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22年法國大選，在選舉期間，不少人提起了文學家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預言。韋勒貝克向來言論出位，在很早之前他就說過反移民和反伊斯蘭教的見解，引來不少人的詫異回應。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因着這些言論，成為了極端右翼的代表人物，甚至被一些報道文章描述為右派政治的先知。說是先知，是因為其2015年出版的小說，《屈服》（Submission）曾預言法國2022年大選。根據這預言，虛構的穆斯林政黨「穆斯林兄弟會」會獲勝，從此法國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帶來了全國上下改革性的變更。
從傳統西方政治的角度看，這場變革是政治災難。政府不但把大學私有化，要求教師以伊斯蘭的世界觀授課，還引入了伊斯蘭家庭法，准許一夫多妻制之類。小說的主人公弗朗索瓦（François）為了保留教席，選擇屈服，他的猶太女朋友薇莉亞姆 （Myriam）害怕國內反猶太的情緒，選擇逃亡以色列。為了生存，弗朗索瓦選擇順從，最終甚至考慮改信伊斯蘭教。
小說一出版，就引發了不少話題，有人直稱這是赤裸裸地散播恐伊斯蘭情緒的「極右驚嚇故事」。剛好在出版當天，巴黎發生了導致12死11傷的《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總部槍擊案，事件的發生正因為《查理周刊》長年諷刺伊斯蘭宗教領袖穆罕默德。這場悲劇使韋勒貝克不得不暫時停止《屈服》的宣傳活動。去年，一直受死亡威嚇的印度裔英籍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遭到行刺，身體受到嚴重創傷，一隻眼睛永久失明。魯西迪的政治立場並非極右，而只是其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對宗教嚴厲批評，被一些穆斯林視為褻瀆神明。作家選擇低調宣傳，是為考慮人身安全。
當然，現實世界的2022年法國大選，早已塵埃落定。結果沒有像《屈服》所「預言」，而是以馬克龍連任結束，標誌着某種一成不變，也標誌着一些小說不過是誇張的「宗教式的驚慄故事」。社會有很多人不支持極右思想，對於「惡名昭彰」的韋勒貝克，更是抱着極懷疑的態度。然而，不論喜歡《屈服》與否，打開小說一讀，或會發現當中探討的意識形態問題，甚至是美學問題，都比想像要深。
韋勒貝克之所以是法國其中一位重要的暢銷小說家，自然有他的原因，敘事者對寫作本身的探討，使我想起了奧地利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鋼琴教師》作者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兩人的政治立場截然不同，假如韋勒貝克是代表了極右白人男人的聲音，耶利內克則代表了極左白人極端女權主義者的心聲；然而，一右一左，一男一女，同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框架下，兩人的書寫竟有微妙的共同之處。當然，不難想像耶利內克本人亦是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文學院成員之一，卡努．安隆德（Knut Ahnlund）就提出辭職，主要是他認為：「耶利內克的作品像寄生蟲。去年（按：指2004年）把文學獎頒給她對文學獎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缺憾，也混淆了大眾對文學的看法。」一些評論家說她的作品過於負面、枯朽，滿是對女性的性慾描寫，而且充滿了各種垃圾。這些批評者所說的代表了一種聲音，但不一定是有趣的閱讀方式。正是如此，才要把兩種意識形態的作者並列閱讀，探討文學作為藝術媒介的本質問題。
文學的知性：右派的意識形態
