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年興起了一個詞，叫「取消文化」，我之前一直沒有深究。但這個詞似乎愈來愈流行，人們也慣於把近年的不少現象歸為「取消文化」；西方國家甚至有些人把「取消文化」說成洪水猛獸，誰碰上它也一身蟻，好像必然死無葬身之地。前陣子上映的電影《TÁR塔爾》，虛構一位知名傑出的女指揮家「被取消」的故事主軸，很明顯，美國導演及編劇菲爾德（Todd Field）相當在意這「取消文化」。
可是，最近有10萬人要求奧斯卡取消甄子丹的頒獎資格，卻對他完全無效。很明顯，要取消一個公眾人物在某些公眾場合出現，又或者其在某些行業的地位，並不容易，是否成功，完全要看情况，看力量對比，看權力關係，「取消文化」四字對這些微妙動態，並沒有解釋力，簡單來說，並不存在一股摧枯拉朽的巨浪。
奧斯卡頒獎禮可以擺出一副美式開明自由的姿態，卻相當着意呈現自己在全球電影業的代表或權威地位。因此，除非有人觸碰到美式禁忌，例如美國常見的種族歧視言論，又或者支持被描繪為頭號反西方兼好戰的普京（美國精英相對沒那麼「在意」習主席，以至香港話題），否則問題不大。作為香港甚至中國電影業代表的甄子丹能出現在頒獎台，美國主流電影業領導者與中國政府都是樂見的，反正John Wick: Chapter 4他也有份演，在這一點上中美彼此是一致的。這些美國精英可以同情2019年的手足，但卻找不到很強的理由把一名批評2019年示威為「暴動」的人掃出門外。用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說法，世界總是分成不同的場域（fields），美國主流電影殿堂是一個，美國的國際政治關係又是另一個，彼此有不同的價值與邏輯，在奧斯卡獎背後的業界翹楚對此自有不同優先次序。簡言之，無法跨界火燒連環船，反會被界分場域的防火牆撲滅火種。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取消文化」其實並不太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大趨勢。幾年前，有學生說要研究「取消文化」，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不要什麼東西也冠以「文化」二字。外界許多人誤解搞文化研究的人，以為我們喜歡什麼也加上這兩個字，恰恰相反，我們對所有「××文化」的說法十分警惕。我當時好像是叫那名學生放棄這個題目，但我現在回想起來，我可能錯了，我的想法改變之處倒不是我現在終於承認有一種叫「取消文化」的東西，而是我會建議她反過來看，研究一下什麼人在什麼情况下會被冠以「取消文化」，什麼人又用此來標籤別人。
大眾政治作為歸類條件
「取消文化」所指的行動或活動，可以說一直存在。我最近為香港歷史備課，重新注意到香港最早的大型杯葛行動，可能是1905年的反美貨運動，以及1908年的反日貨運動，各有不同的具體原因，前者是抗議美國限制華工入境，後者是清廷在「二辰丸號」事件中受到日本政府的欺凌，但總體來說，背景有二，一為當時的中國民族主義發展成一種群眾情緒，二是華商既為愛國，也為擴展業務，大推「國貨」所致。因此，從一個社會學角度看，大眾（mass）政治及消費是杯葛運動的基本條件，它甚至會成為一種壓力，在特定時刻令人或團體自我審查。
20世紀初可能真是現代杯葛運動的一個重要時間點（不肯定是否誕生於此），一次大戰之時，美國的反德情緒高漲，有交響樂團取消演奏巴哈等德國風的作品（其實巴哈在生的17世紀，連現代德國也不存在，他講德語，出生在神聖羅馬帝國裡的一個公國）；最近，烏克蘭聯合芭蕾舞團要來台灣表演，特別取消了天鵝湖，沙俄時代的柴可夫斯基躺着中槍。原因很相似，如今我們卻把後者歸類為「取消文化」。
說法磨平事件的差異
因此，眾多被歸類為「取消文化」的東西，並不構成性質一致的所謂「文化」，內裏雜亂無章，有新的，例如互聯網動員的杯葛，也有一些早已有之的舊東西，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的一部分。如果文化指的是一種價值取向或思想習性，那麼，假設存在一種叫「取消」的取向或習性，並沒有什麼理據。相反，把性質各異的杯葛行動都歸為一種「取消文化」，反而可能是一種新近的取向與習性。「取消文化」的說法令我們看不到每件事例的特性，忘記了叫陣者與被指控者之間存在怎樣的權力差異，不同事例的差異便被磨平了。例如甄子丹、J. K. Rowling、俄羅斯及美國某些右翼種族主義政客等等本就是性質不同，要杯葛他們的人亦不同，理由動機更千差萬別，但在「取消文化」這種說法之下，我們不再關心他們每一個人有什麼問題，也不考究發起杯葛者有沒有道理。維護精英秩序者，更樂於指摘挑起火頭的人是一股叫「取消文化」的歪風。要求取消者，可能有錯，也可能是對的，一概冠以「取消文化」，對抗議者也不公允。
精英預設的「公共領域」
因為這樣，有人批評「取消文化」的說法，不過是文化精英抹黑反叛者的手段。例如，追本溯源，「取消文化」一詞很可能發源於美國，2010年前後有一個叫「黑人推友」（Black Twitter）的網絡社群出現，他們既圍爐取暖，亦在推特上以主題書籤（hashtag）發動亦莊亦諧的杯葛或呼籲行動，想把一些被媒體忽視的議題推出去，令人關注。可是，一些如The New York Times或The Washington Post等的媒體記者，稱這些網絡行動為「取消文化」，而一些受攻擊的右翼政治人物及名人亦以此來反擊。更複雜的是，2020年時，Harper's Magazine刊登了150個偏自由派的知識分子的公開信，批評這一種壞的道德政治，壓抑公開辯論的歪風，缺乏包容意見差異，製造意識形態順從（ideological conformity），讓人覺得坐實了「取消文化」的罪名。
以上的各家各派，皆預設了「取消文化」如洪水猛獸般存在，同時反過來預設了一個標榜理性但相當精英的「公共領域」的存在，類近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論述的布爾喬亞公共領域，講平等、理性，不講身分，換言之，要大家着力保護，防止「取消文化」來污染、侵蝕、突襲它。但是，這種「公共領域」會否只是某些人的理想？實際運作又是否平等開放？還是排斥其他人？是否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把戲？在媒體日漸喪失公信力的今天，這些質疑變得相當合理。
杯葛者未必都有理，但如何評價，可能更要具體分析。對於談不上有什麼「公共領域」的香港人，恐怕更同情被排在外面的人，更同情（甚至參與）各種「取消式」的突襲吧！但在香港這邊，站在舞台上的那些名人，有強大後盾，「取消」的殺傷力恐怕也愈來愈小，可能只是小市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可奈何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