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達人}莫昭如 三次重生 理想主義中堅 藝術變革社會 激烈到溫和

文章日期:2023年12月10日

【明報專訊】莫昭如(阿莫)今年76歲,比記者大整整半個世紀。當訪問者與受訪者相差50年的閱歷,該怎麼訪?幸好,阿莫是個會把自己的歲數定期「歸零」的理想主義者:「我們以前常說don't trust people over 30(不要相信超過30歲的人),他們有家要養,有樓要供,成為建制一部分。但自己也會老,那怎麼辦?其實很簡單,我們『重生』一次就可以了。」按他最近一次在日本311地震後「重生」來計算,他現在只有12歲。

第一次重生

留學反越戰 回港搞革命

阿莫是香港著名文化人,資深藝術教育家馮美華稱他做「文化大佬」。他做過《70年代雙週刊》,後來又在香港發起民眾戲劇、展能和社區藝術。訪問這天,我們約在他任總幹事的「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會址見面。既然阿莫曾不斷「重生」,我們要回顧的就是他多段奇幻人生,他卻開口埋口都說自己很失敗。雖然上月底獲香港藝術中心頒「藝術榮譽獎」,他仍不知道除了失敗外,還有什麼好說。

阿莫解釋,「重生」是指他對社會、世界有新洞悉的時機。自1966年他在澳洲阿德萊德大學讀經濟系期間,見證越戰殘酷、塗炭生靈,與朋友一起走上街頭反對後,便開始參與社會運動。但要到1968年,阿莫畢業回港,決定要「搞一場世界革命」,歲數才第一次歸零。

在六七暴動之後,阿莫要搞的革命,不同於香港左派,同時,他也不喜歡英國政府的殖民統治。香港浸會大學翻譯課程副教授楊慧儀在2019年撰書《香港的第三條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把阿莫形容為「反戰、反資本主義的和平主義-安那其主義者」。

這是什麼意思?據阿莫憶述,他當年要搞的革命,內涵包括終結剝削、壓迫、貧窮、官僚控制、獨裁、不平等、種族主義等。「我們不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革命外,文化和個人反省的革命,也是重要。」他決定要為被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主導的香港社會帶來變革。

中學時代

不做安於現狀的大人

就讀皇仁書院的時候,阿莫遇上的兩名中文老師,令他對社會狀態有最早的反思。其中,一個是非常反日的中文老師,經常說日本侵華是傷天害理,中國人應該要怒視日本。可是,阿莫很疑惑,這個老師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是隻字不提的。另邊廂,在阿莫考O-Level後,發現自己明明沒有應考中文科,但成績單上卻有中文科的合格成績。另一名中文老師,居然跟他說:「唔好出聲,人哋畀咗你就要啦!」阿莫不要成為安於現狀的大人,「不應該接受現實,不能忘記什麼是ought to be,它與what is的分別在哪裏」。

他在1969年珠海書院事件聲援行動,反對校方干預學生會選舉後,認識了吳仲賢等學生領袖,在翌年共同創辦《70年代雙週刊》。在1971年,他們不滿美國在未與中方協議下,準備把二戰後由美國託管、包括釣魚島在內的琉球群島交予日本,於是在刊物呼籲支持保釣運動。之後,他們又投入中文法定語文運動、要求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等人,以及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

周刊成員嚮往1968年巴黎的學生運動「五月風暴」,阿莫曾在1972年到歐洲與國際左翼社運社群交流半年。過後,他已經把積蓄花光,急需找一份全職工作維生,便在1974年加入女拔萃書院任教經濟科。這份工作的收入令阿莫能夠繼續追尋藝術介入社會,也得到書院支持,在1979年停職一年到英國基爾大學接觸心理戲劇。再次回港後,他在劇場創作人周勇平的邀請下,參演了《翻身》等舞台劇。

當時,在港督麥理浩領導下推行福利社會政策,民生狀况快速改善下,動盪氣氛已然不再。《70年代雙週刊》已經停刊;知識分子間的身分象徵,已經變成講求生活品味的《號外》雜誌。阿莫與阮志雄(雄仔叔叔)等友人創辦民眾社,用劇場和電影會代替示威,成為他們繼續介入社會的途徑。不過,阿莫沒過多久,就反省自己不夠激進(radical)。他跟李正和湯時康合拍了《給香港的文藝青年》,記錄當時文藝青年常流連的海運大廈巴西咖啡館和大會堂等,批判殖民地資本主義,也自嘲自己沉醉在消費中,變得消極。