韋勒貝克的《屈服》講的是政治意識形態之爭，但在矛盾背後，故事要處理的是對實質生活的影響，故事的男主角在巴黎第三大學任教，教授文學，文學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本質這問題，最終也難以脫離意識形態的框架探討。
小說展開之際，男主角就有一段談文學式的自白，這段自白不但是敘事者對世界的理解，為整部小說的欣賞和詮釋留下了線索，同時也是讀者通往韋勒貝克世界觀的一道門。男主角提到了19世紀法國作家，若利斯．卡爾．於斯曼（Joris-Karl Huysmans），以及他對於斯曼多年的研究和見解。於斯曼當年寫了名作《逆流》（À rebours），作為一種擺脫自然主義的文學實驗，講的是一個崇尚頹廢的美學家，創造了一種被當時人所指摘的頹廢主義。
《屈服》的男主角對於這種無懼千夫所指的作品極為崇拜，甚至一度認為，只要能像於斯曼那樣，離群索居，就能為自身所信仰的真理申辯。在小說《屈服》的開頭，有這麼重要的一段，讀者需要特別注意：
「然而，於快將消失殆盡於人前的西方文明裏，文學作為此文明一藝術形式，其特殊之處不難定義。如文學一樣，音樂使人陶醉於突然的情感，讓人陷入絕對的悲傷或狂喜；就如文學，繪畫具有令人驚歎的力量，使人以耳目一新的角度觀照世界。然而，唯獨文學才能使人觸及另一位人類的精神，以作為一整體的方式，了解其一切弱點與偉大、局限性與瑣碎、癡迷與信仰；了解任何它使之動容或感興趣、使之興奮或反感的事物。」
這裏敘事者一開口的「快將消失殆盡於人前的西方文明」，就等於是開宗明義了自己右派的身分。這種歐洲滅亡論，實在於右派支持者裏非常流行。而其後他把文學與音樂和繪畫比較，說明文學作為一門藝術，不但能像音樂一樣，喚起讀者的情緒，也能像繪畫，使人用一種新的方式看世界；然而它的獨特在於能承載確切的思維，有通達精神層面的能力，因而更勝一籌。
自歐洲的哲學傳統，這種藝術形式間的對比雖然早自柏拉圖就有，但一般無人把文學高舉於音樂和繪畫之上。就像其中對此美學議題討論較深的德國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他就以高舉音樂見稱。正因為音樂不具實質形態，它才最接近於真理。在此引伸，關於藝術的高低，還是牽涉人類的精神世界，與真理的本質。
《屈服》一方面想要展現歐洲的文化傳統、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卻挑戰了根深柢固的歐洲哲學傳統。這是整部小說的基礎，也為閱讀時的美感元素確立了一種基調：可以說，韋勒貝克在這裏的文字是極為「枯燥乏味」的，他既不想要像音樂，要喚起讀者的情緒，也不想要像色彩繽紛的繪畫，使人耳目一新。小說有很大篇幅寫得像學術論文一樣，處理文學家的討論，還有法國當前政治處境的討論，甚至，當男主角的猶太女朋友登門造訪，當中的性愛場景也寫得極為枯燥，盡顯一種父權的男性視角。這裏的愛，跟男主角對文學與政治的了解一樣，具有傳統「白右」意識形態的一致性。
文學的音樂性：左派的意識形態
在當前的歐洲，作為一名白人男性，韋勒貝克代表了一種觀點。而要這觀點被聽見，挑戰是必然的手段。《屈服》的男主角在論文學的高貴時，用到了「精神」一詞，這本身就是德國哲學的傳統，叔本華論的也是精神，精神是真理，因而需要被挑戰。或許正因如此，《屈服》的男主角偏要挑戰音樂的地位。小說緊隨其後的一段更是明確地表明了這個立場：
「當然，一個作家的風格之美，以至其句子的音樂特質於文學都甚為重要。一個作者思考的深度，其思想的獨創性顯然也不容忽視；但一位作者之為作者，先必為人，存在於他的書中；只要他把著作完成了，真的把自身展現其中，不論他寫得好壞，亦無關重要。同樣地，愛一本書首先是愛它的作者：我們想再次見到他，想和他共度每一天。」
所謂理想的世界，已經相去甚遠，歐洲文化正在沒落，男主角只能透過逃避、代入前人作家於斯曼的頹廢思維，才能於新秩序下的社會安身立命。但他偏提起了文學書寫的音樂特質，彷彿再三確認，文字所表達的深度比抽象的音樂重要得多。
這種過分強調藝術知性層面的想法，其實在音樂界也出現過，其中最為突出的例子有約翰．凱吉（John Cage）1952年譜寫的名作《4'33"》，一首全程4分33秒靜默的「鋼琴演奏」。沒有聲音的音樂，剩下可被感知的似乎就只有知性的部分，也毫不關乎情感。相反，有些小說雖不發出聲音，字裏行間卻滲透出某種音樂性。
