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2023布克獎:保羅.林奇《先知之歌》——西方中心的反烏托邦小說

文章日期:2023年12月10日

【明報專訊】今年英國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的頒獎典禮在倫敦的老比林斯蓋特(Old Billingsgate)舉行,這也是獎項公布時間要比往年遲來的原因——聽聞,頒獎廳似乎只有這天的檔期。不僅如此,今年評審團也為決定誰獲獎而特別糾結。身為評審團主席的小說家埃杜.吉安(Esi Edugyan)表示,經過6個小時的辯論,評審仍不能達至一定的共識。有些人則打趣說:「今年得獎的人名字大概叫保羅。」因為,在入選短名單的6名作者中,就有3名保羅。

最後果真由保羅獲得布克獎——《先知之歌》(Prophet Song)的作者,愛爾蘭作家保羅.林奇(Paul Lynch)。

小說講述在不久的將來,愛爾蘭突然受極權主義蹂躪,發生內戰,使主角一家不得不逃離本國。作者表示,他當時着手創作這部人生中第5部的小說,腦袋裏想的是敘利亞長期內戰,以及西方對難民們冷漠甚至是反感的態度。他便決意要寫一本揭示現况的反烏托邦小說。

評審團主席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先知之歌》是:「一場情感敘事的勝利,令人振奮和富有勇氣。」剛好遇上了近來以巴新一輪的武裝衝突、以色列國軍與哈馬斯的戰事,小說更是引起了大眾的共鳴和深思,「捕捉到了我們當下時刻的社會和政治焦慮」。

愛爾蘭(包括現時的北愛爾蘭)向來是出產文學的大國,每一屆布克獎的入選名單都常有幾位愛爾蘭作家的身影。例如,本屆就有比較年輕的伊萊恩.菲尼(Elaine Feeney),入選短名單的保羅.莫瑞(Paul Murray),和已是第5次入選的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愛爾蘭有不少年輕而有影響力的作家,就像2018年也曾入選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作者莎莉.魯尼(Sally Rooney)絕對是現時文壇炙手可熱的90後作家;2021年度的入選作,克萊爾.吉根(Claire Keegan)的《微物如此》(Small Things Like These)是筆者近年讀過最好的作品之一。這個獎項參選資格包括了世界所有以英語書寫的作品,但在超過3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裏,人口只有約500萬的愛爾蘭卻有多名入選者,顯然是非常注目。

愛爾蘭文學如此強盛,再出產多一名得獎者也不意外。但我們還是想要知道《先知之歌》是一本怎樣的書,和它憑什麼獲獎。

寫作之難:反烏托邦與現實

在作者林奇的主觀視角,自己的獲獎可能是奇蹟。「這不是一本容易書寫的書」,他在得獎致辭時提到,「我的理性部分認為,寫這本小說會毁掉我的職業生涯。但我還是要寫這本書。對於這種事情,我們別無選擇」。林奇在過往書寫的故事背景都設於過去,這是他首次書寫一個動盪的將來,無疑是一個跳出舒適圈的挑戰。

小說的重心圍繞着女主人公艾莉舒(Eilish)的一家,而一切展開於她丈夫無故被調查的一天。正因為,丈夫作為教師工會的主席,他想要為愛爾蘭教師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告訴我,你相信現實嗎?」事後,艾莉舒跟父親談起了此事,父親突然這樣問。「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有學位,你一定明白當中的含義[……]艾莉舒,我們都是科學家,都屬於某種傳統,但傳統只不過是每個人都同意的東西——科學家、教師、機構,假若機構的所有權變了,事實的所有權就改變了。」這或許聽起來是一個哲學問題,是關於所謂事實的本體論問題;然而,在極權抬頭的社會,這些問題會馬上成為形而下的問題。

就像,艾莉舒的丈夫被帶去調查,他認出了其中一名調查官,他曾經是某個本地球會的一名足球員,但現在換了裝束,他可以對自己球員的身分極力否認。「你可以改變信仰的結構,達成共識」,她父親這樣解釋,「艾莉舒,這就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這真的很簡單[……]你反覆說着同一件事情,人們就把它視為真理——這是一個老掉牙的想法,當然稱不上什麼新鮮事。但你現在眼睜睜看着事情在現時發生,而不再是書本上」。

在上世紀美蘇冷戰的時代,西方世界對共產社會有所畏懼,才有像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極權主義寓言。《先知之歌》這個標題,似乎亦點明了這一點:小說是一本預言書。

在一次訪談裏,林奇說他的小說是受到德國的歷史教訓所啟發:「2018年,我重讀了赫爾曼.黑塞 (Herman Hesse)的著作,在1927年,他預見到下一次世界大戰將在德國的混亂中爆發。我不寒而慄,想到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

當然,《先知之歌》的書寫難度一方面在於對未知未來的想像。就像奧威爾的《1984》之所以是永恆經典,不單是他對極權恐懼的刻劃,還有它的先知性質。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後來極權世界對人的監控受到了奧威爾的啟發,因與果的關係不一定符合我們的想像。然而,作為一本先知小說,寫作的難處並不只是內容本身,而是身在富裕安穩的國度,要如何想像危機?

如作者所說,《先知之歌》的靈感來自於敘利亞長期內戰,他是參照了現實的歷史,重新塑造一個發生在未來愛爾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林奇的書寫進路從一開始就不像奧威爾: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設在一個架空的時空,有警世意味,卻缺乏確切現實的支撐。如此便涉及一個問題:反烏托邦小說如何跟現實連結?

