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故宮:大坑西邨「逼遷」 Carpenters老歌應景

文章日期:2024年01月21日

【明報專訊】走進石硤尾大坑西邨,空地晾了一排用紅色顏料寫着「慘慘慘」的褲子和衣服,活像電視劇裏的討債場面。「我只在昨天感到憂傷和孤獨……明日或會比今天更光明,因為我把我的悲傷都丟棄。(Only yesterday when I was sad and I was lonely / Tomorrow may be even brighter than today / Since I threw my sadness away)」67歲的歐陽潔珍(珍姐)正用DVD機播放木匠兄妹樂團(Carpenters)演唱的歌曲Only Yesterday,珍姐說這首歌是她最愛聽的英語歌曲,歌詞也最能表達她此刻的心境。

/耳/濡/目/染/

跟家姐聽Uncle Ray長大

Only Yesterday於1975年發行,樂壇教父Uncle Ray在香港電台英文台任DJ時曾經播放這首歌,珍姐記得那時與她同住大坑西邨的家姐好鍾意聽英文歌,「晚晚開Uncle Ray嚟聽」,她聽着聽着便耳濡目染,也喜歡聽英文歌,那時她聽到Only Yesterday覺得「啱聽」便一聽鍾情。約30年前的聖誕節,她有次陪朋友到旺角新興大廈附近的光碟舖買CD,一看到「Very Best of Everlasting Originals Supreme Favourites Collection (Vol. Four)」光碟的曲目有Only Yesterday,她沒多想就買下了。珍姐說她的教育程度只到小學畢業,聽不懂歌詞內容,只會「跟着歌詞噏吓,後來有了智能電話才能翻譯歌詞」。那隻光碟到現在仍很簇新,珍姐笑言不常拿出來播放,「鍾意就拎出嚟聽吓,但現在可用智能電話聽嘛」。

珍姐入住大坑西邨約34年,現居的300多平方呎單位原本是她家姐幫一名太平紳士打工獲得的「員工宿舍」。她從大坑西村歷史說起,大坑西邨為本港唯一的私人廉租屋邨。1950年代石硤尾木屋區大火,燒毁大坑西邨現址一帶寮屋區,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下稱平民屋宇)隨後在該處興建平房屋「光民村」,後來被政府收回建造大坑西邨。珍姐說當時的政府於1961年以私人協約方式,收取平民屋宇特惠地價(當年市價五分之一)並貸款1000萬元,以興建大坑西新村,安置火災災民和光民村原居民;平民屋宇未經政府同意不能出售該幅土地或建於該幅土地上的樓宇。珍姐解釋,因此大坑西邨的居民有4類,除了光民村原居民、石硤尾大火災民,還有因興建石硤尾港鐵站而延遲入伙的民泰樓居民,以及平民屋宇首批董事的員工,董事不乏太平紳士,包括周錫年、馮秉芬、律敦治、李福樹等10人。

/年/中/無/休/

單親媽媽剩餸尾 捱大女兒

珍姐33歲時離婚,需要找地方居住,家姐邀請她帶着女兒搬到大坑西邨員工宿舍,就這樣一直住到現在。一開始搬到大坑西邨,珍姐獨力照顧年幼的女兒,面對「搵朝唔得晚(窮得沒飯吃)」的經濟困難,連家俬也靠街坊捐贈。她掃視了門邊的鞋櫃和燙衫板,然後摸了摸我們正在坐着的梳化,並說:「其實你(在我家)看到的很多東西都不是我自己買的,這張梳化也是。」

為了生計,珍姐輾轉打過好幾份工。起初她做全職銷售員下班晚歸,要將正在念幼稚園的女兒交給別人照顧,「他們(照顧者)知道我環境(經濟狀况)不好,收取我的費用是『人情價』」。後來女兒上了小學能報讀補習班,減輕了一點珍姐照顧女兒的壓力,只是不幸遇上「沙士」爆發,經濟不景,珍姐被減薪。正職以外,她要做好幾份兼職補貼開支,平日到幼稚園做校工,假日做其他兼職。想到那時,她也是無奈:「其實我一年365天都沒假放,星期六、日、紅日我走去做兼職。」學歷不高的她能做什麼兼職呢?她說:「我做一些比較低下層的清潔工作。」她心裏只想着女兒年紀尚小,怎麼也得捱下去。

上班賺到節儉下來的錢都花在女兒身上,供她參加課外活動,「我不想她跟同學(享受校園生活)脫節,我能給她的,盡量給,情願自己辛苦一點」。說到慳錢心得,她說在幼稚園上班時會吃掉學童吃剩的早餐,省一頓早餐錢,亦將在幼稚園煮午飯的剩菜帶回家當晚飯,省一次買菜錢。她說女兒學什麼都三分鐘熱度,堅持得最久的是學了一年劍擊,參加過不少比賽,珍姐每次都會捧場:「少賺一日錢而已,這些值得紀念的日子,我一定會出席,沒理由只有她沒家長陪。」

