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Making Space（創造空間）。把書題反過來理解，就是本無空間的意思。這裏是香港。這裏是全球人口密度排行第四的城市。人均居住面積不足200平方呎的壓沙甸魚式經驗，構成了整本結集的基調。19位本地外地創作者加上4位譯者，詩、散文、小說、圖片論文混雜一體，終闢出一方怎樣的「空間」？物理和心靈維度固然是箇中母題，但由中大英文系Cart Noodles Press公開徵集英文稿件，全書拓寬了的更是這城的文學語言域地——「如果在香港以英語書寫的人處於邊緣位置，那麼作為編輯，我做這本書的意義就是要給他們一個空間。」主編Nicolette Wong告訴我。
討論在地英文書寫避不開首要的問題：是誰在發聲？以地區來劃分某一類別的英文書寫，其複雜性在於同一時間囊括了極多元的聲音，如居住經驗是旅居移民抑或土生土長、族裔屬華人或非華人等等。語言相通，然而不同的身分組合有着核心上的歧異，分裂出來的更是言說者的權力與盲點。在書店讀到目錄時，覺得Making Space一口氣蒐羅那麼多作者的做法頗具野心，後來又發現如此編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英文作為世界語言的多聲道本質。書末，那些五花八門的創作者名字和簡介，像一穴穴隧道般連起地球各板塊——Mary King Bradley 7年前遠渡嫁來香港，散文浪遊於美國與九龍之間；Paola Caronni是意大利裔卻已居港20多年，她寫的詩關於疫下隔離的羊腸占卜……「有幾個人之前住在香港，返回加拿大或歐洲後依然有興趣書寫香港。」Nicolette回述，是次匿名徵稿什麼人都有，「不是說有幾千個投稿，但也不是三五十個那麼稀少」。
英文作為第二語言
容納異色視角之餘，更要裝載更多土生土長的聲音。但，為什麼寫作要用外語而非母語？如同眼前的Nicolette，和我對答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寫的卻是一手英文詩。她想了一會，說：「英文確是第二語言，但正正因為我們經歷過很認真的學習過程，它反而變成了準確程度更高的表達語言。」她記得新書發布會時，有人也問了本地詩人Marco Yan同樣的問題，「他說，當你用第二語言去說某些感受時，有距離反而會舒服一點」。放在港英政府時代，英文乃專屬殖民統治者的少數用語；1980年，牛津語言學家Roy Harris還曾標籤香港的英文為「the worst in the world」（全世界最差的）。然而，經歷過去數十年來的大中小學教育，這城迎來了愈來愈難以辨清寫者母語是什麼的流麗英文。問Nicolette，這種書寫內部存在一種「Konglish」（港式英文）嗎？她認為，界定「港式」本來就十分困難，以書中其中一位本地作者李智良為例，「他的家人根本不是香港人，彼此交流可能是以內地某個省份的方言，那他的母語是什麼呢？我對第一二語言的分別有點模糊」。如果是文法上的話，她說，編書期間基本上沒改動過任何所謂的錯誤行句。
也許「港式英文」盡其量就是一些廣東話的情感痕迹。比如Karen Cheung在散文What We Leave Behind內攤開整座城及自身的憂鬱，咒語一樣反覆喃喃着粗口「cls」（癡×線），又夾雜着外地人似懂非懂的詞彙如「cheongsam」（長衫）、「tonglau」（唐樓）。密碼一樣隱藏的粵語拼音，好似說明了非母語書寫既陌生又親匿的弔詭姿態，那卡在語言夾縫中間的聲響——「我」說出來了，儘管總介於被聽見與不被聽見的一層一層隔膜。對於這類作品，有的人或需吃力地翻查偶爾彈出來的艱深字詞，有的人或不怎麼理解當中繞纏異陌地名的情感，但種種讀不明白也是閱讀經驗的一部分。
而開放給所有背景的觀者，恰是Making Space的定位。在能說廣東話人口比率為百分之九十三的香港，英文讀者群顯然不是多數。「我也經常好奇，究竟在香港會看這本書的是什麼人呢，真心不知道」，Nicolette笑笑說。身兼駐校詩人，她在創意寫作課中觀察到具英文讀寫習慣的年輕一輩其實不少。跨出本地圈子，她認為被「香港」題材吸引的英文讀者亦不是想像中那麼稀缺，如出版社過去舊作Looking Back at Hong Kong: An Anthology of Writing and Art不乏跨國平台Amazon上的購買者，「有一些作者現在在外國住，會在當地自發宣傳書本和舉辦活動」，「沒有什麼『把香港形象送出去』的意圖，有人留意香港文學已經很開心」。想起居港的英文系學者Mike Ingham在20年前，無奈指「香港英文書寫」總帶有一種邊緣屬性。沒有發表的領地，沒有關注的目光，它們零零碎碎地散落在一些比賽一本雜誌或一格社交平台的帖文裏。20年後的當下，一兩本講香港的英文結集出現不會瞬間改變什麼，但一點點的開墾，就會長出作者、讀者、出版社、書店之間的獨有社群——如Cart Noodles Press雖是本地新成立的小型組織，但其發行交由中大出版社負責，在美國等地皆有通路；而Nicolette在這次出版亦邀請了本地團體Kubrick Poetry Society（KPS）合作，一同構想並舉行新書發布會。創造的空間隱形，卻確切存在。
