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除本欄之前提到的移民和疫情外，近年還有部分人因行業環境改變而轉行，例如教師、公務員或區議員。日前教育局文件披露近6個學年未屆退休而離開教育界的教師人數，本學年有達3540人棄教鞭，按年升27%，較2019/20學年增158%。4月27日是末代DSE通識科的考試日，前中學通識科教師賴得鐘預料，將有更多人因完成使命而辭職。他在2019年的言論風波平息後，續於中學任教2年並在2021年離職。身為前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及前考評局通識教育科科目委員會主席，他這次講述個人的工作轉變，同時分享業界觀察。
{老本行}
第一代通識科教師
賴得鐘於大學畢業的一年後，即1990年開始任教歷史。高級補充程度會考（AS）於1994年增設通識科為選修科目，他同期請纓兼教，「我個人喜歡試新事物。通識本身算半科，我教其中一個香港的單元，另一單元由另一老師教，只是半科的半科，工作量不算太多」；也用到修讀教育文憑時副修社會教育（social studies）的所學。歷史系外，有的通識老師出身社會學、政治、哲學和地理等，形成想法互相激盪的大熔爐。另有一些理科教師因高考選修人數下降而轉教通識，「通常對這一科比較沒好感，因為很多是被迫教」。
辭職保公積金
時間跳至他離職的2021年。2019年的仇警言論風波最終以道歉、教育局譴責和他辭任相關通識崗位作結，他續在原校任教歷史科。有常額教席的他，當年辭職是為取回公積金。去年《津貼學校公積金年報》顯示，一個學年內有2125名津校教師因離職或退休等原因選擇退出教師公積金，當中三分之二教學年資超過15年，退出人數是7年以來最高。賴解釋若教育局接獲對某教師的投訴，政府有權不發放政府的供款，「並不是說一定要證明是失德，也沒有承諾在一定時限內會解決個案，永久扣起都可以。學生或街外人無中生有地投訴老師言論，我知道有這些事」。退出公積金的不一定是為移民，也因面對以言入罪或被投訴的壓力，「通識談很多社會問題，更加容易踩到」。後來他求職時，有學校明言他是理想人選，但因該校有老師被投訴，怕聘用他後會再有同類事件而影響學校。
他辭職之時，曾跟校方商量轉做合約教師，並提出按年續約以保障對方。校方建議他先辭職，再按程序應徵面試，但最後校方通知他另有人選，他不獲聘用，且強調非因政治理由。他在風波後兩年規行矩步，其時中層已有離職潮，「我完全想不通，因2019年教師離職潮已經開始，我又是這樣經驗豐富的老師。我以前是SGM（高級學位教師），之後以GM（學位教師）身分加入（學校），因為想多做些前線老師工作。但我有很多行政經驗，不介意做些行政或帶新人。」
{過渡期}
公社科掙扎 在於教法多於內容
每年4月起，中學開始編配新學年教師人手。賴知悉部分通識教師在教畢最後一屆DSE通識科後，將於暑假離職。「有些真的想堅持到最後一屆，有人以兼職形式留校教通識。一直教的學生，不想突然中六才扔下他們。」本來因縮班和公社科只餘一半課時，業界預計會有裁員潮，誰料教師流失人數急增，現在是求過於供，「如果肯留下轉到公社科的多數沒問題。這兩年我都知道有些新聘老師須答應任教公社科」。
離職教師未見明顯去向，他認識的都暫時不教書，先休息一年，移民的也沒再從事教育工作，「他們都想給自己休息，始終在香港教書很辛苦。我發覺自己（現在）原來已很努力工作」。對於通識教師移民的現象，他表示其他科目如中史同樣受壓，但一來通識是大科，教師基數較多，二來他們多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課程探討時事議題，受到的制肘和打擊自然更大，「感受到他們的心灰意冷，甚至最後這兩三年留下的，每一次出題目都很傷心」。故通識刊物或教師包括他自己所寫的試題分析，近年多避重就輕，圍繞國際時事。
需要認識國情 黨史亦應教
