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國際藝術盛事Art Basel行將舉行，剛好碰上可為香港引來國際注目的另類藝術展覽，順便幫M+的視覺文化做點宣傳，儘管它離落實視覺文化作為主要收藏還有大段距離，這獨特到足令香港重拾亞洲文化之都的機會，可惜迅即被沒文化官僚蠢蛋急急拆毁。
展覽被拆後出現羅生門，房署在展覽引起傳媒關注後，下令拆毁，引發文化界「媽」聲四起。翌日員工又改口，話好地地擺咗兩年幾嘅展覽，是他們突然間自願拆掉，並謂展品已收藏起來，但又有人拍到展品掉咗入垃圾箱內，亦有員工謂沒地方儲存展品。其實只有很少人入去看，阻止入內亦簡單，只要用清潔工洗地慣用嘅雪糕筒和膠條即可。作為策展人，有人走進垃圾房看我的展覽並廣泛報道，我會萬分歡喜，何况展覽已擺了這麼久都相安無事，只是為員工帶點樂趣，何罪之有要匆匆拆除？正如辦公室內有人掛上明媚風景海報，為工作環境加點輕鬆愉快，老細卻堅持拆除海報般無聊霸道。
房署的膚淺及霸道，已有很多批評，不贅。這裏倒想從美學角度，討論這些「垃圾藝術」的藝術價值。
垃圾桶內的藝術，有欣賞價值嗎？畢加索晚年極負盛名，常有人躲藏其垃圾桶附近，當畢加索把他認為差劣的作品放進垃圾桶內後，隨即有人從垃圾桶中當黃金般偷回作品，因為凡是畢加索的都是高超藝術。著名瑞士現代藝術家賈克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對創作要求嚴謹，每當作品不如其意，定必把它丟掉，於是在其作品行將完成時，畫廊便派人在畫室外守候，隨時拯救垃圾桶內藝術品。今天拍賣行和各式私人收藏，也有些藝術家丟棄的垃圾藝術品，也不令人意外。
但是次展覽的都是業餘者之作和複製品，怎能跟爛船也有三斤鐵的大師垃圾相比？當然這些畫本來不是垃圾，是人放在家中欣賞，當然有人會認為平民百姓選擇的藝術不值一哂，連垃圾房也不宜展出。1980年代中我回港後，不滿本地文化界精英的眼光狹窄和自大，當上藝術中心展覽總監後，便搞了些挑戰精英藝術的撩是鬥非展覽。
「專家」憑什麼？
1988年我在藝術中心首個展覽叫「藝術化生活」，那是個我上任前已安排好的公開展覽，類似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每年舉辦的「夏天展」（Summer Art Show），經專家選取後展出，希望每年反映當前的藝術狀况。我有責任落實這早已安排的展覽，作為背上策展人名銜後首份工作。但有一問題困擾我，憑什麼這些「專家」可決定人家的創作是好或不好？一番掙扎後，我決定取消評審團，實行來者不拒，擺脫精英主義的先設價值觀，改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看本地藝術的多元表述。除圈內藝術家外，參展人數空前，開幕夜更洶湧，大都是平時不會來藝術中心的人。不少一家人出席，爺爺嫲嫲父母兄弟姊妹，在親人的展品前拍照，當時藝術中心有一定聲譽，能在這裏展出自是難得，畫廊熱情歡樂洋溢，跟我去慣的藝術展開幕禮截然不同。藝術界對拆解精英藝術反應冷淡，《南華早報》評論大佬Nigel Cameron帶點原諒口氣說，此一不可再。（展覽後我確有痛苦掙扎，如放棄「專家」，要策展人幹什麼？這問題複雜，要另文討論。）
1989年藝術中心在祈大衛協助下搞的「找尋藝術」（In Search of Art），要指出每個人家中都是個私人博物館，展覽要求借出已失去功能，但人們仍留起來在家中純粹觀看的東西，這些東西必有些條件令他／她們保留觀賞。展覽找尋不同階層借出收藏，避免單是中層精英所界定的藝術。最後出來的，複雜且令人驚喜。展品有旅行時印在瓷碟上的夫妻照、祖母過身前送給孫女的梳、小朋友聖誕節首次抽獎獲取的公仔、的士司機費盡精力用五分錢人民幣摺出的大菠蘿，送畀老婆後，老婆認為那是全世界最美的藝術品，拿來參展；也有盲人失明前曾擁有的名表，他記得這表如何漂亮。
知識的局限
這正是我要帶出的信息，藝術品的意義，很多時候源自觀者和作品帶出的故事、聯想，以及不為外人知的親密關係。未能知悉這些故事的背後和感情與觀者連繫的「專家」，只能從風格、流派、形式分析來觀賞，甚至決定是不是藝術，這是知識局限，但至少要謙卑下來，嘗試了解自己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社會內有很多不同類型，但對觀者來說同樣有意義的藝術。
垃圾房藝術理論上沒有私人收藏那麽親密，有可能從垃圾桶拿出來，但也有員工的個人意義。我準備去看時展覧已被拆毁，不能再深入點分析。但如果我們接受藝術的意義有很多層面，員工喜歡，兩年多來也沒造成不便，為何不能把垃圾房藝術包容下來？當然拆掉展覽的決定可以完全和藝術無關，只是老細立官威的手段，也是權力架構如何影響我們可以看什麼、不可看什麼的典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