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日常生活中的動與不動 論阿巴斯(Ackbar Abbas)變易理論

文章日期:2024年01月07日

【明報專訊】這幾年,我們都說一切都變了,再回不到像以前一樣,又或者,見到那麼多的戰亂,我們都會追問未來會變得更差嗎?世界在變,似乎變得愈來愈令我們不安。我記得哲學家梁漱溟有本晚年口述史,題為《這個世界會好嗎》,對人類前景進行哲人式的扣問;德國哲人布洛赫(Ernst Bloch)在《希望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也在探未來與政治盼望的問題,亦啟發了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後來寫了盼望神學,反思基督教終末論的政治解放意涵。上述的諸種提問往往預設了「變」有一種可帶來好及壞的可能。如果不信有任何超越的東西去引領未來的方向,例如上帝,其實未來是好是壞都是未知數,是相對的,也因人而異(你看為差而某些人會認為好)。所以,有些學者索性放下「變」會帶來好及壞的問題,而只探問何謂「變」?

最近讀文化研究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的新文章〈型繪變易性〉(Figuring volatility),便由金融市場測不透的波動,到導演蔡明亮的慢電影到包殊(Pina Bausch)的舞蹈劇場去思考「變易」(volatility)的問題。阿巴斯對「變易」的思考一直貫穿在他的作品之上,由在早期對香港作為「冥化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到所謂「後世社會主義」(posthumous socialism)的思考,都在對一種測不到,或語言不能完全表述的矛盾及曖昧空間及時間進行思考。

速度與變易並非對等

文中,阿巴斯沒有提問「變」會帶來好與壞的規範問題,而規範亦一直不是他感興趣的觀點,反而他仔細地檢視「變易」呈現在經濟及文化的諸種摸式,探討「變易」之「變」的意涵。他指出,變易在通俗的理解上指向一種浮動、不穩定或飛快的現象及狀態,有時又指政治及經濟上的突變,又或指向人的一種非理性的變化。所以,變易常與內在的、暴力的和可見的現象聯繫在一起。然而,阿巴斯認為,這些對變易的理解不夠全面,因為它們只強調其突變的速度面向,卻忽略了其中的矛盾,特別是變易往往是在緩慢而非快速的型態中呈現。

阿巴斯特別指出,意大利未來主義者(The Italian Futurists)曾試圖以運動速度(speed of movement)和變化,例如快車、飛機和科技城市來想像20世紀初期的變易。但他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速度和變易,因兩者並非對等,而只有當運動變得不規律、不可預測且無方向時,變易才會出現。

阿巴斯反而推崇法國理論家維希留(Paul Virilio),因他能辨認出速度帶來的弔詭性(paradoxical)或非方向性(non-directional),例如支撐全球網絡的信息技術所衍生的不止是時間空間的壓縮,即可預計所省掉的時間並估計當中的因果關聯和連續性(方向的確定性),反而更多是時間空間的扭曲,例如難以預計的事件(方向的不確定性)。變易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如何應對運動和變化,而在於如何應對變化本身已經變化(how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change itself has changed),以及這種變化對我們空間、時間和語言經驗的影響。

「慢電影」描述緩慢變易

阿巴斯以賽車手莫斯(Stirling Moss)的例子說明變易與速度的關係。例如,他以每小時150英里的速度直線行駛,在這種情况下,運動是相對穩定和可預測的,因為速度保持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並且方向也是相對穩定。另一個例子以每小時30英里的速度轉彎(這是一種更「緊湊」(intensive)的速度,弔詭地涉及「減速」)。這減速會導致速度的變易,令運動變得不穩定,因為速度和方向都在不斷變化。阿巴斯認為,莫斯呈現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他關於電影的著作中所提及哲學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對運動的理解:一方面,運動在既定空間中具有方向性,相對於一個不變的整體(例如,在直線上以每小時150英里的速度行駛);另一方面,運動相對於一個變化的整體(例如,轉彎涉及到空間框架的變易,令運動改變)。在相對穩定的速度下行駛,運動是相對穩定,但在快速轉彎的情况下,速度變化導致了運動的變易。在變易下,速度不僅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是一個包含變化和不確定的概念。所以只有觸及到整個運動的改變,即在運動中各種逆着運動而非順着運動的改變才叫變易。某程度來說,變易更是一種「逆變」,即逆着原有的空間速度而變,從中改變了運動的方向及力度。

阿巴斯又指出,在所謂「慢電影」(slow cinema)的詩學(例如蔡明亮的作品)也涉及類似的變易問題。他指出蔡明亮的《行者》,一部看似沉悶及緩慢並沒有大變化的電影,卻描述了緩慢中的變易。電影中,蔡明亮以長鏡頭展示了一名穿著紅袍的僧侶在香港緩慢行走的過程,30分鐘的感覺像行了3個小時。行走僧侶緩慢而痛苦地低頭行走,而他們的緩慢不是遊蕩者的緩慢,而近似在鋼線上的行走者,彷彿稍有不慎便會鑄成大錯。阿巴斯指出,行走僧侶不止是古老的角色,而是一個時代錯置的形象,也是時代的標誌。在最後一個場景,行走僧侶手中的塑膠袋帶着的不是聖典,而是一個漢堡包,而他則慢慢地吃起來。所以,他穿越的空間不僅是一個他試圖減緩的快速變動的空間,而是逆向的變易空間,儘管看似毫無變化。

