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從政治漫畫到諷刺節目，從特朗普氣球到棟篤笑，政治笑話（political humor）或者諷刺（satire）的歷史可謂跟喜劇（comedy）一樣久遠。但又因為過於日常與市井，因而長期備受忽視。諷刺除了令人發笑之外，還有什麼更重要的文化政治角色呢？為何在不同的時空與文化脈絡下，我們都能找到各種諷刺時政的文化現象，彷彿嘲笑政治人物或者現實條件某種普世性的語言，且其變幻莫測的內容特質，往往使其能擺脫強力的政治打壓，像野草一般絕處重生。這牆腳下的不死綠草，為這黑白的世界添上無限生機。所以，為了更深入了解諷刺的歷史和作用，我特地翻閱一本名為The Sanity of Satire的著作，看看Al Gini跟Abraham Singer這兩位作者，如何以文字捕捉諷刺文化背後的政治力量。
所有笑話都是政治性的
基本上，所有事物都是政治性的，因此所有笑話都是政治性的。同一時間，笑話可以牽涉到各種不同的主題或者範疇，以至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為笑話的內容。一如黃子華或者許冠文的棟篤笑中，小至排隊去廁所，大至社會運動和國際關係，都可以成為笑話的成分。而根據作者所引述，如今歷史學家發現最早的笑話，大概是出自公元前1900年的蘇美人（Sumerian）文化。你不得不佩服古人對於笑話的執著，即使在寫作極其不容易的時代，他們也要用蘆葦稈削成的尖筆，一筆一筆地把楔形文字寫在泥板上，執意要把笑話傳世。
有賴前人對笑話的用心記載，今天的我們才得以欣賞這接近4000年前的笑話：「有一件從古至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年輕女子居然沒有在她丈夫的腿上放屁！」放屁的笑話，實在是人類的重要文化遺產。但這個笑話可能過了最佳享用日期太久，以至當我轉述講給內子聽時，只見她一面無奈，再問我笑點在哪裏。笑不出的主因，自然是因為不了解笑話的脈絡，就像我看其他地區的喜劇，也不太把握到那些引得滿堂發笑的笑位。早期蘇美人仍然是女人主導的母系社會，因此女性在婚姻之中享有主導的特權位置，以放屁來宣示主權，想當然不用過問男人。因此這笑話實質上是戲諷當時的不對等，講笑話者通過這玩笑來嘲笑一下當時既有的社會秩序。換句話說，這看似人畜無害的笑話，其實像是幾千年來的無數政治笑話，充滿了對當時傳統既有價值或者現象的不滿，通過顯露其荒謬來批判或申訴一番。
笑話在人類文明的普遍性，當然是因為笑話本質上便是人溝通的方法之一。人的文化與政治，離不開溝通和交換資訊意見，因此阿里士多德才會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因為只有人類才會說話，通過言語來理解和討論信念和價值。但阿里士多德沒顧及笑話，笑話在當中如何扮演着一定的社會政治作用呢？作者借用了政治學者Sammy Basu的講法，探討諷刺的幾個重要目的。
在笑聲中省思 跳出固有框框
首先，笑話鼓勵我們跳出既有的框框，從各種新的可能思考問題，或者在看似天馬行空的想像中，摸索不同觀念或者想法。因為，每每在各人的時空脈絡和文化政治背景之中，各自帶有諸多不同的預設、立場或者對事物的觀感，處理政治議題時往往因循舊路。因此過於不同的想法，往往變得難以想像或者開口。但諷刺則可以游走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通過嘲笑各樣的荒謬時，不自覺地跳出了過去的自限空間。
在這嘲弄的過程，我們得以瞥見自己過去視野的狹隘，在笑聲中發覺個人思考的不足，從而開放自身的世界，包容更多不同的見解。這也跟第二點有關，便是笑話有助化約不同政見或立場的衝突和敵意。畢竟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有時度盡劫波而兄弟在，相逢便一笑泯恩仇好了。通過諷刺，通過笑聲，不同立場者或者都避免了討論講數般嚴肅嚴厲，以至為着面子與認同而大動干戈。笑話像杜汶澤在《低俗喜劇》談的潤滑劑，多少身體或者言語衝突，或者都能在潤滑中化約甚至化解。甚至當面對各種衝突仍然能幽默起來，背後都能形成某種共同體的團結性，那便是在抹去恩仇的笑聲中，認定彼此都是為大局着想，為着大家的福祉而討論甚至爭執，因此無需要走到衝突的地步，開個玩笑大家開心便好了，有事便慢慢說吧。
因此，若整合上述的元素，不難發現笑話或者政治譏諷，為何在民主社會成為空氣般的養分，來到威權世界卻成了無名的禁忌。因為笑話總是嘲弄着當下的社會慣例、既有道德價值或者權勢分子，藉以從言語上帶來權力上的逆轉。譏諷漫畫因而總是挑戰性的，總是不安於室的力量，通過突顯現實荒誕來參與政治改造。雖然笑話終究不能取代政治論述與理性說服的過程，但不會被後者所取代。笑話的門檻低，容易理解和傳播，而且往往好的作品都是擊中制度的要害，使得民眾得以在政治公關或者口號之外，笑着直視現實的荒謬，制度的朽壞，讓政治意識得以飛入尋常百姓家。
因此，高舉民主價值，重視言論與表達自由的地方，自然對於笑話和幽默有着更大的包容土壤。先不論特朗普整個總統任期，成為美國喜劇作家的地獄，君不見歷代幾多個美國總統，幾乎都成了各種漫畫清談的嘲笑對象，可能是關於華盛頓的牙齒有多爛、傑佛遜有多沉溺女色、列根的記性有多差、或者林肯有多像長臂猿之類，這些笑話連我在班中的十來歲美國大學生都能隨意枚舉十個八個。但是在香港，連小熊維尼的恐怖電影也不敢上映，只可以說銀幕上的恐怖，遠遠比不上銀幕下的美麗新世界。幾格博君一粲的漫畫，都會成為政權喊打喊殺的對象。
不難想像，以英語書寫的政治笑話史，自然不會多提華文世界的思考。而在五四之後，許多民國時代的學者也很有系統地引入和討論幽默和諷刺的觀念，且提出許多有趣的觀點。例如老舍在〈談幽默〉一文中，便曾嚴格地區分開幽默和諷刺，他認為「幽默者的心是熱的，諷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諷刺多是破壞的〔……〕一本諷刺的戲劇或小說，必有個道德的目的〔……〕諷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須毒辣不留情，幽默則寬泛一些，也就寬泛一些」。可以見到從老舍的分類中，我們上述談的政治笑話應該算是諷刺，而非狹義的幽默。
寬容反諷與中國文化
另一位民國才子林語堂，同樣十分關注幽默與諷刺的討論，在其芸芸作品之中，至為暢銷的一本是《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當中對中國文化的想法便借用了相關概念來闡述，「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一直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基於明智的脫悟上的『達觀』（detachment）者。這種達觀產生『曠懷』（high-mindedness），它使人帶着寬容的反諷（tolerant irony）度過人生。」有學者認為，這寬容反諷的人生理想，源自林語堂對於幽默和閒適的理解，「幽默」閒適化便是道家精神，而幽默閒適並行不悖，又不期然充滿儒家色彩，兩者相連便帶有中國文化的高尚人格境界。
只是如今，政治諷剌在黃土上成了禁忌，歷史的玩笑總是來得如此的殘酷，一如老舍投湖自盡，林語堂半生飄泊，血色淹沒了時代的迴聲。但無論雨怎麼打，幽默諷刺仍是會開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