第二次重生

捨教職推廣民眾戲劇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阿莫第二次重生。他說,那時候的感覺是,當別人為了理想,願意捨棄生命投入的時候,自己卻在學校教書,叫人服從社會規範。「我就想,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是否應該繼續做老師、做中產,還是要脫離這樣的模式?」他辭去教職,全職推廣民眾戲劇。

阿莫在1990年獲「亞洲文化協會」資助,到美國交流半年,觀摩激進劇場(radical theatre)的演出,包括生活劇場、麵包與傀儡劇團和三藩市默劇團等。這類劇場表演,關注點不在戲劇的美學價值,而是用戲劇為人們的觀點、行為、狀態或社會結構帶來改變,與阿莫的藝術介入進路不謀而合。

經周勇平介紹,他亦觀看了亞洲民眾文化協會在香港主辦的《亞洲的吶喊》,再發現跨文化合作,做民眾藝術的可能。他認為表演者透過戲劇、舞蹈及其他表演媒介,把自己國家的歷史和經濟政治文化狀况表現出來,能給人極度貼身的經驗,觀眾不純欣賞,也會受到文化衝擊,挑戰或挑釁既有的觀念。後來,他結合「一人一劇場」和外勞戲劇的方式,在香港把藝術普及給更多人。

在1992至93年間,阿莫主辦了第一屆及第二屆「亞洲民眾戲劇節」,呈現亞太區人民的苦難,希望能鼓勵群眾、激發改變。翌年,他再辦跨文化民眾戲劇《大風吹》的巡迴演出,關注自由貿易政策下的勞工問題。巡迴結束後,他再一次轉道;因為巡迴演出虧本甚多,他加入展能藝術會工作,推動香港聾劇團等藝術活動。阿莫又提一次:「你話啦,我是不是很失敗?」

記者不覺得阿莫不斷切換身位,找最適合自己和時代的方法介入社會是很失敗。只是,阿莫理想中的世界是怎樣的,他最終想做到什麼?用社會主義的詞彙,阿莫說,他期待看到更多人成為社會的積極參與者(active participant);反過來說,就是不要做資本主義社會的被動消費者(passive consumer)。他續道:「到最後,這些東西都是為了對抗消費主義,讓人成為自主的個體,不受各方面的限制。」

第三次重生

反抗在日常

如果理論顯得抽象或高深,用人話來說,阿莫要做到的,是為更多人「賦權」:讓無權無勢的人或群體,認識到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和自己的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這樣去看,無論是最初的街頭社運、民眾戲劇、藝術,還是阿莫自2004年起成立的「社區文化發展中心」,都是出於相同的理念。

不過,看着「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現在的活動列表,記者難免覺得活動的性質,比起阿莫當年在雜誌的政治評論、示威,或早年的政治行為藝術要溫和得多。以阿莫的經驗和自我要求,做視障、聽障等弱勢社群的藝術,當然能為參與者一定程度賦權,但用這樣的模式去改變社會,會不會太慢了?阿莫回應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民眾藝術只是我宣揚的方法。如果人人都變成active participant,成為一個self-managed society(自治社會),那制度、政治的改變也就更容易。」

「我問你,我現在做眼皮舞(一種給身體癱瘓者的跳舞活動)、潮州音樂工作坊,會不會很subversive(顛覆)呀?」阿莫問。記者覺得不會。原來,阿莫現在看似用溫和的變革進路,也曾擔心「踩紅線」。「在《70年代雙週刊》,我們一期的封面標題是:《香港節粉飾太平》,批判港英政府。如果我們今天做新一張活動海報,說《夜繽紛乜乜乜乜》,那會怎樣?我不知道。」

參與社會運動至今55年,阿莫眼中的世界,可有變好,或變壞?他說世界現况令人depressed(沮喪),從越戰到現在,國與國還是不停打仗。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更生出了核電廠,2011年日本311地震,具現化地把貪婪金錢和消費的後果擺到人們眼前。身為反資本主義者,這是他第三次「重生」。更堅定在日常的每一處反抗,比如更常回家煮飯(不幫襯連鎖餐廳),策劃更多元的藝術形式,鼓勵人們自己寫自己的人生劇本(script)。

對於香港,他也沒剩多少鼓勵自己和人們的說話,只着當我們距離理想愈來愈遠,「要行下去,就將左腳放在右腳前面。每行前一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已經是我繼續創作和生活的原因」。他也提醒,在做事的不止有自己一個,「好多人都在做不同的事,都是同路人,所以不會覺得很孤單」。

文˙ 梁景鴻

{ 圖 } 李紹昌、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70年代雙週刊及民衆戲劇」

{ 美術 } 劉若基

{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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