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港產片近年大放異彩，政府亦有意開拓電影市場，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嶺南大學「青年貧窮與就業」研究團隊早前聚焦影視行業勞工，透過問卷及訪談發現行內就業零散且拖糧盛行，從業員欠缺勞工權益知識。要振興影視業，優質人才不可少，存在已久的弊病從何着手改革？
簽約遭拖糧兩年 讓步止蝕
嶺南大學的研究發現，六成四受訪影視業從業員曾遭拖糧，較多在沒有協定支付期下出現。Darren（化名）入行數年，以自由工作者身分接受紀錄片、網片或廣告工作，擔任導演、攝影等崗位。歷年大部分工作沒有簽合約，只會經WhatsApp或電話確認工作內容、地點及薪酬。他從經驗分享，工作完結後兩三個月才「找數」很平常，偶爾會感到有些難受，「我一直天天開工，但銀行一蚊都沒有增長，因為那筆錢根本就不回來」。與此同時，他仍需支付工作室每月幾千元租金，還有拍攝器材的維修費，負擔不少。
為免遇上待遇糾紛，他傾向接受相熟圈子推薦的工作，「合作開你會知道他們的practice（慣常做法）是怎樣，也知道他們不會拖 （糧）或者待遇怎樣，所以才繼續做」。
簽合約是否更能保障權益？Darren唯一簽合約的經驗是遭到拖糧。那次客戶是「生客」，他籌組團隊為幾場表演作拍攝紀錄，惟預算很低，「蝕少少做都OK，因為剛剛畢業，但聽下去發覺愈做愈多東西」。其時初出茅廬，即使工作量超出當初協議，他仍硬着頭皮完成。然而當他交出成品，對方時而拖延給予評語，時而含糊其辭，「始終那個項目還沒完成，他有大條道理唔找數」。他不想拖欠團隊成員，唯有先自掏腰包出糧，再向客戶追討。
一拖便是兩年，Darren無奈道：「就算我有份約在手，我是最站在正義那邊。你問我，我都好難去跟他玩法律程序，去小額錢債（審裁處）。」作為個體戶的自由工作者，他每天要處理許多雜務，這邊廂要向團隊成員出數，那邊廂新項目又要開視像會議，「這種全天候（工作）反而令我們更加不想處理這些『濕星嘢』，如果我有時間，就多做兩單job，係唔係？」最後Darren一心要解決事件，給予該客戶兩個選擇，要不限期前提出要求一次過更正，要不當刻中止項目，剪輯費用打折支付。對方選擇後者，終歸Darren讓步才止蝕離場。
憂行內「唱衰」寧棄追討
即使合約清楚訂明細節，但行內欠缺履行合約精神的風氣，只能靠當事人堅持捍衛自身權益。電影收音師Samuel（化名）有次跟隨前輩工作，超時工作應獲發3.3萬元薪酬。「製片（部）就同我師傅講，喂齊頭三萬蚊得唔得呀，寫少個『三』字。我梗係嬲啦，因為師傅好腍（善）。」Samuel一口回絕說：「你寫多個『三』字有咩問題呀？」
並非人人都像Samuel敢言，嶺大的研究報告指出，從業員傾向私下討論自己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循個人聯絡的方式追討，而非採用對抗或組織性質較高的方法，三成二受訪者從未追討欠薪，一成四則追討失敗。為何放棄追究？逾六成受訪者指出原因是「擔心被『唱衰』，影響以後接工作」。Darren同樣避免公開談及不公平待遇，「如果跟他們關係不好、撕破臉，很影響之後的聲譽」。聲譽對影視行業的自由工作者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工作是靠connection（關係）得來，「如果對方公司的人知道，很容易一傳十十傳百，接着就不會找你開工」。
倡院校辦工作坊 談合約報稅
影視業以自由工作者為主流，Darren提到比起全職工作收入更高、自由度更大，是選擇成為自由工作者的主因。在此前提下，如何保障從業員的勞工權益？嶺大團隊問過受訪者對簽訂合約的看法，結果反應不一，有人認同白紙黑字更顯專業，也有人認為簽合約只是例行公事。嶺大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項目統籌鄧立賢認為歸根究柢，行內風氣需要改變，「或者行內要有這樣的討論：究竟比較中低層的人，他們應跟劇組有怎樣的勞資關係或合約關係？」具體來說，既然政府以各項計劃和比賽資助影視行業的新血和中小型製作，嶺大團隊建議政府牽頭，規定受資助的團體或個人必須以標準合約聘請製作人員，列明酬勞的工作安排和支付方式，將合約精神帶入行業。
