非與對方一起出演這部戲不可的感覺。「他們不只想自己的演出好,也想對方一起演得好,你可以感受到他們倆之間的特殊情感。」

兩位小演員在中選後就只讀過一次劇本,知道故事骨幹後,他們有6個月時間相處,去看彼此喜歡的電影,玩遊戲,到海邊散步。他們在相處中會談及戲內的劇情,也會分享自己對青春、朋友、男子氣概的看法。

自首次圍讀起,他們便沒有再在綵排中或拍攝現場裏再讀文字。他們只依稀記得每個場口的梗概,並用自己的語言重新演繹,例如「牀邊故事」那一段對白,由原劇本中的宇宙黑洞故事,變成現在蜥蜴與鴨的故事。導演說都是由小演員們完全自行創作,也把他文本中離地的部分修正過來。

除了素人小演員,圍繞着他們的專業演員,導演也用相同的方法,造就了當年憑戴丹兄弟金棕櫚作品《美麗蘿賽塔》(Rosetta)以素人姿態拿下康城最佳女演員的Émilie Dequenne的近年最佳演出。對導演來說,所謂演技從來是次要,最重要是兩家人看出有愛,如此關係就會成立,角色也就成立。

對準社會規訓議題,而非家人間的衝突

看Lukas Dhont的電影,最深刻印象是這些家庭都很溫暖,雖然是酷兒,但家人們都對孩子採取完全接納的態度,在《夢女》裏,單親爸爸對孩子要變性這回事更只有支持與呵護。兩部電影就算在朋輩之間有張力,也沒有明顯的暴力與排擠。導演解說,他的電影不是關於人際衝突,而是自身與性別社會規訓之間的衝突。

「我們由出生開始,身體與行為就已受制於一系列的期盼與規訓。我把主角與家人的衝突從這方程式中刪除,就能更聚焦於我們與社會文化之間大衝突——在無處不在的父權文化中對於男子氣概狹隘定義。」

在充滿愛的成長環境下,關於性別惑亂的悲劇依然命定一般地發生,這更反證在各種社會規訓與性別霸權面前,愛顯得無能,但愛帶來了希望,而在這氛圍下人性感受更細膩,痛苦來得更深刻。

導演不是在否定世上部分性小眾所面對實在的家庭壓力,無意把處境理想化,但這是他的創作導向。「在這兩部電影裏,我想描繪家人是溫暖的,因為他們的確可以。」而這裏的家人,不只是家長,更有兄弟之間的愛。

「在青春片,大哥總是那個衝下樓梯的角色,打了他的弟弟然後離場,這就是我們在銀幕上看見的大哥。這定型一而再再而三否定和低估了年輕男子的情商和同理心。在這關於挑戰男性定型的電影裏,我希望呈現一個不懼怕親密的大哥。」

導演說,最近他感受到《親陌》在美國對觀眾的衝擊比對歐洲觀眾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來是美國對年輕男子的性別定型更牢固,二來是這部電影其實用上很多扎根於美國的意象——草原上的牛仔:孤獨、暴力、對親密接觸抗拒,同時這電影解構這男子形象脆弱的一面。

在講述這部電影的概念起源時,導演經常提起美國心理學家Niobe Way的著作《深藏的秘密》(Deep Secrets: Boys' Friendships and the Crisis of Connection),研究了百多位男孩於13至18歲之間的變化。13歲時,男孩談論同性朋友時,用詞就像朋友是他們在世界上最愛的人,會向他們掏心掏肺,打開心扉。研究員每年都會定期對同一批男孩進行訪談,發現隨着年月增長,他們逐漸對同性朋輩間的親密失語。

親密與性之間的界線模糊,在青春的社教化過程中,男孩因避免其性傾向受懷疑而必須放棄與生俱來的情感。在故事裏,透過重塑父親與兄長角色的溫柔,導演反而突顯男孩踏進青少年的殘酷過程。

文靜男孩的世界舞台

Lukas Dhont說話很文雅,每問他故事裏的各種立場與處理,他都仔細剖析逐個細節,而且不諱把創作過程理論化,「意象」、「形體」、「心靈淨化」、「男子氣概」,這些用詞統統來自他口中,說起來溫婉而不做作。

我暗自佩服他深入淺出的能力,最近看《親陌》與《日麗》這些歐洲新導演作品,都能強烈感受到他們受當代思潮影響,同時糅合了獨到的電影語言。故事很簡單,不需太多劇情,一個畫面、一組動作已能牽動觀眾情緒。

《親陌》提名了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後,他一直忙於在美國宣傳,在創作、製作和發行的路上,不斷邊做邊學。問他有沒有意進軍荷李活,他笑笑說,拍畢首部作品得到一定的成功後,拍第二部前其實也迷失了一段日子,像童年時代一樣,他還是會着緊別人的眼光。行業對他的期望令他不安,並且花了一段時間才能撇開心魔,看清自己心底裏真的想說的故事。

現在他的舞台更大了,但言語間總能感受到他對於創作的謙卑與自省,在解構性別與闡述理論的時候還是步步為營。他不排除往後的作品規模更大,但總是強調他的創作需要「迫切性」,不論在任何地域任何設定,都要對故事有非做不可的熱情。

文˙李駿碩

編輯•王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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