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48歲的秦詩禮（Sidney）去年底創辦活意社，聘請自閉症人士提供文件數碼化、製作網上相簿等服務。他以前是IT界管理層，接觸和研發前瞻技術，「（我）像有一個光環，因接觸大客、又替公司賺錢，同事或客戶看你時眼睛像發光」。現在卻主要用掃描器，「朋友找我時，我覺得這件事科技上不可行，突然回到30年前 ，我們形容這叫做黃昏工業，現在連掃描器都很難買到」。學者趙永佳觀察，近年不乏IT界人士投身社企的例子，Sidney的故事有其代表性，並想了解Sidney如何將商業經驗放到社企中，又怎樣發揮自閉症人士的工作才能。
【IT路】
壓力大至半夜驚醒 成功感來自別人肯定
於1990年代末入行的Sidney經歷IT業的黃金期，做過軟件設計、研發、項目管理，40歲後也迎來事業高峰，曾帶領約20人的團隊，到過瑞典和日本等地介紹新技術，負責國際酒店、機場或企業等的大額生意。「經常試一些新技術，坦白說，我當時都覺得自己很厲害。」惟壓力亦不小，他會半夜驚醒去查看電郵；常在周末或晚上工作；與親友尤其兒子的關係疏離，對兒子的要求如對下屬般高，「什麼難聽的說話都罵過」。他靠咖啡和飲酒減壓，「吃一些美食，我以前很無聊，會花半日物色餐廳，因我要找間坐得舒服好看的，這才叫人生價值」。
40歲後萌生退意
他曾負責機場相關項目，成功感來自機場高層的肯定，「總之我要人家拍手掌，這個就是那時的價值觀，事後回看覺得整件事很虛」。他出入機場工作，至反修例事件和疫情到來，機場突然水淨鵝飛，「機場曾經很熱鬧……一下子覺得眼前所有事，如香港的繁榮、身體的健康可以馬上失去」。工作上他亦有退意，一來是40歲後，有感科技觸覺不及新入行的年輕人；二來厭倦追逐，「做了100萬的項目，就想做500萬、1000萬。今天懂得AR，接着是AI，還有ABCDEF」。疫情在家工作期間，他有天突然問太太：「我可不可以不上班？」他當時只是半開玩笑，但太太竟然支持，於是他開展了第二人生。「開始時都不知怎打算，以前出糧就還卡數、交電費水費家用，突然不上班很不安。」
【再發現】
落後技術也有服務對象
辭職後，他以自由身接IT工作，閒時隨教會和社福機構探訪露宿者、協助基層食物銀行等。他說認識他人經歷的過程如像尋寶，發現「生命原來有很多款式」，例如有數十年前來港的越南難民，今日因家庭問題在港露宿。親人感受到Sidney的轉變，尤其兒子說他更耐心聆聽，「人平靜了，比較謙虛。以前慣了指導別人，喜歡講話，那時學會了聽」。他有感從前的工作只為博取別人掌聲，卻並非真正幫助生命，於是萌生成立社企的想法，在去年10月開辦活意社（Ｗork for Life），「人生下半場是為了生命去工作，這個是我的人生以後的價值」。
那時剛好有朋友邀他義務教自閉症人士（俗稱A仔）用電腦，學生是4個約20歲的青年，他發現學生的態度誠懇，專注認真。然後朋友移民，請他考慮聘用自閉症人士做文件數碼化，其時他斷言不可行：「不是這班小朋友不可行，而是科技不可行。」但嘗試做下去並開拓不同服務後，他體會到不一定要追求創新科技，看似落後的掃描技術，能為員工帶來成功感，同時他每天都接到掃描文件的訂單，「其實以往說的一些先進科技是某一群人在享用，另一群人可能仍需要較舊的科技和服務，我又是在服務另一群生命」。
【新體會】
着力培訓A仔做IT人
