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杭州亞運如火如荼，然而開幕前夕的小風波猶在耳邊：為了推介主辦城市杭州的美景，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在微博上發布一段詩情畫意的宣傳短片，當中引用了南宋人林升的七言絕句〈題臨安邸〉。按照教科書所釋，此詩表面寫杭州秀麗繁華，歌舞昇平，實質諷刺君臣安於逸樂，無心北伐，把北宋亡國之恥拋諸腦後。如此詩意有違國家盛事的氣氛，難免引起公眾質疑，有關方面及後刪除短片。
靖康之難後，金人大舉俘虜趙氏宗室，倖存的趙構倉卒南逃，並於南京應天府登基，是為宋高宗，展開約150年的南宋時期。固然朝廷對北伐的消極態度一直飽受批評，惟國難記憶和外族威脅確實長期籠罩南方社會。這首〈題臨安邸〉正好反映出有關題材在詩壇上的位置。難得坊間對詩作討論熱烈，不妨以此入手，談談南宋時局如何衝擊宋詩發展，以至改變詩壇結構。
技法依舊 詩意有異
媒體錯引詩作，未能辨清詩歌的深層意義，相信是撰稿人缺乏文史知識之故。不過，倘若從別的角度思考，這誤會多少代表了〈題臨安邸〉的寫作特點。先不厭其煩地引錄詩文：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直」，一作「便」。）
絕句起首描述杭州山外有山，樓外有樓的風景。其氣勢十足之餘，自然景物與人工建築並置一句的寫法，也揭示出宋人致力開發此地，在國難後重新建立宏偉的都城。其後兩句的焦點由景物轉至人身，寫西湖一帶歌舞連連，遊人沉浸於愜意的氣氛中，精神鬆弛如同酒醉。這形成了循環狀態，即歌舞的主辦人大肆宣揚逸樂，吸引遊人溺於其中；遊人的享樂心態又促進了聲色事業，令歌舞的主辦人加緊演出。如是者，歌舞永不休止，遊人長醉不醒。至最後一句，詩人一改描繪的筆調，陳述時人普遍把杭州當作汴京的心態。後世大多斟酌此處，以為詩人流露諷刺的語氣，批評權貴喪失復國的志氣。經過三句悠然舒暢的鋪墊，急轉直下的結尾顯得擲地有聲，是給予墮落者的迎頭痛擊。
不過，文本的特殊語氣素來構成紙上傳播的困難。畢竟古文沒問號、感嘆號，部分體裁亦不便多用嘆詞，故談論弦外之音時，不免要讀者自行推理。歷來解釋〈題臨安邸〉為諷刺，是想及其賦於南宋臨安的時空背景，認為詩作「理應」指向北伐大局。這意義是無法單靠字面意思完成的。許總的《宋詩史》有一可堪玩味的說法，認為此詩「固然表達了其對南宋統治者屈辱苟安的政策譏諷，但同時亦可感受到對繁庶的社會狀况與穩定的時代氣息」。有別於慣常思路，此說藉轉折句式，表示此詩存有美好一面，至少杭州的經濟發展與安樂生活真有其事。細心一想，這不就是詩作文字的直接意思嗎？今人錯引的起因大抵如此。
古人賦詩，憤於時事而欲抒己志，時人讀之易有共鳴。至於後世風波，自然不在其顧慮之內。可是客觀地看，誤讀的可能的確與寫作策略有關。數刺人冷待國恥的詩歌，晚唐人杜牧的〈泊秦淮〉不可不提：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簡單對照的話，此詩與〈題臨安邸〉頗有共通之處，尤其它們同時先寫景起興，再述歌舞之盛與遊人之樂。差異在於杜牧直言「亡國恨」三字，把家國議題推上文本表面，直接打破喜氣洋洋的環境，令一曲〈後庭花〉聽來刺耳。何解〈題臨安邸〉不仿效古人呢？最簡單的答案是避禍，到底宋代時有文字獄。另一原因則與詩學發展有關。不難發現，首三句對西湖的書寫富有北宋詩作的痕迹。