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是英語中最長的單詞之一，如果沒必要，大概只有醫科生會接觸它；但在內地，它的中文是大量掙扎在城市的農民的夢魘——塵肺病。這是內地職業病數量最多、危害最嚴重的病種，但又是個無解的循環。
數以萬計來自偏遠鄉下、缺乏意識的農民進城打工養家餬口，長期在粉塵環境中工作，患病後投訴無門，而其他準備出發進城、擔起養家重任的農民又將成為新一批犧牲品……可不可以稱之為怪像？
去年提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塵默呼吸》將於9月11日來港首映，比台灣的上映時間遲了1年。影片記錄塵肺病患者大章的最後歲月，大章生前在廣東石棉廠打工，後來工廠關門，老闆跑了，大章患了病找不到人解決醫藥費。導演李維說：「從法律上講，這些農民工要得到職業病的鑑定或診斷費用報銷，需要拿出勞動合同，但很多公司沒有，所以後面的一切路都被堵死。」
諷刺的是，大章一家生活在重慶酉陽縣的一條村子，那裏是東晉文學家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所在地，似乎有力證明文學作品只是美好的假像。李維第一次見到大章是在他們鎮上的小醫院，「只是掛鹽水，打再多止痛藥也無濟於事」。塵肺病幾乎沒有治療方法，除非換肺，「但大章沒有錢，匹配肺源也是非常麻煩的事情，頂多洗一兩次肺。所以之後大章再也沒去過醫院，就是在家躺着，等死，和99%患者的結局一樣」。
塵肺病患者待生命結束
整部片沒有配樂和對白，只是沉默的記錄，「讓故事順其自然地發生，我想讓公衆知道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同於對塵肺病患者的新聞報道，影片沒有記錄他們激烈的維權畫面，也沒有家人如何聲淚俱下地控訴那些「隱形施害者」。李維僅把攝影機放在大章家裏一個房間的門口，「可以左右移動，看到大章所在的房間及他的孩子們的動作」。從導演視角來看，李維說，那時大章快去世了，他在房間無助地呻吟，而年幼的孩子們無視父親的痛苦，自顧自地在另一邊打鬧，「他們代表生命的開始和結束，當兩種聲音混雜一起穿透畫面，那一刻十分受衝擊」。
在拍攝過程中，李維幾乎沒有和大章交流過，「作為一名晚期患者，大章只是每天躺在牀上，發出艱難的呼吸聲，我拍的都是重複的內容」。直到有一天，大章主動要求母親煮一碗綠豆粥，並說自己可能最多能活兩個晚上，而母親為照顧兒子發出抱怨，「影片差不多可以結束了，因為母子都是第一次在鏡頭前展現出情緒，大章提出要求喝粥，母親感到不耐煩」。
大章最終去世，他的3個孩子面無表情地看着父親屍體被火焰吞噬，面對這一刻，李維從拍攝起便已做好心理準備，「半年時間的拍攝，對大章去世的恐懼已經消解，反倒最初開拍時，難以適應大章用盡全身力氣呼吸的聲音」。
內地電影審查神秘又嚴苛
李維在推進情節時基本以大章孩子們的角度去陳述，「對很多中國人來講，大章的家庭超出想像」。孩子們對父親的病及去世都無甚了解和關心，照舊在田野裏玩耍、在父親房間外打鬧，並不是我們所想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一開始我想得極端些，也許他們的家庭條件導致思想發育無法達到生活在城市的小孩的成熟度？後來我覺得這都是人之常情，不是所有人都會在親人去世後痛哭，我們總是願意相信我們想像或自認為的東西，但其實發生什麼都成立。」在旁人來看，目睹生命的消逝，又涉及倫理道德問題，李維笑了笑，「我從事這一行，就是要站在所謂的道德界線邊緣。講這種話的人聽不進我的解釋，所以不解釋」。
《塵默呼吸》屬於新加坡片，故不受內地法律規管，但若在內地上映，都需要送審。「這部片沒有通過審查，說不夠正能量，誰知道正能量是什麼。我的初衷是想令公衆展開對塵肺病的討論，但內地人在院線看不到，沒有意義。」李維說：「內地電影的審查制度神秘又嚴苛，國家電影局沒有正規的溝通管道，一切都是靠打聽，審查不通過就是不通過。」
觀看大量電影自學
做訪問時，熒幕裏的李維抽完一根煙又接着另一根，動作老練得像大叔，差點讓人忘記他其實還不到30歲。「我自小就叛逆，高中和大學都退學了，但愛看報紙和電影，對內地社會非常感興趣。」李維畢業於栗憲庭電影學校，與其說是學校，不如說是45天的培訓班，「對我來說，它是個烏托邦，不傳授技能。所有老師都是通過電影傳授想法，開拓思考問題的方式和視野」。儘管如此，李維仍不時逃學，「我覺得他們講得不行，即便老師是婁燁、刁亦男或賈樟柯，我都帶頭逃學。當然，學校也鼓勵質疑和挑戰老師」。