/肩/負/重/任/

當上權益關注組主席

女兒現在工作穩定,珍姐照計再也不用頻頻撲撲,她身上的擔子卻沒有減輕——作為單親媽媽的她於2004年接任大坑西邨居民權益關注組主席。她說做主席本來不算辛苦,平時搞旅行,問街坊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譬如屋邨裏這陣子多了老鼠出沒,她就作為「中介」跟平民屋宇經理反映。但自從有了「逼遷」這件事,她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說着說着更有點氣憤:「他(平民屋宇)沒有妥善安置(大坑西邨居民)。」

平民屋宇前年1月向居民發出「住戶資料聲明書」,要求他們遞交最近一期水費及電費單副本供回遷資格審核,合資格回遷者要選擇自行安排臨時居所待重建後回遷,不合資格者則每戶按人數計,每人獲10萬元特惠津貼並永久遷出,7人或以上家庭不合資格者最多可獲70萬元。珍姐質疑,津貼金額不夠居民維持生活質素。她續說,大部分大坑西邨居民是沒收入的長者,業主未必願意向他們出租單位,「年紀大,出了什麼意外搞到樓價跌,他(業主)租不出去」。 早已退休的珍姐找過幾間地產公司,每次被問及工作證明和稅單,「我話無,咁就唔租畀我」。她形容居民的處境是「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申請公共房屋,又沒錢買樓,沒入息也無法到銀行申請按揭,「我們有錢買樓的話還用得着住這裏嗎?」

「明日或會比今天更光明」

珍姐稱平民屋宇要求居民簽署回條和退租協議,並無百分百承諾回遷安排,「退租協議只提及我們現在搬出,5年後可以回遷,屆時以房委會的條款作準」。退租協議列明「業主可隨時及全權決定訂立一切其他租用回遷單位之條款,條款將參考當時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政策而制定」,珍姐說平民屋宇沒能絕對保證居民5年後回遷。根據協議,即使能回遷,居民必須於獲發編配租用重建後單位通知之日起計5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確定他們將承租並訂定租務協議,否則視作放棄單位。珍姐苦笑道:「屆時也不知道接手(平民屋宇)聯絡居民的是誰,居民該找誰呢?」

好幾次入大坑西邨,都見到珍姐在民樂樓樓下的行人路擺街站,拿着一個大聲公呼喊,她說有了逼遷這件事,關注組更加需要成為街坊與外界溝通的橋樑,即使大坑西邨遷拆,她作為關注組主席的職責仍未能卸下,「理論上街坊未搬走,關注組依然存在,起碼要等到5年後看我們是否真的能回遷」。她苦苦堅持,大概是因為她相信「明日或會比今天更光明(Tomorrow may be even brighter than today)」。

關注組於1998年成立,剛好是CD出產那年。翻譯過Only Yesterday歌詞後,珍姐說「Only yesterday when I was sad and I was lonely」這句最觸動她,尤其在孤單一人時聽更覺感動,「視乎我當下心情,每次聽都別有一番感受」。她自言無論是獨力照顧女兒,還是作為關注組主席處理事務,幸得一眾街坊踴躍幫忙,並非完全孤立無援,但當她為大坑西邨重建事宜尋求外界協助時總會有點沮喪。她找過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轉達居民渴望獲「妥善安置」的訴求,但未見成效。面對平民屋宇發出傳訊令狀,要求她於期限前遷出,否則將採取法律行動收回單位,所需訟費由她承擔,珍姐說:「我會抗辯到底!」

/聽/眾/交/流/

魔鬼在細節 老街坊留守到底

73歲的侯先生自11歲起搬進大坑西邨,從事租務工作24年,對租約條款甚是了解,珍姐邀請了他一同解構平民屋宇要居民簽訂的退租協議,他們兩人均打算留守到最後一刻。

記者:珍姐,你準備好清走家中的東西了嗎?

珍姐:我沒打算清走家中物品,平民屋宇要求我們將單位所有東西搬空才發還按金,我們覺得奇怪,明明大坑西邨是要拆掉重建,單位又不是立即轉手給新租戶,為什麼要還原做「清水房」?

侯生:(平民屋宇提供的)租金補償不算是安置,他提供的選擇是根本無得揀,要不選擇回遷,並於3月15日交還單位,要不拒絕回遷,簽退租協議。

珍姐:可以拿走的東西我全都會拿走,像梳化、牀、鞋櫃這些請別人幫搬又是另一筆花費。我也不知道可以搬去哪裏。

侯生:我找了7間地產中介,沒人肯租屋給我,平民屋宇說幫我們申請過渡房屋,但只是申請而已,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

文˙ 姚超雯

{ 圖 } 姚超雯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朱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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