打破順序 呈現偶發扭曲

所以,阿巴斯指出,「慢電影」並不一定是慢的,它指向了伯格森所稱的「緊湊」而不是「廣延」(extensive)的運動。廣延的運動通過明確的行動釋放能量,而緊湊的運動則將能量壓縮為緊張感。所以,一個被視為整體不變或單一框架的空間並不是一個變易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中,運動看來複雜,但複雜並不等於變易。唯有在找到數個重疊的框架時才會有變易的出現,而不是在一個框架取代另一個框架時才有變易。所以,當運動失去明確方向性,呈現出偶發的扭曲(例如僧侶突兀地吃漢堡),使時間在當中失去其順序的連續性,才衍生出變易。

變易又與情動(affect)有關。情動是一種隱性及緊湊的情感力量,它是難以表述的氣氛。阿巴斯以包殊為例,指出即使她每次表演同一曲目,用同一動作,也會因細節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運動力量,例如突如其來的錯步,可帶來整個舞蹈運動的變易,令人產生不同於以往的觀感。所以這種由意外產生的,並且「不易覺察的細節」(indiscernible detail)才可破壞及改變運動的方向。

金融市場運作建基於變易

阿巴斯甚至指出,金融市場的運作根本是建基在變易。早在上世紀80年代,金融市場通過引入波動性的交易,重新創造了自身的機制。金融領域的理論家——費雪.布萊克(Fischer Black)、邁倫.舒爾斯(Myron Scholes)和羅伯特.C.默頓(Robert C. Merton)共同提出了布萊克-舒爾斯公式(Black-Scholes formula)。這公式是用於定價變易性(波動性)的數學公式,它的重要性對金融市場至關重要。傳統市場獲利的概念框架是基於價格變動的方向風險,而布萊克-舒爾斯公式區分了方向風險和變易的概念。變易是基於股票價格與其平均數的統計歷史偏差,而不是價格的實際變動。價差作為變易的度量,具有緩慢的時間性,而買賣本身往往不是基於理性的考慮,而是估計/觀察他人所作的估計/觀察而作的推測性(或情緒性)決定,這亦增加了投資市場的風險。

當然,阿巴斯指出,變易只是一種隱喻卻非精確的陳述,若不,它就不再是變易。他引用物理學家玻爾(Niels Bohr)的話:「在談到原子時,我們必須明確,語言只能像詩歌一樣使用。」所以,阿巴斯認為,我們仍可以用隱喻,捕足變易的3種形態,分別是變形(anamorphosis)、時序錯置(anachronism)和語意錯用(catachresis)。

光棍節變24小時購物狂歡

變形指形式上的轉換。阿巴斯指出,曾幾何時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企圖將一個政治經濟格局替換為基於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型態,這就產生了一些變形,例如中國的「光棍節」,即11月11日。據稱旨在給單身人士一個在淘寶上購物的藉口,但變成「地球上最大的24小時購物狂歡」。

時序錯置指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阿巴斯指出,中國今天在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但在其他方面卻具有資本主義特徵。「後世社會主義」比「後社會主義」(post socialism)更具不可預測性。這種時序錯置衍生各種奇怪現象,例如在流行文化中出現對革命歌曲的演唱。

語意錯用則指向語言的扭曲。阿巴斯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詞組中,我們已經看到了語意錯用的例子。語意錯用不僅是指詞語的錯誤使用,還涉及語言試圖跟上時代時出現的錯置,它是一種內在但消極的變化。

阿巴斯的分析雖則抽象,但當中對每日面對千變萬化的現代人而言,不無啟發。首先,變易叫我們知道,生命是測不透,原因是我們處身的世界有不同的或重疊的小空間、不同的時間軸(有些人活在以前,有些活在當下)、又或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法則。更重要的是它們對生活構成一種緊湊的張力,構成逆向的變動,便會觸發在主流運動裏的變動,從而衍生不確定的生活,例如剛過去的疫情。所以,社會根本不是密不透風的空間,而是一種組裝(assemblage),內裏充滿了裂縫、情緒、能量及各種可震動一個貌似穩定空間的各種細節及操作。貌似穩定的空間根本充滿暗湧及張力,且脆弱不堪,雖則它貌似密不透風。當你以為內裏只有一種規律,其實是滿佈相互矛盾的規律,所以我們無時無刻都活在一個複調、雜多及矛盾的異質空間,而關鍵是我們是否如阿巴斯所指,以各種的隱喻或論述去型繪它們。

變易可帶來盼望或災難

當然,型繪的目的不是要壓抑它們,或將其一體化,而是解放或疏導當中的張力及能量/情動力(affective force),看看是否能將固有不動的僵化規範或法則鬆動,從而帶來改變。這點反而是阿巴斯在文章沒有提及,但我認為視變易作為策略也是可行。但要緊記,變易往往在緩慢中進行,甚至以一種逆變或逆轉的姿態進行,有時甚至在不自覺或沒有計劃的情况下發生。如果真要賦予變易一種本質,這就是一種偶發(contingency)的本質。當中,文學藝術電影甚至宗教,作為一種想像、符號及象徵的文化便變得重要,因唯有以象徵的想像才能捕捉變易中的偶發性,並將其中種種看似微不足道,又或不合時宜的東西、事件或人物的潛藏力量及可能釋放,令在看似日常、無聊並滿有規範的世界裏發現新的可能。變易不一定帶來盼望,有時甚至帶來災難,但盼望的出現卻一定由變易促成。這是我對變易的盼望。

文˙駱頴佳

編輯•朱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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