李維的學習方式很簡單——觀看大量電影，我聽後不自覺問最喜歡的導演或影片，對方大笑：「每次遇到這種問題，我都不答，好像會把我框住。」2011年左右，李維看到了紀錄片《老媽蹄花》，那是一部講述藝術家艾未未一行人去成都為譚作人作證，卻屢遭警方調查的影片。李維說，它像一把鑰匙打開了自己對紀錄片的認識，「不同於BBC等大媒體拍出來的宏偉壯闊畫面，原來紀錄片是不被定義的，甚至可以作為一個極具侵略性的武器」。
羨慕《給十九歲的我》
內地三大獨立電影節已熄燈多年，按照擬人說法，今年是其中兩個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和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冥壽20周年。談到這個話題，李維有很多想講，但最想表達的還是遺憾。「辦影展的意義是認識同行和新人，互相交流作品也好，互相打氣也好，我覺得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現在只能偶爾在其他地方遇到一兩個同行，然後坐在一起感慨以前影展的樣子。」他認為，內地停辦獨立影展對華語創作是巨大損失，今年初張婉婷導演的《給十九歲的我》陷入倫理爭議，李維話裏話外透着一絲羨慕，「內地已經很多年不討論這件事，因為沒有這種環境、機會和平台，而香港還有。以前內地獨立影展就是用來討論這些內容，但都消失了，我更沒有渠道認識內地年輕創作者」。
沒了影展，內地獨立影片像被掐滅火光的蠟燭，李維亦說「目前看來，在內地拍片好像沒有出路。不過西方影視業的態度也在變，整個世界都在趨於保守，每個國家都有一堆事情要關心，誰要關心其他國家發生了什麼？」但硬幣有兩面，內地經濟轉差，李維認為也會促進很多同行重拍獨立電影，「大環境變差，投入電影市場中的資金也會變少，那既然拍官方想要的片子和自己感興趣的片子成本都差不多，幹什麼都不賺錢，不如幹點開心的。說得理想些，或許能回到20年前的樣子」。
內地近年流行「潤」，和廣東話「著草」的意思差不多，但李維沒想過。「如果去到香港，我拍片始終都是以外來人的角度去拍，亦不了解香港歷史，拍不好可能會被罵。我在內地創作影片指摘政府有天然的正當性，因為我是那裏的人，而在其他地方就顯得很奇怪和無力。」他認為，無法改變現實的確沮喪，但有時也會反思改變之後一定就是正確的嗎？「或者說，我有那麼大權力讓我的作品去改變一些事嗎？」身處在有限的框架內，自我審查的意識已經深入每個創作者的骨髓，知道那條紅線在哪裏，在李維看來，拍片不一定要觸碰禁忌。「我一直認為平凡人的生活是被忽視的，人是社會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我的作品並不一定要有明確的政治表達，我只想盯住人。」
「我們是迷失在森林的小孩」
李維目前尚未完成的視頻藝術作品《中山陵》主題便是「盯人」，以南京中山陵為背景，拍攝內地遊客的精神面貌或聊天內容，「兩岸都尊稱孫中山為國父，但歷史論述不一樣。在台海局勢緊張的大背景下，我很想記錄內地人眼中的孫中山」。另一部紀錄片《慢船》時間跨度長達10年以上，仍是「盯人」，不過人數減少至3個，「是我和同學的故事，我們從小在一個地方長大，經受同樣的中學教育，但大家走出了不同的人生，有點像《唬爛三小》。我想展現在歲月長河中，內地社會變遷對普通人的影響」。
李維的家鄉是歷史上有名的「鬼城」——重慶市豐都縣，但2003年因三峽工程被淹沒於江水之下，鬼都變鬼島。在他的個人網站上，寫着卡夫卡的一句話「We are like abandoned children, lost in the forest.」李維解釋，拍片通常源於一個念頭，但拍攝過程中，不可能維持這個念頭不變，需要變換和修正，「這和人生很像，每人都在自己的小路上來來回回地走着，彷彿森林裏迷路的小孩在一點一點找尋要去的方向」。至於家鄉，他沒有想過將其放入作品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要保護家人，如果在片子裏講點政府壞話，我是不在乎，但家人會受威脅」。李維吐了一絲煙霧，「算了，沒法弄」。
訪談到了最後，我想試圖老套點，問了李維的理想是什麼，但正如他說自己生來叛逆，他對這種落俗的問題都有抗拒反應。「當我們在談理想是什麼的時候，不如去談我們的奢望是什麼，因為現實總是會讓理想變成一個奢望。」經過3年混沌的疫情，李維說已經不再設定遠大計劃，做好現在的工作就很重要了。「因為我們連明天都不可能預知發生什麼，我還有好多片子想拍，但都不敢想了，就像沒人想疫情之後未來可見的大事會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