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潤」不應缺席

文章日期:2023年05月07日

【明報專訊】今年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總算是上調至時薪40元的水平。勞動節前兩周左右,立法會亦三讀通過修訂職安健條例,提高相關罰則。時薪40元未必是合理的工資,政府在職案條例的修訂上也向資方作了妥協。但起碼在這個沒有勞工遊行的勞動節,香港的打工仔女權益是有點進步的。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有關香港勞工的議題,最引人關注的將會是輸入外勞。這個議題並不新。大眾多數的印象都是:資方積極想引入外勞;工會就反對到底。經歷了這3、4年的政治、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擴大輸入外勞就在輿論上似乎變成了一個勢不可當的風潮。當勞工短缺或者有工無人做的印象如此深入民心,香港有不進一步引入外勞的本錢嗎?

一個行業請不到人,輸入外勞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近來不少工會、勞工界人士都提出過,僱主要請到人,就要加薪和改善待遇。另外,透過釋放勞動力的手段(如大幅增加資助的託管服務),也可以令到更多人投身勞動市場。但加薪或者改善待遇意味着成本上漲,即是令僱主的利潤減少。而釋放勞動力的方法多數離不開要政府增加對民生福利的投入,這也不是資本家常關心的事。

輸入外勞呢?他們議價能力較本地工人低,又可能由於家鄉生活水平較香港低而「願意」忍受更低的工資。對老闆的利潤來說,輸入外勞被認為是有利的政策。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邏輯,就是經濟活動多以利潤為依歸。但在公共輿論中,利潤這概念卻鮮有被放在討論中。例如航空界的資方想輸入外勞,其理據會是為了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這種論述策略,使到輸入外勞的建議跟僱主的私利無關,也將其他解決請不到人的手段排除在想像之外。而反對輸入外勞的一方,亦傾向以保障本地勞工飯碗為主要理據,較少將議題連繫到資本逐利的邏輯上。

「危機」意味着改變是必需的,因為如果原有的安排行之有效,危機就不會發生。但應對危機的方法,卻不必然是沒有選擇。而最後哪一個應對危機的方法會跑出、被採納,除了不同階級和利益集團的政治實力外,「我們的認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勞工短缺的危機看來是客觀事實,而官方的失業率在回落之際,「保障本地勞工」的口號就不比開放輸入外勞有說服力。

一種認知的形成甚至其深化,大多不是一朝一夕的結果,而要靠長年累月的經營。例如近年香港特區政府面對財政赤字,其應對方法顯然跟20年前應對公共財政危機的方法有別。20年前,東亞金融危機加上SARS疫症,面對財赤的特區政府扭盡六壬要削減開支。削減綜援等社會福利、全力推行公共服務外判制、減少大學撥款、鼓勵醫管局人員提早退休等都是那幾年的做法。而今天香港面對不少社會問題,都與20年前這些政策有關。這些沉重的教訓不一定都會自然地轉化為意識的轉變。如果沒有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質疑這些政策及其效果,我們今天仍然可以活在一個認為超低薪是理所當然/不夠努力、拿綜援的就是懶人的社會。正因為有人顛覆了主流的思考框架,今天資本藉公共財政危機進一步宰割大眾的途徑,是比起20年前少了。

大眾需要異議聲音

近來西方不少國家面對的難題之一是通脹。美國聯儲局因此多次調高利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聯儲局的決定有世界性的影響。而由於港元跟美元掛鈎,香港所受的影響可能比不少其他地區還要大。但近日德國籍的經濟學家Isabella Weber就提出了一個有別於主流的意見。簡化一點來說,Isabella Weber和她的同事Evan Wasner認為,當下美國的通脹,其主因是當疫情令到供應鏈出現樽頸令成本上升時,那些市場佔有率高的企業為了保持自己的利潤(甚至是使自己的利潤)更高,就以加價方法應對。要緊記「完美市場」或者「完美競爭」是教科書上的假設。在同一個領域,可以出現的是競爭對手一起加價,那麼大家的市場佔有率和自己的利潤就可以保持。

假如Isabella Weber的分析合理,聯儲局以為靠加息就可以抵抗通脹,根本是下錯藥方。合理的對策是實施暴利稅、防止哄抬物價,甚至是實行價格管制。Isabella Weber大概不可能改變今天各地政府在面對經濟問題時的對策。但如果這種將通脹理解為利潤最大化後果的認知得以普及,下一次面對類似危機時,大家的回應又未必會是令到議價能力最低者受苦甚深的加息。

回到開放輸入外勞的議題上,雖然大勢是資本的訴求將會被滿足,但普羅大眾仍需要異議聲音。因為每一次的介入也是在為未來的進步去做基礎工作,使大眾對「有工無人做」有新的認知,讓本地的打工仔女認識到外勞和我們的共通點。

開放引入外勞,不應該是為了資本的利潤,而應該是為了香港市民的需要,更要兼顧外勞的權益和尊嚴。

文˙李峻嶸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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