林奇在寫《先知之歌》時,正是以這個問題作為出發點:「我想以反烏托邦的形式書寫,然後透過現實主義,將它拆解。我希望讀者在某個時候意識到,他們並不真的在反烏托邦小說中,而是在當下。要做到這一點,這本書必須設於非虛構的場景;它必須非常真實的。艾莉舒的處境就非常真實。」

而我必須在此指出,林奇口中的真實,其實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真實。就像,艾莉舒的父親問到「你相信現實嗎?」這樣的問題,她的回應本身就難以脫離西方中心的思考框架。她的父親想她把孩子帶到加拿大,說他們年紀尚小,「會很快適應新的口音」。艾莉舒的想法聽起來更是荒謬:「我的職業生涯和拉里的工作,以及孩子們上學的事呢?然後是莫莉的曲棍球,他們今年將拿下倫斯特女學生的初級聯賽,已經領先9分了。馬克剛剛才升了學校高年班。」

這是歐洲人面對自身的移民處境時第一個反應。他們還不知道大難將至,事情的來勢如洪水猛獸,很可能沒有談判和思考的餘地。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對於一名親歷逃難經歷的敘利亞難民而言,如此回應極權的方法是可笑的。同時,作為一名敘利亞難民,要把自己的逃難經歷書寫成書,大概不會有林奇書寫時的糾結。

兩個群體的差異,可以作為探討文學價值的切入點。一來,以敘利亞戰爭的角度,就不會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而是對殘酷現實赤裸描述的回憶錄。《先知之歌》是一本預言式的烏托邦小說,作者要像黑塞,在納粹抬頭之前就意識到世界將要有翻天覆地的改變,這既是寓言又是現實。要寫這種現實,必須要超越寓言體的書寫,達到現實般的說服力。

小說裏有一段講述女主人公尋找失散的小兒子,林奇就認為那一段非常讓他糾結:「我非常抗拒寫那一章。但同時卻又必須書寫。因為他們的關係是這本書的基礎。」《先知之歌》的其中一個成功之處,是它以一個母親的角度書寫。在危難關頭,一位母親不單止要拚命找尋失蹤的丈夫,還要獨力照顧自己兩名孩子。《先知之歌》書寫的其實還是母愛。

「喚醒」運動:文學獎的政治

林奇選擇以母愛展開故事,可能出自某種考量。從取得文學獎的角度,這種敘事視角增加了獲獎的勝算。

近年每逢布克獎快將揭盅,文學愛好者都必然陷入一個討論:怎樣的作家會獲獎?這些討論包含了作家的性別、種族、性取向、政治意識形態,甚至是年紀。而本年的討論重點自然是作家的性別。畢竟,連今年在內,已經是連續4屆由男作家得獎,自然成為話題。

把獎項帶回上世紀的1991年,該年的短名單竟然只有男性作家,便受到了好些女性作者批評。我們的文學獎項是否帶有性別主義?5年之後,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首次頒發,強調女性作家在文壇上的付出,回應的正是這種由男性主導的風氣。多年過去,如今女性小說獎已成為文壇上一個重要的獎項,這必然是讀者樂見的進步。

幾年前,女性作家在布克獎上大放異彩。例如,2018年就由北愛爾蘭的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奪得,其後一年,得獎者之一是加拿大傳奇女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愛特伍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是現代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著作。到了2020年,獎項入選名單的13個作家當中,就有9名是女性。獎項最終雖由蘇格蘭裔美國男作家,道格拉斯.史都華(Douglas Stuart)奪得,但仍被視為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結果。主要是因為他同性戀者的身分。至於同年布克獎的國際獎(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得獎者亦非異性戀者。

當年在史都華獲獎後,愛爾蘭小說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馬上發表了比較激進的看法。「我鄙視這種『喚醒』運動("woke" movement)。他們何以沉睡那麼久?同樣的不公正現象還在繼續,它已成為宗教崇拜。」班維爾是布克獎2005年的得主,他所感嘆的是,作為一個異性戀的白人男人,在如今的文壇生態下,他必然不可能再得布克獎。言下之意,是獎項現在只考慮政治,而不是本身的質素。我比較好奇的是,像班維爾這類鄙視「喚醒」文化的作家,他對《先知之歌》獲獎有什麼看法?他們都是白人異性戀者,還是愛爾蘭人。

無論布克獎所公布的結果如何,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獎項必然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考慮。如今林奇獲獎,是因為近來西方世界對戰爭的恐懼。

又或者說,在現今世界,文學獎機構必然是有公共意識的考慮,因此他們的頒獎偏好不得不如此。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其所頒發的傾向常考慮到作家的知名度。假若作者在公共領域上已有一定的名氣,或許意味着無緣競逐諾貝爾文學獎。有所考量,亦是無可厚非。站在機構的角度,諾貝爾文學獎想要達到推廣文學的果效,布克獎想要為讀者選取一本與社會議題相關的著作。不過,敘利亞的戰爭本身就是公眾想要關注的議題,能夠啟發作者書寫;但換一個角度,小說的內容能啟發真正戰爭的受難者嗎?這裏帶出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

這或許是西方作家自身需要思考的問題,同樣也是文學獎一方釐定藝術價值的難處。世界並非西方中心,但另一方面,他們所挑選的文學必須對西方讀者負責,讀者必須有所共鳴,文學才有意義。

而無論如何,今屆布克獎的入圍作品都有閱讀價值。《先知之歌》是一次嘗試,它能夠獲獎,很難說不靠其文字的魅力,和作者敘事的能力。在一個比較動盪的時代,作者不忘人類情感的複雜性,同時回應了來自外在世界的威脅。由這個角度看,林奇的《先知之歌》不一定不及黑塞的世紀名著《流浪者之歌》……

文•亞牠

美術•劉若基

編輯•鄒靈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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