例如郭祥正言「樓外青山似故人」，橫跨兩宋的姜仲謙亦曰「樓外青山刮眼明」，俱用「青山」與「樓臺」的組合領起全詩。更明顯的是，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其一〉有「晚雨留人入醉鄉」一句，「留人醉鄉」的寫法與「遊人醉」相應。可見〈題臨安邸〉的描寫手法承襲自北宋，其經典價值出於時移世易，詩旨轉變產生了耳目一新的效果。問題是，當時代繼續推移，舊的技巧、手法愈發遠離現實的寫作需要，未必能恰切表達新的作家思維與文化風氣。〈題臨安邸〉決非「勸百諷一」的漢賦，但後世的誤讀闡明，內容的技法確實出現差距，以致兩者扣連不穩。於南宋詩壇而言，這具體地代表着將變未變的發展階段。
臨安邸壁的江湖詩
明人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錄入〈題臨安邸〉，詩文前附說明：「紹興、淳熙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於旅邸云。」有說此詩最初不着詩題，今日所稱來自後人編集時的增補。因此，論者時常強調這番諷刺是由下而上的，意味社會底層對統治階層的不滿。故事真實與否，有待考證。從文學研究角度觀之，此說點出南宋詩壇的轉變不限於風格與內容，更在於結構與階層。
話說這位「士人林升」是何許人也？他字夢屏，平陽人，大約是孝宗淳熙時候的人，生平事迹多有不詳，僅能從清人曾唯的《東甌詩存》等略識一二。神秘如斯，並非其人刻意隱世，而是本身地位低下，成就不彰，未能在史冊爭一席位。翻查北大古文獻研究所編纂的《全宋詩》，林升詩作僅有一首〈題臨安邸〉而已。可以推判他在詩壇上不是什麼名人大家。但反過來看，士海茫茫，牢騷紛紛，寂寂無名者的聲音能為後世記錄，亦是難得。
回望北宋初年，「晚唐」、「白體」和「西崑」三分詩壇，其中西崑詩人與皇帝關係密切，因而聲勢浩大。後來，歐陽修以文官領袖的身分改革文風，同時力掃西崑之習。後來王安石改行新法，排斥西崑的立場一如前輩。及至兩宋之際，呂本中崇尚黃庭堅的詩風，繪製〈江西詩社宗派圖〉，開闢「江西詩派」領導詩壇的局面。整體而言，宋代詩壇的權力中心一直遞變，從舊日依附皇權，到後來由高層官員、地方文人主持，看似日漸向下開放。然而，這種趨勢終究有其限度，如林升者若未能依附強大的詩人群體，實在難以引起注意。要知道，「西崑體」和「江西詩派」的聲勢都是建基於成員的社交圈子，還有頻密的創作活動。難道最底層最卑微的詩人永遠遭受忽略麼？不，在南宋晚期，詩壇上就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江湖詩派」，亦即一批長年漂泊在野，無功無名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充斥民間視角，既書寫艱苦的生活百態，亦對時政局勢多有感慨與憤懣。由此看來，林升當為他們的先聲。
論「江湖詩派」的興起，大抵是詩歌史的必然發展方向。於詩學內部，如同〈題臨安邸〉所示，技法和內容的關係更見緊張，促使新晉詩人創新。進入南宋後，「江西詩派」居於壟斷地位，連後來的「中興四大家」中，陸游、范成大和楊萬里均出身此派（可以說，「四大家」的冠冕就是賦予成功走出「江西」而自成風格者）。黃庭堅、陳師道等人尚且才華滿溢，詩藝圓熟，但他們的南宋後學總是墨守成規，尤其不時把「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法當作因襲剽竊的小聰明。在大批主流詩人不思進取之際，南宋的外患日益嚴重，詩人對抒情言志的需求變得高漲。他們有意擺脫失去活力的「江西」，另闢新鮮的寫作方法。相對粗野卻是活潑有力的民間聲音遂成一支生力軍。
