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人類歷史總是與疫症密不可分，經歷完3年全球疫症浩劫，只想唞啖大氣，但近日猴痘又殺來。面對疫症，個人往往是束手無策，有些人翻閱疫症相關的文學，期盼從中取得亮光，若重讀昔日疫症歷史又有何啓示？回望20年前的SARS，香港人切記了要洗手洗手洗手，或許台灣人會想起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人選之人——造浪者》導演林君陽拍攝的電影《疫起》——疫症下突如其來的封院命令，生死存亡之秋，醫護人員如何抉擇？林君陽多部作品在串流平台熱播，《疫起》周二（15日）亦在串流平台上線，台灣影視在串流平台上的發展，可否給香港借鏡？
20年前，你在做什麼？
還是大學生的林君陽正在籌備畢業展覽，SARS殺到台灣令展覽煞停。儘管新聞報道屢屢上演封鎖、隔離，疫症卻未蔓延到大街小巷。疫症彷彿不真實，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一段白白失去的青春，只感覺與SARS的距離很遠。「20年的時間可以冲淡好多事情，它（SARS）確實已經稍微遺忘在歷史的牆角了。」林君陽說。
取材和平醫院事件 探討醫護抉擇
因為新一場疫症，台灣才翻出SARS這一段回憶。很多人認為台灣將對抗SARS的經驗應用到最近一次流行傳染病，才控制病毒傳播得宜。疫情受控，2022年7月開拍《疫起》時台灣大多數人已消化了起初的恐懼，俄烏戰爭開戰數月，林君陽就讓劇組想像是一場戰爭來拍攝。透過電影，他和觀衆回到SARS時的那個時空，站在封閉醫院的前線醫護身旁，「經驗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我覺得這是現實當中沒有經歷到，但是我透過電影可以回到那個當下」。
「我們一邊在pandemic裏面，一邊拍一個關於pandemic的故事，在封鎖的狀况下拍一個封院的故事」，恍如俄羅斯娃娃套中有套。《疫起》取材自2003年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因院內群聚感染而突然封院，無論病人和醫護都被迫困在醫院裏，面對當時未知的病毒。面對未知，油然而生的感受正是恐懼。
主角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王柏傑飾）因急症而被迫折返醫院開刀，SARS在院內爆發，然而封院令一下，他就滯留在醫院。性命攸關，他起初只想盡早離開醫院，跟家人見面。無論歷史上還是劇情中，院內有一整批病人等待醫護照料，封院令一旦下達，前線醫護就沒有選擇自身去向的權力。即使醫護也會擔憂性命安危，部分醫護選擇罷工來換取回家，或爭取盡早列入撤離名單，「醫生在一個災難底下，他要去救人還是不救人？這件事情（不救人）到底是自私嗎」？
不難發現，林君陽執導的作品，例如《我們與惡的距離》探討社會倫理，《人選之人——造浪者》揭示政治黑幕，皆圍繞着人性選擇。在《疫起》裏，決策者的身影甚至消失，聚焦前線醫護，鏡頭落在「沒有生殺大權的小人物身上」。他解釋道：「不管那個故事發生在古代、20年前或者當代，這些故事都是由現在的人說給現在的人聽，所以最後還是要找回為什麼我要在這個時代、這個時間點說這個故事（的原因）。」生活大小事上如何抉擇或許才是普羅大衆的寫照，畢竟定義一個人就是看他一生行為的總和。
串流平台崛起 拍劇較電影多資源
《疫起》繼4月和7月分別在台、港大銀幕上映後，周二（15日）也在串流平台Netflix上線。因為《疫起》按照戲院特有的觀影經驗來設計，「我心目中的電影是想像觀衆坐在電影院裏面看電影，專心得連你滑手機都沒有機會」，串流平台上的作品可以隨時暫停觀看，用家亦受周遭環境影響，林君陽也很好奇《疫起》會在串流平台得出什麼回饋。譬如電影中主角夏正鼓起勇氣，從A棟大樓經過黑暗走廊，走入主要染疫的B棟大樓，黑暗裏只有主角的呼吸聲，「類似這樣子的觀影體驗，我覺得那是在電影院才會有的」。相較於電影賦予觀衆經驗，電視劇就要讓觀衆清楚明白劇情走向，「所以電影跟電視（劇）系列，我覺得這些東西是蠻不一樣的事情」。