人煙稠密 空間匱乏
文學空間狹細，現實空間更像一個擠滿700多萬人的籠子。如何突破侷促的物理困境，是Making Space一大題材。Nicolette回想，成書之初實實在在地面對如此難題，「構想這書的主題時，我和KPS想找一個地方談談。但該去哪裏？」她抬頭，環望了一下這間我倆都必須提高音量才可蓋過背景人聲的咖啡店，「你不可能在這種地方談三四個小時嘛」。最後，沒有正規辦公室的他們向藝術家朋友借來JCCAC的工作室，敲定了「空間」的母題。
不斷追求更大更寬的平方尺數，是香港人的生活日常。Nicolette指，空間匱乏的問題本已嚴峻，近年的疫情令它更為迫切，「我們本來還有公共空間，但疫情下要保持距離，唯一可能就是回家，而家其實沒有足夠空間。染疫時，很多人不夠地方與家人隔離，會問『我現在要去隔離營嗎』，挺有趣又有些傷感」。在異鄉人的目視下，香港那種令人窒息的擠迫感特別強烈。如書首美裔Mary King Bradley的散文A Tree Grows in Hong Kong，以淡淡的口吻敘述隨伴侶來港的經歷——不習慣極小的家也不習慣緊湊的工作節奏；由於街頭過於稠密，常獨自躲到秘密基地，九龍公園的大紅鸛鳥湖邊和太子園圃街的雀鳥花園；搬往戀人父母家時，兩人共享一間房間一張上下格牀，「small」（細小）的評價不小心溜出嘴後還被岳母板起臉反駁，她想起，退休爸媽在美國的中型公寓大樓是此處的四倍大小……種種複雜情感，終化成那一株長在她房間窗外的木棉樹：
Over the years, its shape has changed somewhat; the birds come and go. But it continues to produce new flowers, new leaves, new seed pods plump with cotton that the wind will pick up and carry away. Like the city, it is always there, always full of movement and life, always in a state of change.（這些年來，它的形狀稍微改變了；鳥群來去。但它繼續長出新的花朵、新的葉子、新的種莢棉絮隨風飄散。像這座城，總在這裏，總充滿動態和生命，總處於改變的狀態。）
這就是她選擇留下來的「香港」。一個頑韌地把生命力伸向石屎上空的小小的城。
「四不像」的語言文化
在香港，說話中英夾雜的人會被黏上標貼「偽ABC」。但我們的語言文化本就與「外語」糾混不清，而這本結集某程度上正勾出此四不像的形貌。比如Joycelyn Li的Lo Ting Visits Oscar by the Sea，玩味地把本地傳說人魚「盧亭」與別名「Oscar by the Sea」的將軍澳清水灣半島豪宅湊在一起；單看英文大題不禁納悶誰是Oscar的誤讀下，詩人幻想人魚見證摩天巨廈年復年地佔據陸岸，流露出重掌空間主導權的欲望。又如Marco Yan的詩Boar.jpg圍繞野豬，場域定於斥滿英倫氣息的「Victoria Park」，暗示這城的殖民地性質，而那一隻在商場和旅客中心外由凱爾特神明Moccus化變的獸，彷彿承載起此地的住民符號——「look, a wild boar captured. / What have we done?」（看，一隻野豬被俘獲／我們做了什麼？）。書末，Boon Lee的相輯Forms of the City把一個個印有商標的紙皮箱重新攤平，密密疊置於方格內，鏡頭下，濃縮了一整座多元紛飛的大都會：「日清美味寶」、「WOLF BLASS」、「Lucozade」……剖開城市，人們在各自的地頭過着怎樣的生活？Making Imaginery Space（創造想像的空間），其中一幀相片的名字，也指向文學和藝術所能拓寬的空間。想像的。人心的。意志的。
「在香港，用英文書寫那批人的圈子是不是很小？我覺得未必。只是很少人能把它們組織成一件公開發布的事。」Nicolette說。當網絡上的推薦名單仍滯停於小說The World of Suzie Wong、回憶錄Gweilo，或本地作家如XiXi（西西）、Dung Kai Cheung（董啟章）的時候，Making Space作為2023年出版的英文結集，其意義在於成為集聲的體腔，讓人們重新聽見這城另一張嘴巴的言說。記起曾有人在Zolima CityMag發文抱怨「why is it so hard to find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English?」我由衷希望，那個人，以及渴望以英文理解這個地方的很多人，能在書店讀到這樣的一本本結集，把一些作者的名字記進心裏。
