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前院長邢福增上周二（11月28日）的榮休講座，是一場盛大的告別。400人聚首一堂，有人扶拐杖，有人白髮蒼蒼，亦有莘莘學子，30年的春風化雨，種下了桃李滿門。邢福增準備了1萬4000字的講稿，花了約兩小時回顧他醉心研究的當代華人基督教史，還表演不少「爛 gag」和「key入高了」的歌聲，氣氛熱烈得全場人起立鼓掌致敬，久久不散。其實我害怕告別，我想知因何這深受愛戴又剛正敢言的教授，要提早兩年退休？
這是中大博群「思托邦」舉辦的邢福增榮休講座，題目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當代華人基督教史的書寫」。主持人、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形容他跟邢福增志同道合、肝膽相照，這一晚既是告別，也是重聚，讓人體會到神學人的團結和重情。他邀請邢福增出場，掌聲雷動。
58歲的邢福增，個子高，戴眼鏡，穿淺藍恤衫深色外套，有一種謙遜溫和的學者氣場，不過我有幸見識過他表演棟篤笑，雙手緊張顫抖像「柏金遜」，但內容爆笑、充滿喜感。大家也期待他的演說，我回望見到幾百人專注的表情，雙眼閃爍。邢福增向大家致謝，並謙稱自己不配用「榮休」二字，實情是他按機制申請提早兩年退休。他笑說：「可以簡稱早休（眾笑），但沒有早鳥優惠給大家，只希望今晚大家可以早些休息……我今晚是緊張的，所以寫了稿出來，寫了萬幾字，不過應不會和《施政報告》一樣讀幾小時的（眾笑）。」（他事後說搞笑能讓自己放鬆，而那1萬4000字的講稿放在iPad，所以拿着比貓紙重，減少了手震，哈！）
「將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邢福增說說笑笑，但那萬幾字的講稿是如此沉重。他由40年前開始說起，在1983年，他入讀中大歷史系，其中一份功課是關於歷史學家吳晗，他編寫京劇《海瑞罷官》被毛澤東點名批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最後吳晗死在獄中。邢福增說當時的老師、著名歷史學家逯耀東老師分析，中國史學在1949年後按照了馬列毛史觀來改寫，不少政治鬥爭亦先在史學領域掀起批鬥。逯耀東老師教誨史學工作者的任務就是要「將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堅持歷史獨立的尊嚴」，「實錄直書」，此為史家應有的史德。邢福增說他深受啟蒙，那一年，他立志研究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其後攻讀碩士博士，並在1993年開始到長洲建道神學院教書、研究和參與中國事工。
1996年回歸前夕，邢福增與歷史系師兄梁家麟合著《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疏理中共對宗教的改革和管理，如何建立「自治、自養、自傳」（三自）、獨立於外國的基督教體制。邢福增說，當年香港教會對於九七後的宗教自由有不少憂慮，擔心香港重演中國教會的命運，甚至有誰是「香港吳耀宗（三自運動發起人）」的討論，所以他們作為治史人，希望能「以史為鑑」，「古為今用」，趕在回歸前一年多出版研究。不過，這些研究被批評跟官方史觀有差異，有悖於三自體制把「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視為正統的史觀。邢福增說，當年的建道神學院院長張慕皚牧師，訪問北京時曾收到一份批評他的文章：「我必須向已故的張院長致敬，他把這疊批評我的資料交給我，讓我珍藏為史料（眾笑）。他卻從無對我的研究作出任何干預。」
進入歷史現場書寫歷史
2004年，邢福增回到母校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任教，後來有身邊人建議他對昔日研究表示「歉意」，並調整研究方向，但他繼續醉心於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歷史，並積極返內地進入田野：「我好記得有次在北京，牧師帶我出席一個聚會，他跟我說，這次是他們家庭教會第一次由分散的團契，整合為一個聚會，去租用商業大廈的聚會。啊！原來我竟然見證了一個歷史的發生。我亦目睹家庭教會為爭取聚會空間而進行戶外崇拜的抗爭，甚至溫州三自教會反對強拆十字架，這些不單成為我研究的題目，亦有機會跟當事人訪談，親自進入歷史的現場。」他說很想更多人聽到中國基督徒真實的聲音，是真實個體的發聲，而非抽象整體的宣傳。
