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很久沒有寫勸世良言了，想來想去，終於還是要寫一篇。
最近整理堆積的書籍，看到陸費逵的《書業商之人格》和唐君毅的《青年與學問》放在一起，我隨手翻看，兩本書都提到讀書的問題。
為什麼要讀書？讀什麼書？這是大哉問，文學批評大師布魯姆（Harold Bloom）就寫過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西方正典》）和How to Read and Why（《如何讀，為什麼讀》）兩本書，回答了上面的兩個問題，如雷貫耳。
還是回到100年前的民國，1923年，胡適、梁啟超、陸費逵都談到讀書的事。
先說陸費逵。陸費逵，複姓陸費（不讀書的話又怎知道呢），名逵，字伯鴻，當時人稱陸費伯鴻先生，舒新城和王雲五都曾經回顧過他的生平。陸費逵幼時曾受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師教一年，年紀尚輕就獨力自修，陸費逵17歲與友人創辦正蒙學堂，其後在武昌創辦新學界書店，任職經理。1905年轉任漢口《楚報》主筆，因揭露粵漢鐵路借款合約，流亡上海，任職昌明書店上海支店經理兼編輯員，上海書業商會評議員、書記。1906年任職文明書局，《圖書月報》主編。1908年23歲入商務印書館，任國文部編輯員、出版部部長，兼編《教育雜誌》。
1912年元旦，陸費逵與友人創辦中華書局，先後任局長、總經理，凡30年。1938年聘任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陸費逵在香港辭世，享年55歲，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陸費逵是中華書局創辦人之一，出版了許多好書，包括《四部備要》、《辭海》、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等，不能盡錄。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
回到1923年，陸費逵撰寫〈我們為什麼要讀書〉和〈最低限度當讀之國學書〉（俱收於《書業商之人格》），如今看來這些文章還是相當有意義。
為什麼要讀書，這是第一個問題。陸費逵的答案是人格、學問、技能、職業、修養5個理由，因人而異：
普通學校的學生為人格讀書。
專門學校的學生為人格或學問或技能或職業讀書。
有職業的人為職業或修養讀書。
陸費逵還有三個消極的答案，三個消極答案都是否定讀書的功利化：
一、讀書的讀書，是為讀書而讀的，不可有致用之想。
二、應用的讀書，是儲蓄備用，不是立刻應用，也不是件件要用。
三、不可存讀書賣錢之心。
陸費逵是百年前的人，他提議有職業的人每日讀書半小時至兩小時，除了無益的小說外，什麼都可以讀。對於忙碌的當代人來說，可能有點難度，但並非不可能。
陸費逵重視識、氣、體。識者，常識、見識也。氣者，氣宇、氣量也，「氣宇宜軒昂沉着，不可鄙薄輕浮；氣量宜寬宏渾厚，不可逼窄刻薄」。體者，身體、精神也，「健全之精神，宿於健全之身體」。書不可讀得太多，因為太多了對身體有害，更恐怕會食而不化。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讀什麼書，這是第二個問題。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Robert Hutchins）和教育學家阿德勒（Mortimer Adler）發起了叢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西方世界之偉大著作），至於布魯姆的《西方正典》又有一張令人高山仰止的建議書單。當然，西方世界之偉大著作和西方正典，都不包括國學書目。
100年前的1923年，胡適、梁啟超、陸費逵都提到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話說有4位將要往外國留學的少年，希望快快得着國故學的常識，於是胡適為普通青年人設想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個書目但求引起初學人的真興趣，然後初學人才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胡適的下手方法正是思想史及文學史，他身體力行，寫出《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可惜都沒有完成。
胡適的國學書目在1923年刊載於《東方雜誌》及《讀書雜誌》，後收入《胡適文存二集》。書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書種不算少。
國學書目在《讀書雜誌》刊出後，《清華週刊》記者來書，記者認為胡適的國學書目只有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的書目，國學範圍太窄了。記者又認為胡適談得太深，稱不上「最低限度」四字。
於是，記者希望胡適另擬一個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以下就是胡適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
《九種紀事本末》《中國哲學史大綱》
《老子》《四書》《墨子閒詁》
《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
《阿彌陀經》《壇經》《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
《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
《章實齋年譜》《崔東壁遺書》
《新學偽經考》《詩集傳》《左傳》
《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
《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
《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
