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有沒有鯨魚？自然生態問題可用ChatGPT極速解答，但透過音樂劇場可先體驗一場觀鯨記；管風琴通常莊嚴地置於教堂內，放在戶外會否也可讓風吹響？種種音樂創意由藝術機構「廿一檔」帶到香港——不一定要坐定定、在演奏廳演出才算音樂。開心與否難用KPI計算，文化藝術亦很難用數據衡量。香港未來又有沒有這種視野來塑造創意土壤，讓音樂發展突破固有框架？
走進演奏會，開幕、中場休息、謝幕——現在還可以拍照留念，但是音樂又豈止這般？當代音樂不滿足於古典音樂的固有形式、呈現方法、音樂美感等，繼續叩問「音樂有什麼可能」？五花八門的當代音樂自20世紀起應運而生，受傳統音樂訓練的陳楚珊和鄺展維亦問着同樣問題，2019年創立「廿一檔」，探索音樂疆界。
依場地度身訂做音樂
陳楚珊在當代音樂樂團「香港創樂團」擔任經理多年；而鄺展維負笈英國後回流香港，跟香港不同樂團合作創作當代音樂，如香港小交響樂團和香港創樂團，但都限於演奏會。他不諱言在香港玩當代音樂的樂團不多，國際上亦算是小衆。雖然未在香港樂迷之間普及，但他不擔心觀衆對當代音樂不受落，反而藝術家有責任選擇「餵」什麼給觀衆。
「不單做演奏會，而是一些新音樂有什麼可能呢？」數年前鄺展維跟香港創樂團挾着同樣問題，開展「聽得見的城市」計劃——在一年間走訪大館、坪洲、香港大學、東蓮覺苑等不同地點，不同的音樂人因應場地，度身訂做場域特定的音樂，「少少沉浸式想法，觀眾可以在空間游走，去接觸這個表演」。來到今年「廿一檔」的系列節目「#點只音樂」，節目之一《觀鯨記》將延續場域特定的做法，而其他節目或許也透視着音樂有什麼可能。
海事博物館沉浸式「觀鯨」
《觀鯨記》由瑞士團隊Kollektiv International Totem炮製，2019年在瑞士首演，讓劇場觀衆體驗如幻似真的觀鯨遊船之旅。香港版將在下月於香港海事博物館碧海演講廳上演，望出窗外的蔚藍海景，觀鯨的真實感倍增。團隊由跨領域成員組成，鄺展維眼見他們不分領域，在不同範疇合作，一反跨領域合作就各有各做專長的慣例，「對我來說是一個衝擊，原來可以這樣，音樂創作不受所謂的範疇框住」。
暑假期間，則會在坪洲展出瑞士／荷蘭藝術家Kaspar König的風力管風琴。陳楚珊笑言König是「發明家」，屢屢發明音樂裝置，此前就有水力管風琴，今次則用3D打印和再生風琴管，製成大型風力管風琴，任風吹拂、吹響。她認為香港表演藝術界有別於商界，尚未有意識觸及可持續發展，而風力管風琴將可持續設計結合藝術創作，借用自然發動裝置，正正討論「人和自然的關係」。
烘焙結合長號音樂創作
疫情期間不少音樂人轉行，加拿大長號手Felix Del Tredici便跑去做麵包；之後更結合烘焙經驗和長號音樂創作出《肺怎忘餐》及其音樂裝置，伙拍香港藝術家梁家綸演繹。陳楚珊思考Del Tredici的經歷：「其實無論怎樣（的環境）都可以是你的創作素材，藝術家本身就是有這個可能、有這個能力去做（創作）。」
鄺展維還會親身落場，與藝術家何子洋合作演繹《再生頻道》聲音裝置。他們雖未如坂本龍一般找來一台經歷過地震海嘯的鋼琴，但也蒐羅了大量棄置樂器，透過合成器改裝成揚聲器，並按樂器本身「破爛」的音色來創作樂曲。相較過往為樂團作曲，只要按着樂譜演奏，似乎可輕易重複體驗，但鄺展維在今次作品的出發點，正正希望找來獨特的音樂體驗，無論觀衆和藝術家也難以重複。
資助批核系統框死音樂可能