邢福增後來成為教授，由2014至2020年更當上神學院院長，工作忙碌，但書寫歷史的呼召愈來愈強。他認為香港已出現「Paradigm Shift （範式轉移）」（思想上的重大改變），中共對宗教訂立新的典範，出現宗教「中國化」的討論，甚至可能對殖民地時代香港歷史的再詮釋。他想起六七暴動的時候，基督教曾被指控為「殖民主義奴化工具」，指控殖民地政府透過基督教去奴隸化、麻痹人民的反抗鬥志：「這完全是配合當時本地左派策動反英抗暴的政治鬥爭策略。我在想，如果未來需要對殖民時代的香港歷史進行再詮釋，基督宗教便很容易再成為批鬥殖民主義時的箭靶。」在如此時代，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提供更好的歷史參照，向20世紀中國教會的歷史借鑑，因為無論是1920年代的「非基運動」（反對基督教運動），或50年代的「控訴運動」（基督徒被控訴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這些針對基督教的指控均是通過歷史的再詮釋，去實現某種政治現實的批鬥。
他說時代總是拷問信仰，歷史裏看到人性。邢福增從歷史檔案看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有兩名牧師竟把10名年輕信徒的言行摘錄下來，舉報信徒為「剝削階級的子女」、「宗教毒素很深」。他非常震撼，這兩名牧者是在怎樣的情况下出賣信徒？是受壓抑或自保？是「平庸的邪惡」嗎？他問自己如果活在1966年又會不會寫報告？「當然我可以好誇口說我一定不會，但真實活在那個年代，其實自己會做什麼選擇？我們是不知道的……人在關鍵時刻所作的選擇，就反映他是一個怎樣的人。這是真實的人性，可以是很殘酷的人性。」
回歸最基本身分 為時代敲鐘
這一位牧者、這一位治史人為時代敲鐘。我突然明白邢福增因何提早退休，原來，他不是退下來，而是走前去，做歷史的見證人。他說：「紀錄片《尚未完場》的導演說：『自己歷史自己寫，話語權要自己爭取回來』。的確，歷史還需要有人書寫的……我只想回歸最基本的身分，一個書寫歷史的角色，繼續執著對歷史的書寫──在『現在』重現『過去』。」
書寫歷史是浪漫的，也是現實的，邢福增並不富有，要放棄教職員的收入和宿舍並非容易的決定。我後來聽網台D100的《恩典時刻•時代論壇》才知道，神學院教職員薪金較大學常規少，邢福增一家四口由長洲建道到中大一直住宿舍，他說自己在香港沒有物業，退休後亦負擔不起高昂的物業或租金，計劃離開香港，到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居住，亦望能陪伴家人及專心整理過去幾十年收集的史料，著書立說。
歷史學者的苦戀
演講的尾聲，邢福增分享他喜愛的一部文學作品——白樺的《苦戀》，他說書中有一位74歲的老研究員馮漢聲，與主角凌晨光在逃亡中相遇，馮說：「你是想我為什麼鬧到這般田地，對不？」「唉！為了愛情……」凌追問這位老人家的愛情故事：「愛情？……誰？……」，馮便在腰間掏出一份手稿說：「歷史，一部真實的歷史！為了她不遭到強姦，我就落到這般田地……我這本書在近百年來是拿不出去的，可能要在幾百年之後才能和世人見面。那時候考古學家把我這把骨頭從地底下掘出來，發現了這部手稿，我只希望他們看完這部手稿說『啊！公元1976年能夠出現這麼一個誠實的老頭子！奇蹟！』」邢福增說，這是一位歷史學者對真實歷史的苦戀。
他最後憑歌寄意，唱了潘源良填詞、王傑所唱的《誰明浪子心》：「家與國的夢，不結束，偏偏一顆心，抗拒屈服，必須要確實領略到，就算一生一世也甘心，沒有侷促……」有人聽到台下的邢太太輕輕說：「Key入高了……」有行家就對歌聲不予置評，說要留待上帝評價。不過無論如何，一曲既畢，全場400人起立鼓掌致敬，也足夠繞樑三日。
後來問邢福增，這晚有最觸動的時刻嗎？他想了想，說那一時刻並不關於他。邢福增演講時提及有內地朋友在公開場合要對他避而不見免受批評，主持周保松在問答環節便笑說自己一有機會便主動跟台下的區家麟打招呼，區家麟立即說：「其實好多人同我打招呼㗎（眾拍掌），我想我們在這個地方還算好好彩，我們還有很多好正氣的人在大家身邊。」邢福增說當下有感觸，也有感動。他引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粹屠殺的倖存者Elie Wiesel問「上帝在哪裏？」，答案就在「責任」裏（there is response in responsibility），我們要找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責任，藉着我們的愛和盼望見到上帝。
■後記
時代拷問信仰。那被囚禁的美麗靈魂，用筆一字一句的寫，萬言書從高牆的縫隙中擠出，來到人間，卻未有、也不能在我們城市中流傳，但肯定在遙遠的將來，這一切都成為歷史學家的珍貴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