假如凱吉的《4'33"》是沒有音樂性的鋼琴演奏，奧地利作家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的《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必然是具有音樂性的小說。她於200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其得獎原因正是：「她用超凡的語言以及在小說中表現出的音樂動感，顯示了社會的荒謬事情。」
耶利內克喜歡坐在電腦前，用指尖敲打鍵盤，一字一句的聲響彷彿像樂譜上的音符。《鋼琴教師》是作者半自傳性的小說，講病態的母女關係，小說中的母親對女兒從小加以嚴厲管教，以致女兒對戀愛和性的欲望得不到正常的紓解，從而造成她於世俗眼光看來奇怪、不正常的行為。巧合地，《鋼琴教師》和《屈服》的主角都愛上了自己的學生，但在男女權力不對等的世界觀下，他們注定有不同的命運。
《屈服》中的男主角貪戀他的猶太女學生，但欲望的紓解是如此容易，甚至廉價；相反，無論《鋼琴教師》的女主角如何滿足社會對她的期望，制度對女性性慾滿足的禁忌還是把她壓倒，使她成為偷窺狂。兩本小說對照閱讀，會發現書寫風格迥異的某種必然性：在男權的角度，欲望的滿足來得簡單，才有把一切感官元素奪走的書寫，而在女權的視覺下，正因欲望過於壓抑，才要激烈地強調人類的感官性。
媒介特異性之爭
評論家們對《屈服》和《鋼琴教師》的各種批評，以及兩位作者書寫風格的爭議性，主要在於人們對文學的理解。文學以文字作為媒介，它的本質是什麼？是要像《屈服》，強調知性的思想，還是要像《鋼琴教師》，講求音樂性？早在18世紀，就有德國哲學家探討過這類問題，而當中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拉奧孔》（Laocoön）是不能迴避的經典。它探討過藝術形式之間的問題，副題亦開宗明義為「論繪畫與詩歌的界限」。
這裏萊辛所說的拉奧孔，是指梵蒂岡博物館所藏的雕像《拉奧孔與兒子們》。這座雕像的形態生動，從角色拉奧孔的肌肉紋理和面部表情，就彷彿感受到他被天神所懲罰的痛苦。具象的痛苦，單靠詩人維吉爾（Virgil）的文字，神話書寫，可以顯得如此活靈活現嗎？萊辛對此抱感懷疑。藝術媒介的本質各異，它們也有它們的界限。由此延伸，不同的藝術媒介，本來就應當用以帶出不同的藝術經驗。
自現代主義藝術的興起，對於藝術形式的本質問題有了更多深入的探討。美國視覺藝術評論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把這類問題歸為「媒介特異性」（medium specificity），這論旨強調一種藝術形式的「獨特而確當的演示範圍」，與藝術家操縱特定媒介「本質上獨有」的那些特徵的能力相對應。根據這種觀點，藝術形式往往只有一種狹窄的使用範圍。例如說，繪畫藝術或許不應用於描繪日常事物，而應向抽象形態的方向發展，因為攝影藝術更有捕捉日常事物的能力。
這種討論，隨着電影的出現更是白熱化，原因可想而知。電影是一門敘事藝術，本質上帶有講故事的意圖；然而，電影這個媒介，於物理上不外乎是無數張的照片巧妙湊合，但它所能展現的遠超單純捕捉現實世界的事物。更何况，電影還涉及到音樂的運用，使整個討論更是為難。假如電影能夠借助音樂敘事，講求某種節奏和音樂性，文學就不可以嗎？畢竟文字本身也借助聲音和韻律傳遞。
問題的關鍵自然本身也是意識形態之爭。把繪畫從寫實描繪中解放，最早期有印象派對攝影的回應，而回應本身也是對保守學院派的挑戰。有一點似乎比較易見，就是論及藝術媒介的特異性，都總帶有挑戰的意味。《屈服》的男主角一段對文學的自白，把文學的本質具體化、狹窄化，是他要批評社會對事物的包容，是要強調對宗教的包容會招致惡果。《鋼琴教師》要把文學作為媒介的定義擴展，顯示就是要達到相反的目的，要達到女性從約束中解放。
這裏，從文學就能看到左右意識形態之爭，也明白到為什麼一些藝術問題是如此讓人左右為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