業界任教公社科的掙扎，他個人認為在於教法多於內容，內容受教法規限而變得瑣碎，「我覺得認識國情、香港政制是需要的，甚至我作為一個歷史老師，覺得教黨史是應該的」。教師難過的是要依教育局簡報照本宣科，有人說連內地的郵政局總數都要教，「很多公社科老師都是照讀一次。通識科老師對社會的使命感重一點，要讀資料，那個反差、對心理的衝擊太大」。 當然，部分老師或覺得這樣教更輕鬆，亦有本來被迫調派教通識的，因現在人手需求減少可以回到原來的科目。社會學者趙永佳補充，通識科因政策改變而消失，這些案例並不反映典型轉工情况，「更典型的是經濟結構如在線購物和KOL，以及科技如ChatGPT引起的變化，或其他社會環境如COVID」。另外，通識科和公社科間的連繫存有爭議，例如課時大為縮減，雖然教育局稱不少內容相承，但確有部分教師因認為教法殊異而離任。
{新軌道}
離職感徬徨 興趣中尋寄託
離職後他給自己一個暑假的時間尋找教席，「因暑假尚有薪水，9月一開始真的很不安，那幾個月節衣縮食，什麼都不敢買」。從事私人補習並非他的首選，「（那心態）稱為soul searching（內在探尋），要想自己究竟有什麼可做，原來我發覺沒有。教了那麼多年書，我沒有特別擅長的興趣，別人會攝影、畫畫，我什麼都沒有。最初那段時間很徬徨。」愛看球賽的他嘗試建立講足球的YouTube頻道，專講車路士，「消磨一些時間，給自己有些方向和寄託，熬了一段日子」。後來開始有舊同事或舊生找他為子女補習，既緩解他的財政不安感（financial insecurity），更重要是予他肯定，「這件事我很感恩，他們給我一個肯定，即是說以前我教他們的時候，最低限度不是一個壞老師。尤其當我有點迷失，但是他們介紹這些補習給我，真的很窩心」。
他從沒正式替人補習，也無身邊人可取經，初期他沿用中學的題目和教法，「很快就覺得原來這套不行，因為（現在）和（補習）學生之間很多互動」。他像手持顯微鏡般放大了學生的強弱項，不再是學校的「量產型環境」，要調整教學法和心態，也看到以前教書所忽略的，例如現在他會和學生合力做圖表筆記。他感慨再沒機會回校任教，「我相信會有很多新的方法放進去」。另一轉變是師生關係變得直接，「單對單對學生，他有多少得着都直接與我有關。學校教數十個學生，有其他因素，對學生的影響隔了一重」。每個找他的學生都有原委或故事，或因學校老師教法不善，或是重讀生，二人更似隊友。他平均每天工作7至8小時、一天有2至5堂，走遍港九新界，只留下星期六休息，同時學習穩健投資、重拾打桌球的興趣，「補習和投資，兩樣加起來平衡，基本上應付到生活費」。但隨着私補學生畢業，以及離開中學的日子愈久，他擔心補習學生會愈少，「我回到那個不安全感，每一年我都要面對多一次」。
趙認為這類自我摸索的經歷較常見，「人們花時間為特定職業培養特定技能……一旦想轉行，舊技能就變得多餘。經過一番內在探尋後，他現投身另一可以真正發揮舊有技能的領域。這揭示我們需要開拓更多的通用（generic）和可轉移（ transferable）的技能」。
通識科
面世至今都是燙手山芋
賴憶起1994年開設AS通識選修科時，香港整體公民意識不高、學生亦有顧慮，報讀人數不多，一直都是8至10多個人的小班教學，但課堂討論氣氛甚佳。及後「334新學制」於2019年引入通識科，以回應當時社會對學生「四仔主義」、過於功利的看法，「這一科的意義，我想社會上是覺得OK的」。只是大家擔心課程範圍過於空泛難讀，他當年有份培訓通識教師，「AS的通識是精英教育，DSE的通識是普及教育，所以程度很不同，（後者）教的闊很多」。初時中學為小班及分組教學嚴陣以待，增聘不少合約通識教師。惟了解課程後發現仍可以操卷為主，大學收生時也逐漸不再為通識科加分，這些因素致令通識科開始縮減人手。對外，通識科亦一直面對「洗腦」和「煽動工具」等批評，每年4月，通識科的考試題目都成為傳媒報道的對象。走過14年風雨，這科目曲終人散，其高中核心科目的角色將由公社科接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