現時活意社共聘請了6位自閉症青年，掃描服務最受歡迎，處理過補習社教材、學校校刊和將移民港人的文件和相冊等。他說從前看人是看「標籤」，例如是「勤快員工」或是「企業CEO」，不會理會名字。如今他會認識每個人的過去，公司員工或做過茶餐廳和搬運，大部分欠缺電腦經驗。他看重的是應徵者的工作動力，亦會跟應徵者父母聊天。Sidney曾請一個入職不久的同事掃描十多張卡片，同事花了一星期完成，才發現同一張卡片，該同事最少核對6次。「如果用以前的那種管理模式或以前定義的價值，（這人）肯定不行。」但那員工是公司的親善大使，每有新員工上班，Sidney都安排他幫忙照顧和留意同事情緒。另一個員工情緒較波動，有時自言自語或唱歌，但Sidney留意到他的學習能力高，找他做軟件測試。另有同事負責訓練人工智能，要看大量圖片，「我做了幾張之後已受不了，這麼沉悶的工作……他們記性很強，不會怕沉悶、重複」。只要將不同工序細分，他們便可以應付自如。自閉症人士常有讀寫障礙，在學校較擅長視藝，Sidney於是在掃描相片時附修圖服務，如調色和光暗等，也很受歡迎。
「大A仔」職業支援不足
Sidney覺得香港對「細A仔」（少年自閉症人士）的照顧較多，但對「大A仔」的職業支援不夠，多數被安排學冲咖啡，要求他們有一定社交能力。他有員工做過茶餐廳，卻受不住急促工作節奏和同事指罵。Sidney坦言所付的薪水較低，但該員工表示做得較開心，例如公司每天有兩個小休，Sidney跟他們聊天，令他們感到受尊重。
Sidney辦公室貼着7月份工作清單，他說每月營運資金只夠（應付）下個月，「以前管理時有很多計劃，如6個月、一年之後，現時縮到好短，先顧好眼前辦公室，6、7個同事」。他相信價值觀正確，自然找到客戶支持，亦見到香港有很多良心老闆。他不會似以前般「oversell」，「科技講噱頭，以前講到可以帶你上太空，別人很喜歡聽、很開心。現在有時會說，這個工作是自閉症人士做的，可能做得沒那麼好或有哪些做不到」。他試過申請基金資助，卻受到成員質疑，說這模式不夠創新和可持續。但據他研究，不少外國電腦公司都會聘請自閉症人士，尤其是負責數據分析工作。所以，他的公司定位是培訓自閉症人士成為IT技術人員，希望向同行展示這模式可行，鼓勵他們多聘用自閉症人士。
假設當初沒有辭職，他說：「可能我已經死了，壓力太大，應該會離婚，去一個地方輕生。要求那麽完美的人不停去衝，我覺得我會去到那地步。」他覺得疫情予許多港人第二次機會，改變生活，「不要經常說人生沒得扭轉」。現在，他享受去茶餐廳喝奶茶、每周到郊外「me time」，終可以一覺好眠。
【學者說】
轉行非直路 港人有韌性克服
「第二人生」系列由去年10月開始，經歷疫情到搶人才、討論輸入外勞。社會學者趙永佳總結說，從個案中看到香港人的韌性，尤其是由廚師轉做泥水的Jan、因通識科改革轉做補習的賴得鐘和各移民個案，「在新世紀一定不會順風順水，不像以前有條直路。變通和適應，是我們香港人的一個特性」。他又見出不同行業間共通處，如掌廚與裝修，「做事都是一板一眼，會想一下受眾。（帶出）每一個人都可想想自己的能力是否只鎖在一個行業，如由審計轉做潛水的Carman」 。
有正面啟發也有建言，例如反思行業，尤其是藍領工種的待遇，這是輸勞以外的更大課題。Jan說飲食業和裝修業在疫情後待遇仍一般，也不見升遷前景。即使是做過NGO的Kilo也如是，「普遍年輕人的待遇都不好，藍領工種尤其沒有前景、沒有希望」。
培訓前應先了解轉工者意向
受疫情和社會環境影響，趙永佳說大部分個案「多多少少都是被迫的」。僱員再培訓局提供就業掛鈎課程，不但費用全免，修讀期間更可獲發每日津貼資助，但像Carman的例子，雖與朋友每年報讀，但都沒有入行。Jan則有感自己英語能力低而工種選擇少。趙永佳認為香港就業服務主要是學校的生涯規劃，他建議政府增加為成人而設的就業或轉工支援，像韓國或新加坡不僅提供培訓，而可以在培訓前了解轉工者的意向，按其興趣和能力提供轉工方向。
另外，移民港人經當地中介、政府部門或求職博覽物色到藍領、白領甚至專業崗位。趙永佳說香港無論私營中介或勞工處的支援均有限，或可向外國學習。（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