Darren於大學就讀媒體相關學科，然而直至畢業後工作碰釘，才知悉接洽工作的注意事項。鄧立賢與多名從業員談過，發現他們對自身勞工權益有錯誤認知，譬如以為簽署的是「僱傭合約」，其實卻簽了「自僱／承包合約」；又不知道憑訊息或口頭協議已可到勞工處追討欠薪。「我會覺得他們的勞工權益認知是薄弱的，再加上那種覺得『一出聲就死火』的心態，令這些問題一出現時，他們就很弱勢。」
鄧立賢透露受訪者中，只有一兩人堅持做足行政程序，即使是一人製作公司亦會出報價單，合約一式兩份。有學院派出身的受訪者表示，從未學過如何設計合約、如何報稅，這些卻是很實際、所有從業員都會面對的行政事宜。鄧立賢認為大專院校大可舉辦相關工作坊，「可能覺得煩，但不是難學也不是難教的」。
影視業流動大 單一工會不全面
Samuel透露全港從事電影收音約有30至50人，不過工作機會不穩定，很多人身兼數職，以他為例收音工作（包括電影、廣告等）佔其收入七成。他察覺到現時不論廣告或電影，整體酬勞水平比以往低，譬如廣告收音工作從2015、2016年日薪可達五千元，如今只有三千多四千元。他不諱言某電視台的收音工作出價很低，卻仍有同行願意接，「最慘是我們不能賴其他收音師，有時他們真的要生活，我不可以話你三千五元都接，不能這樣跟他說，因為這是他的選擇」。Samuel認為唯有建立共同原則，集體拒絕出價過低的工作，才可改善情况，「（但）很難建立，因為每個人都很堅決有自己原則，尤其是做收音很孤僻」。
目前影視業行內未成立工會，只有由多個專業屬會組成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主力推廣電影、增加從業員的專業度及鼓勵創作，欠缺集體談判機制以代表從業員與資方商討工作待遇。Darren認為行內籌組工會有一定困難，因為自由工作者本身是很鬆散的群體，「不會太敢voice out（發聲）一些東西，因為會影響接回來的工作」。
若想推動改革，鄧立賢同意必須由具影響力的行內人士領頭，又或組織草根工會，組織爭取權益的行動。不過他坦承從團隊與從業員訪談內容來看，此願景仍很遙遠。况且影視業勞工流動性高，他們游走於電影、電視台、網台和廣告等領域，單一電影工會將無法涵蓋所有工作。
完善資助階梯「做大個餅」
縱觀香港影視業，投資者將製作分拆外判是現時最主要的生產模式。鄧立賢指出，從業員距離初始資金愈遠，愈不受制度保障，議價能力愈低。Darren親自交涉拖糧問題，理解箇中無奈，因為找他工作的人可能也在等待上一層款項發放，出糧是很被動的事。鄧與行內高層談過，「好多時聽到他們說個『餅』好細。或者說人工咁低、壓你價的原因是：『唉，係得咁多錢㗎啦，係咁細budget㗎喎。』」
要做大個餅，鄧立賢認為政府資源必不可少。不少有意參與遴選的人反映，電影發展局的資助計劃僧多粥少，就算有幸完成第一套商業片，亦未必有機會參與下一部。Darren指出，長片的官方和非官方資助名額很少，「最後只會選兩三個畀錢你去拍，但爭的人很多」。獨立影展亦愈來愈少，因此不少同行轉戰海外資助如歐美地區，近年台灣《金馬創投》也有許多香港相關項目入圍 。
「你問我是不是很喜歡拍那些commercial（商業）的項目呢？一點都不是。」電影夢未實現之時，Darren唯有把商業項目視作維生工具，「對我而言，真正想做的是自己的創作，我也希望有一天拍到一套電影」。
嶺大團隊建議之一是政府應完善電影發展資助階梯，按製作規模和資助額分級成微製作、小型製作、中型製作，針對資助經驗各異的製作人，拍攝不同規模的作品。鄧立賢道：「永遠都有一個說法：香港市場太小，我們又賣不到埠，但這件事不是那麼必然的，以前也賣到，為什麼現在賣不到？」團隊提出政府應聯同業界和學界，找出本地影視業的優勢，推行相關的人才培訓和資助計劃，讓香港能在區域分工中突圍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