想起為當代音樂計劃申請資助的過程，鄺展維不禁感嘆：「我做創作人的經驗是，如果你有一點脫離固有模式，其實很難跟別人解釋，為什麼你需要長一點的時間去做研究和發展。」尤其是官方資助機構，變相很多樂團慣性從演奏會去思考音樂——固定的呈現方式、時間線、觀衆群，框死了音樂很多可能。音樂創作本是自由，竟受資助系統所限——事前就要預估到觀衆人數、全盤計劃，但文化藝術真的在寫計劃書一刻就能清楚知道？
陳楚珊提到，反而有一些接納港人申請的歐盟文藝資助，只要求大概的計劃框架，並且給予藝術家時間去研究計劃；而之前的「聽得見的城市」計劃，則由私人基金何鴻毅家族基金資助，從構思到面世經歷了兩年，「兩年對香港創作人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從那次經驗，我們發現用兩年時間其實很需要，但是香港沒有這個空間給創作人」。以藝發局資助模式為例，就未必做到如「聽得見的城市」長時間和大型的計劃。
政府掌管公共資源並投放到文藝界，但藝團和藝術家變相更依賴公共資源，必須跟着遊戲規則走，可說是一把「兩刃劍」。她觀察到香港很多藝團依賴公共資源就能存活，其實在世界罕見；世界不少藝團要自負盈虧，也受環球經濟影響，美國老字號樂團費城管弦樂團就曾一度破產。
回首香港表演藝術界與私人領域合作，陳楚珊認為缺乏平台接觸商界，相反在當代藝術界，因不少銀行家兼是收藏家，早已建立好與商界合作的基礎。回憶過往與現存的私人文藝資助洽商，她發現可以有不一樣的審核機制，允許更多創作自由：「他們（私人文藝資助）申請資金的機制和政府不同，譬如藝發局首先要入紙申請；但在商界如賽馬會，在你未遞任何紙之前，他們會來跟你聊天，看你啱唔啱嘴形。賽馬會如果想跟某個團合作，他們會來看很多場該團的演出，然後才開始聊天。」
畢竟商界不是開善堂，要有足夠誘因才能鼓勵他們資助文藝，譬如德、法無論資助文藝產業或做慈善皆有稅務優惠。「整個社會要有共識，明白為什麼支持文化（產業）可以減稅，政府又要有視野，為什麼要支持這些文化（產業）。」鄺展維舉例柏林愛樂樂團獲德意志銀行資助，「他們（德意志銀行）見到柏林愛樂樂團是國寶，全世界都覺得我們（柏林愛樂樂團）是最强的。所以有時你要做到那個價值給人看，那些人就會覺得支持你有意義 」。陳楚珊也覺得商界資助文藝「是支持理念多於幫你（商界）賺錢」，所以表演藝術業界反倒要努力讓商界見到文藝的價值。
從商界拓闊文藝資源固然值得考慮，但公共資源栽培新藝術家似乎責無旁貸。鄺展維認為總不能期望商界投資未有成績的藝團和藝術家，「政府的角色就是要維持對社會必須的東西，有時未做出成績，你是要給（藝術家）時間」。雖然業界有時也笑言政府資助是「文藝綜援」，但他覺得公共資源應有空間允許藝術家犯錯，才能從犯錯中成長。然而政府資助往往按逐個項目批出，未必有效培育出新一代。
政府資助屢屢以結果為目標，「想將資源放在已經有掌聲的地方」，但結出果實之前先有花凋落，「其實也有點像種植物，不可能每棵植物種出來都好，最後總可能有些死了」。公共資源在結果與種植之間或許也需要平衡，「整個社會都要有眼光，當然第一步就是掌管政策的人有沒有這個眼光」，瞥見下一代的文藝潛力。
香港投放在音樂的資源不算少，亦不乏音樂建設、樂團、大學教育等配套，鄺展維說，「我覺得香港是軟件問題多於硬件，那些人的想法有時被自己框住，被一些行業固有的模式框住」。「即使改變不到整個大生態，起碼那些會想創作的人，見到有個模式原來可以做，而不是只活在別人的框架。音樂家其實都是藝術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創意、自己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