文•吳騫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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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一座擠迫之城——筆訪譯者費正華
與一般全英文結集不同，Making Space梅花間竹地收入了李智良、黃怡、飲江3篇附中文原文的譯作。由中轉英，「香港文學」變換了怎樣的一張異地臉孔？抱着好奇心，找來了負責翻譯黃怡小說〈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的費正華（Jennifer Feeley），讓她談談翻譯這一座擠迫之城的心得。
吳：若以翻譯來說，中文和英文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費：顯然，英語在所有形式上都與中文截然不同。它有自己的歷史、表達方式、規則、聲音、紋理等等。當我翻譯中文成英文時，不太關注這些差異，卻更關注尋找解決方案，而文學翻譯幫助我成為一名更好的英文作家，探索英語的可塑性。
吳：原文常以不標點的長句來表達一種擠密感，譯文似乎較難還原。這是無可避免的「loss in translation」（翻譯之丟失）？
費：標點在英文與中文的運作各有不同。中文能用大量逗號從句，英文直譯只會變成拖延的句子。所以，維持原來的標點反而會帶來負面效果。在詩歌，分行處即句子的結尾，但在散文或小說，我必須自行決定在哪裏結束句子。黃怡的文字有時非常密集，我會保留一些長句，又會用標點使它們在英文裏較自然。另外還需注意英文的節奏，它的質感和聲音與粵語、普通話或其他中文語言不同，這意味着，按語言不同的特性斷句本就自然不過。
我不喜歡把「loss in translation」看作一個話題。太多人探討過，卻沒什麼實質成果。我認為更令人興奮的是討論翻譯的可能性。例如，我特別滿意把第二節的標題「寸金尺土愛巢」翻譯成「Worth-Its-Space-In-Gold Love Nest」，玩味地改造了成語「worth its weight in gold」，將「weight」改成「space」，創造了一個新雙關語，既表達了中文的空間含義，又扭轉了現有的用語。
吳：翻譯原文的廣東話俚語如「八婆」、「老婆豬」時，會特別困難嗎？
費：英語有自身的俚語，所以我不認為翻譯很難，事實上非常有趣。很多種英文可以表達「八婆」，最終選擇「busy-bodied women」是因為「busy-bodies」沒有明確的性別區分。而「老婆豬」則經歷了許多轉化。黃怡告訴我，選擇這詞語是因為覺得它很尷尬，所以想找到同樣尷尬的英文詞語。我列了一個寵物名的清單給她，其中一刻，我們都同意「baby cakes」很適合，但後來我認為「sweet cheeks」可能更好，因為它與身體的關係更密切；但我仍不滿意，於是開始查找帶動物詞語的寵物名，有些人實際上會用「my little porkchop」作英文暱稱，但廣東話的「porkchop」有不同含義，最後我們決定用「my little lambchop」，因為它包含了我們想要的所有元素：足夠尷尬、涉及動物（雖然是小羊而不是豬），並且是一個實際的寵物名稱，有些人真的會用。是的，你注意到我在這裏說「我們」。當我與作家合作時，我更喜歡向他們諮詢，讓他們參與翻譯過程，因為我尊重他們的意見，希望確保自己最好地理解和再現作品。
吳：在你眼中，本地或外地讀者愈來愈關注「香港英文書寫」嗎？
費：無論是原創還是翻譯作品，根據當前的出版趨勢，英語讀者對香港文學似乎表現出相當興趣。我對此感到很鼓舞，也很感激能活躍參與在黃怡、西西、劉綺華等作家的翻譯工作中。Natascha Bruce翻譯的謝曉虹小說《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最近推出了英文版，同時，不少譯者翻譯了董啟章一系列的近作，本地作家如韓麗珠、陳浩基、金庸、也斯等等也擁有優秀的英文譯本，而香港人原創或被翻譯的英文詩集亦愈來愈多。
近期人們對香港文學的興趣可能是出於政治因素，但我覺得僅從政治角度來看待香港文學是很簡化的，特別是許多作家並沒有公然參與政治。香港文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寫的質量，特別是創意力。這些作品為英文文學注入了新鮮和重要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