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2月5日，我在臉書上寫了：【沒想到《給十九歲的我》這套紀錄片竟然鬧得沸沸揚揚。令我想起多年前一段往事。進入千禧年之前，有外國朋友說要弄一輯紀錄片，設想中，導演都是華語電影界的翹楚，包括台灣的侯孝賢。我趁出席金馬獎之便，向侯導提出這個拍攝計劃。他的答覆直接了當：「我沒有打算拍紀錄片，因為我擔心影片出來後，對於被拍攝的對象，不知會不會做成損害。」這答案有如醍醐灌頂，令我至今難忘。的確，拍攝以人物為對象的紀錄片，有許多道德和道義上的責任需要拿揑和慎重處理的。】那時，我還未看這部前後拍了十年的紀錄片。
是的，我要強調「十年」這兩個字所衍生的意義，在香港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一位十年前已經六十出頭的資深電影導演，曾經拍過像《秋天的童話》這樣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的香港導演，要花十年去拍一齣有關母校的紀錄片，那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過往，拍攝紀錄片是新手進入工業體系的熱身，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當年的史丹利·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
我寫這段文字，主要原因是當天在臉書上看了李慧詩對《給十九歲的我》（以下簡稱《十九歲》）的激烈投訴。由於未看影片，我只能提出紀錄片要注意倫理道德和社會責任的問題，既沒有批評，也沒有支持製作團隊的意圖或立場。我只能憑想像，去猜度這齣紀錄片對李慧詩的形象有如何不堪的描述。
然後，3月8日，《十九歲》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發最佳影片獎。為了息事寧人，喪夫未及一年的張婉婷沒有出席領獎。身為攝影師和聯合導演的郭偉倫則臉色凝重、如喪考妣般上台領獎和發言，完全沒有得獎的喜悅和興奮。看得出，這齣電影的主創人員，斷續辛勤工作了十年，在略有成果的時刻，卻承受着極大的精神壓力。
未看先評的撻伐
《十九歲》是繼《音樂人生》之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第二次頒最佳電影給一齣紀錄長片。相對於劇情片，香港向來沒有紀錄片的傳統，評論學會此舉相信是為了鼓勵更多電影人去製作紀錄片。諷刺的是，近年香港年輕一代興起了紀錄片的潮流，銳意反映香港的某些精神面貌和社會問題，卻往往因為題材略為敏感而一直無法在香港公映。同一時間，許多紀錄片工作者更進而提議，希望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能增設最佳紀錄片的獎項。
始料不及的是，《十九歲》，一齣可說用心良苦的紀錄片，破天荒第一次以紀錄片的「身分」，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影片獎之後，竟然掀起了更暴烈的強風冷雨。社會輿論極度撕裂，而冷酷無情的口誅筆伐，在這暖風拂臉的晚春季節，令人不寒而慄。
看電影是我們身為影評人的工作和職責，所以我最近終於找了這齣引起軒然大波的《十九歲》來看。坦白說，看後有點震驚。震驚是，這樣一齣溫婉、滿懷愛意、記錄名校女生成長的紀錄片，被社會上某種幾乎是「主流」民意，攻擊得體無完膚。震驚是，李慧詩可以在未看過影片的情况下，對影片和製作團隊大張撻伐。震驚是，小女生成長中的一些小過失，在片中只不過是零碎的鏡頭片段，竟被誇大至足以影響其前途和一生幸福的劣迹紀錄。作為觀眾和旁觀者，作為家長和半個教育工作者，我樂於誠意指出，小女生和她的家長們是過慮了。除非他們別有所圖，或另有想法，否則，這樣輕淡、霎眼即過的描寫，其實絕對不足為患。
兩個多月來，在網上看了許多令人觸目驚心的惡意攻擊，頗感厭倦，更不想花時間去涉這潭渾水。但當我看到臉書上有以下的帖文：「香港電影工業頒最佳電影獎予《十九歲》，莫非要向社會宣戰？」這位臉書上的朋友，身處加拿大，我幾乎可以肯定，是眾多未有看過影片的擲石人之一。這時，我真的有骨骾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說香港的電影工業要向社會宣戰，是抬舉了香港的電影人和影評人。一齣由名校commission（委託）校友拍攝的紀錄片，即使獲得了本地獎項，這足以向社會宣戰嗎？這笑話開得太大了吧。
挑戰道德底線的日本導演
說到向社會宣戰，讓我們看看鄰近的日本吧。在日本，紀錄片一般被稱為文化映畫。那裏有一位名叫原一男的紀錄片導演，經常向社會宣戰，不！應該是說，向政府宣戰。我曾經為文介紹，稱他為「強勢介入的紀錄片大師」。他那種跨越道德底線，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工作方式，才真正令人瞠目結舌。
他在1994年完成的紀錄片《全身小說家》，是拍攝日本的著名作家井上光晴。據說原一男對井上光睛的演說魅力非常折服，所以決定為他拍攝紀錄片。原意是想窺探作家與女性的關係，以及探索作家的內心世界。但在拍攝過程中，導演發覺井上不停說謊，經常杜撰自己的生平。例如，井上說自己出生於中國旅順，其實他生於福岡縣。他又說自己少年時曾當靈媒，查實並無其事。影片內容頗多涉及倫理道德以至所謂道德底線，但影片依然獲得《電影旬報》的影評人選為是年最佳日本影片。
原一男拍《祭軍魂》（1987）時，為了追查二次大戰日本士兵在日皇宣布投降後，仍被上級槍決的真相，可以跟被攝對象纏打起來。拍《水俁曼荼羅》（2020）時，可以迫使厚生省大臣親到水俁病受害者家中跪地謝罪。他早期的《極私愛慾 ‧戀曲1974》，曾經拍攝前度愛人在家中分娩，把鏡頭對準生殖器官的真實生產過程。與之相比，《十九歲》實在純情得可以。Seeing is believing，沒有看過影片就妄下判斷，甚至惡言相向，這跟潑婦罵街沒有兩樣。
評審非鐵板一塊
此外，我們一定要弄清楚，一先一後頒發年度最佳影片獎給《十九歲》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以及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並不是鐵板一塊，他們的成員都有各自獨立的思考和個人的判斷。而最重要的是，兩者都有非常嚴謹的評選機制，並不是任何高層領導足以操控評獎的結果。前者的評獎，有一個漫長的討論和互相說服的過程，最後經過多輪投票才得出結果。後者則經過複雜的投票和計票過程，並經核數師點票而得出各個獎項的得獎者。
這篇文字見報之後，我也不曉得會被某些「主流」民意打成紅、黃、藍、白、黑的哪一派，反正我不會理會，也不想回應，因為這個城市顯然已經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就像那齣娛樂性豐富的中港合拍片，讓子彈再飛一回，然後復歸於沉寂吧。作為影評人和電影工作者，我們只希望盡一點綿力，去捍衛所餘無幾的創作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