《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啟超也收到《清華週刊》記者的請求，於是寫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要目分為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意涉覽書類。
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也不少，他也想到記者可能嫌太多了，梁啟超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如下：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
《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
《後漢書》《三國志》
《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
《宋元明史紀事本末》
《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
梁啟超說「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回頭一想，以上的書未全部讀過，又未能熟讀成誦，恐怕也不能自稱愛國人士吧。
梁啟超不贊成胡適的國學書目，他批評胡適太主觀，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而且沒有史部書。梁啟超批為掛漏太多，博而寡要，所以是不合用的。
比較梁啟超和胡適兩個書目，《四書》、《詩經》、《左傳》、《老子》、《墨子》、《荀子》、《韓非子》、《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文選》（當中已收入部分《楚辭》），都沒有任何異議。
胡適的書目可能有種種不足，例如未免有太多佛經，又沒有前四史和《莊子》，《全唐詩》和《宋詩鈔》都太大部頭，但胡適的書目也有合理之處，絕非不合用。第一，胡適選擇了一些清末或民國學人著作，包括胡適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章實齋年譜》、張之洞《書目答問》、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都是方便初學者閱讀的書籍。第二，梁啟超的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沒有一部小說，也不太全面，《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4本，至少應該有《紅樓夢》，梁啟超的名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說到小說之重要，「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可是梁啟超的書目不重視小說。最後，梁啟超選取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詩文集，也有點吃不消。
最低限度當讀之國學書
陸費逵讀過胡適和梁啟超的書目，也覺太多，青年讀不了，也買不起，陸費逵從出版人的角度，另擬〈最低限度當讀之國學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只包括：
《四書》《詩經》《易經》《禮記》
《左傳》《文字通詮》《史記》
《正續通鑒輯覽》《清朝全史》《老子》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古文辭類篹》
《經史百家雜鈔》（如太寬泛，可讀《古文釋義》《古文觀止》）
《古詩選》
《今體詩選》（如太寬泛，可讀《唐詩三百首》《宋元明詩三百首》）
《宋詞三百首》《花間集》《絕妙好詞箋》
《陶淵明集》《王臨川集》
《曾文正公詩文集》《曾文正公家書》
《飲冰室文集》。
當然，幾乎上述所有書都由中華書局出版了。
陸費逵的書目也很合理，至於陶淵明、王安石、曾國藩、梁啟超的文集，陸費逵解釋道：「陶之恬淡，王之深刻，曾之集大成（家書文字淺鮮，且於修養及人情世故有關，宜先讀），梁之代表近二十餘年思想，均為現代青年所必讀。」
時移世易，百年已過，我想現在的國學書目，必然又有新的改變，《胡適文存》、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王國維《人間詞話》、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錢穆《國史大綱》等等，也許是現代青年所必讀。
說讀書之重要
我們從百年前的1923年，轉移到1953年的香港。
唐君毅17歲入北京大學，聽過梁啟超、胡適、梁漱溟的講演，其後轉往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師從方東美、湯用彤。1949年，唐君毅和錢穆移居香港，二人任教新亞書院多年。唐君毅在香港時期的生平姑且從略了，可翻看趙敬邦的小冊子《唐君毅與香港》。
〈說讀書之重要〉是唐君毅刊發在《中國學生周報》第50期的文章，後收入三民出版的《青年與學問》。
〈說讀書之重要〉帶我們回到為什麼要讀書的問題。唐君毅如是說道：「書籍雖是後於人類文化而有，然而卻是整個人類文化之鏡子。人必須要從此鏡子中，才能了解整個人類文化之大體，而由自然世界走入人文之世界。」
所謂讀書，就如照鏡，「讀書，即是把我們的小鏡子，面對書籍之大鏡子，而重去反映古往今來無數聰明智慧的心靈，所已照見之世界中之事物與真理，於我們之小鏡子中」。讀書之目的就是了解自然宇宙人生社會，增加我們思想之深度。
唐君毅說：「讀書即是在思想古往今來的他人的思想。人只有走過他人所已走過的，才走得遠。人亦只有思想過前人所思想的，才能思想得深。」
關於讀書，唐君毅的〈說讀書之重要〉已經表達得簡明與透徹，為什麼要讀書？讀什麼書？胡適、梁啟超、陸費逵、唐君毅都留下了文字，解說清楚，我們只要踏着他們走過的道路，嘗試走遠一些，也看得深一些。兩個問題，我們都已思想過了，那麼我這篇勸世良言，也可以到此為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