「尤其我們前3年遇到疫情，劇集變成一個大家很習慣的娛樂方式。」他近年為人熟知的作品也是上述兩套劇集，透過串流平台，甚至在香港惹來熱話。但原來他是乘着《海角七號》的愛情電影熱潮出道，當熱潮散去，2010年代中就迎來串流平台的時代，拍攝劇集較電影多資源，「當然大量吸收了我們這一群以前拍電影的人，因為這邊有很多的工作和故事等着我們去耕耘，於是我們就跑到這邊來說故事」。他對上一部電影是在2015年，本來甚至只是電視電影，久違8年再拍電影，別有一番風味。
8年間，劇集以外，他既當過實况節目《十二道鋒味》第三季的執行導演，又當過紀錄片的攝影師，累積技藝之餘，更從鏡頭裏補足人生經驗。回想最初拍攝電影，與其說是藝術創作，他認為更多是執行，現在他拍攝前屢屢問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我要在這個時間點說這個故事給這個時代的人聽？」觀察8年過後的電影產業，愈來愈少人進戲院看電影是全世界共同的狀况，導致整體電影產量減低，愈來愈少電影登上大銀幕。
「小衆OTT平台集合，是小聯盟」
他續指，台灣中小型電影製作預算大概是3000萬至6000萬新台幣（約735萬至1470萬港元），這樣才「比較有機會回本，會有上億（新台幣）製作的電影一直都是少數特例」，而《疫起》的預算約6000萬新台幣（約1470萬港元），屬於台灣的中小型電影。在台灣，像林君陽這類中生代導演也拍攝中小型規模的電影，換句話說，除了公共電視的電視電影，其實新人導演較難找到機會，「因為台灣電影的票房基礎差不了多少，所以我們就會擺在同一個起跑線」。
串流平台相異於電影傳統的觀影經驗，它能夠成為台灣電影產業的救星嗎？林君陽執導的兩套劇集和電影《疫起》均在串流平台上線，惟他不諱言，由於台灣非主要市場，像Netflix這類型國際串流平台投放到台灣市場的資源並不多。他推算，若每年有30至40部台灣電影上映，大概只有3至4部獲Netflix青睞，整體產業很難單靠國際串流平台來維持。
「基本上他們也會蠻挑的，所以他們會花費比較多一點來買你比較好production value的作品。」他說起上來猶如過五關斬六將，在台灣較常見的做法則是當影視作品完成後，再尋找串流平台的買家。然而對大多數台灣影視工作人員來說，「我覺得他們可能要面對一個現實，就是他拍的東西不一定只賣給Netflix或者大品牌。他們更要去（探索）那些網絡渠道，要去不同位置的可能」。
因此林君陽認為：「台灣接下來往下走應該是本地OTT（串流）平台，相對小衆的OTT平台，集合起來等於是一個小聯盟。」相較香港，台灣不乏本地中小型的串流平台，例如KKTV和LiTV，串流很多本地製作的影視作品。而在中小型規模的影視製作下，可以讓工作人員和演員有空間去磨練，並且有渠道發表作品，「然後可以去餵養（演員） ，長出一些很不錯的演員，甚至一些明星 」，造星又豈止選秀節目。
國際串流平台陸續進駐
台灣串流平台GagaOOLala更主打LGBT+題材的影視作品，「他們有在經營BL的市場，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特色市場，本來就是小衆群體，那他們就可以用相對少資源，拍出這個群體的人想看的東西」。不過林君陽還是看見暗湧，繼Netflix後，Disney+和HBO GO等國際串流平台相繼進佔台灣市場，競爭愈發激烈，「觀衆不會選了一個大平台，然後就再order一兩個小平台」，為台灣本地串流平台帶來危機。
綜觀利弊，香港本地串流平台又會否是香港影視產業的新出路？●
疫起
預告片：bit.ly/3qsCP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