至於外部因素，則關涉南宋的社會發展。一方面，印刷術的發展一日千里，私人出版的門檻降低，商人樂於投資出版業。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商人銳意發掘明日之星，同時開發可供圖利的新書。後人對「江湖詩派」的認識主要源自一系列「江湖詩集」，而這些總集正是由臨安書商陳起刊行的。他交遊廣闊，賞識民間詩人，敢於在全國重心之地標舉「江湖」的旗幟，挑戰主流詩風。另一方面，南宋的城市化現象同樣重要。林升把詩作題於臨安旅邸，令傳播的成效大大提升。有別於前朝的城市規劃，南宋時期因應商業發達，大都城往往以貿易和手工業為主要機能。這些地方人口密集，流動性高，有利散播消息、推動風潮，尤其旅邸更加是五湖四海之人的聚首處。而城市的經濟實力也造就龐大的娛樂需要和亦俗亦雅的審美取向，變相鼓勵民間文學發展。結果，統治階層和上層文人都難以完全把握文化資本，詩壇響起了源頭截然不同的強大聲音。
家國不幸 江湖詩盛
漢學家傅君勵（Michael Fuller）在《劍橋中國文學史》指出，宋代「詩派」大行其道，它們的組織架構卻是模糊的。多部「江湖詩集」流傳複雜，版本眾多，難以整理收錄其中的詩人名單。在已知的名單上，最有名者數劉克莊、戴表元、方岳和洪邁等，還有一些低級官吏和趙氏宗室，餘下的就是大量不曾聞世的名字，無可考究。學界多年來爭論着「江湖詩派」的成員和架構，部分論者甚至以為這「詩派」是個後設概念，並不存在於當時的詩壇。時至今天，張宏生的《江湖詩派研究》可謂權威著作，書中透過詳實的考證，以及5條自訂的條件，羅列出138名成員，試圖提供具說服力的答案。有趣的是，書成後，傅璇琮的序特地提到：「當然，具體哪些詩人是否真正屬於這一詩派，還可討論。」討論欲罷不能，皆因江湖太大，來來往往，投入抽身，悉隨尊便。林升偶爾題詩，往後無蹤，何嘗不是江湖上的詩人？
張宏生把「江湖詩派」的寫作題材歸納為四大類別，首項就是「憂國憂民」。對內，身受其苦的詩人感慨社會物資匱乏，基層生活窮苦，而寇盜污吏橫行，更是雪上加霜；對外，當然指向惡意滿溢的外患。隨着強弱懸殊之勢日漸分明，民間普遍對局勢不存希望，是以憤恨之外增添不少悲傷。茲舉武衍的〈春日湖上．其三〉為例：
飛鷁鳴鑣鼓吹喧，繁華應勝渡江前。
吟梅處士今還在，肯住孤山爾許年。
同樣書寫西湖，奈何歌舞不再歡樂，暖風不再醉人，國勢衰敗迫使詩人清醒。「渡江前」也好，「吟梅處士」一典也好，詩人處處回想北宋歲月，彷彿要在南宋將盡的時刻，詰問當權者這些年來何以浪費難得的續命機會。對比林升筆下的美景，武衍已無此等閒情。因應江湖詩人的絕望與不耐煩，寫作方法終於追上內容題材的需要。
不管是辛辣的諷刺，抑或明白的控訴，江湖詩人毫不保留地擺出抗衡之姿，劍指失責的在上位者。其結果難免是排斥與打壓。晚宋朝廷一度以譭謗史彌遠之罪，大興刑獄，以致陳起被判流放，《江湖集》慘遭毁板。「江湖詩派」勢將如同過去的文字獄受害者一般沒落，殊不知稍後蒙古鐵騎來襲，粗暴地推翻整個南宋社會結構。上層文人棄官逃難，流離失所，一下子全都變成江湖詩人。同時，家國之憂淪為事實，進一步轉化為遺民情志，亦即流行於元代的宋遺民詩人群體。
短短絕句，家國命運、詩壇發展盡在其中。哪怕只是小人物之作，靈巧詩心亦足以成就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