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974年2月15日《法定語文條例》生效，在此之前，管治香港的英國殖民地政府以英文行事，公告、法律、訴訟必須用英文，佔人口九成以上的華人因為不懂英文，被管治而不知其所以然，拖了一百三十年，1974年中文才成為香港的法定語文，與英文享有同等地位，適用在法院程序和政府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到今天剛好半個世紀。
本來以為會有人搞些紀念活動，不過環顧四周，似乎靜寂無聲，忍不住記下一些自己所見所聞，讓年輕的朋友知道，以前的香港曾經有中文沒有地位、政府忽視中文的日子，也談談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前後的情况，多點了解這個話題。
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之前，不只是政府輕視中文，連公共服務機構也一樣。記得1960年代初安裝電話是難比登天的事，認識的叔伯輩寫中文信去申請，總是石沉大海，一兩年都毫無動靜，不能成事，聽說沒法子之下會經過某些渠道花費千元計「潤滑劑」，才能成功安裝。大概是1964年吧，我在英皇書院上學，父親買了輕型手提打字機，讓我自學打字，為進入社會做準備，練習期間打了一封英文信，寄去電話公司申請，沒想到不出幾個星期電話就裝好了，一則快，二則省了「潤滑劑」，買打字機的花費一下子就回本了，後來還為一些親戚寫信「成功爭取」，令父母引以為傲，覺得讀書真的有點用。
「爭取運動」壓力大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懂點英文扮洋鬼子，可以打開一些歧視中文的門，不懂英文的基層人民，就莫名其妙地被欺負，或者被懂英文的中間人剝削，港英政府與華人社會之間存在巨大鴻溝。
政府與民間缺乏溝通，民間鬱結積累，醞釀社會不穩定，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觸發街頭暴動是動亂先兆，1967年由勞資糾紛演化成持續數月的示威、暴力、炸彈，以至殺警事件。社會回復平靜後，消除政府與民間的隔閡成為焦點，帶出民間語言中文未能用作溝通媒介的問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聲音冒起，1968年中文大學一場「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研討會掀起社會輿論。
發酵兩年後，黃夢花議員在1970年6月牽頭成立「各界促成中文成為法定語文聯合工作委員會」，其後類似組織百花齊放，大學生之中先後有多個相關聯會或委員會，也有聯繫工人的組織，協同推動社會宣傳和向政府營造壓力。來到這個階段，參與人多，運動衍生多元複雜性，由於施政語言是政權的體現，提倡中文法定多少在動搖管治者的權威，港英政府難免對運動的動機有所猜疑，而推動方則有人把運動描述為「抗衡英國殖民地同化政策的反殖革命」，普通人參與運動夾在中間，壓力很大。在當年冷戰背景下，港英政府政治部對社會活躍者小心監視，參加者隨時列入黑名單有不利後果，小則不能當公務員，大則甚至毋須理由遭「遞解出境」。
1970年10月香港大學學生會成立中文運動工作委員會，我是委員之一，幫手組織簽名運動，算是「代表」港大為中文運動出了點力，作出一點補償。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中大1968年研討會舉行後，港大有人刊文稱中大把「骯髒政治」dirty politics帶入會場和有人利用學生推動政治運動（註1），對中文運動潑冷水，港大可以說欠了中文運動一筆人情債。1970年港大學生會的積極參與是經過一番努力才啟動的，當時的港大學生會長跟我講過，做這件事他心中存在害怕，反映當時的社會氣氛，怕「左」、怕「右」、怕「政府」，對「政治」一詞極為敏感。據學者說：「……簽名運動，初期在警方的窒礙下，僅由願冒風險的學生進行，結果1971年2月最後收回三十二萬多的簽名。」長話短說，也許是1967年動亂後的時勢使然，也許是民心所向，中文終於在1974年2月15日成為香港法定語文，「肯定了中文運動作為香港殖民地歷史上一次平權運動的小勝利」。（註2）
「法定」後再等廿年
現實裏「法定語文」執行起來長路漫漫，法律依然只有英文本，等到1989年才首次正式以中文立法，通過第一條中英雙語的條例，而所有過去通過的條例需要翻譯成中文公布，使之成為雙語法例，工程艱巨，當年我看着圖書館書架上的香港法律全集，心裏問要多少年才能全部翻譯？不過幸好律政司裏「潛伏」了不少高人和有心人，結果趕及在1997年5月完成任務，以實際行動慶祝回歸。另外一提，高等法院到1995年才第一次以中文進行民事訴訟聆訊，即是說由1974年立法到真正全面體現法定語言地位，中文等了二十多年。
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原因是英文法律為求精準，句子一般比較冗長複雜，而中文句子一長，就變得很難理解，要易讀又不會與英文文本出現歧義，非常考翻譯者的法律草擬功力和語文能力，符合這樣條件的人極少，願意把生命花在這項重要但沒有光芒的工程上的人更少，因此我們必須非常感激所有參與翻譯香港法律的人們，讓中文法定落到實處。
翻譯過程中，為了精準反映英文字詞原意，律政司人員被迫鑄造新詞，最值得提的可能是「管有」，英文對應詞possess涵義甚廣，從拿在手中，到持有相關物件貯藏處的鎖匙都包括在內，未有中文立法時，一般譯成「藏有」，例如「藏有攻擊性武器」，問題是手持物件算possess，但眾人皆見，不可能是「藏」，創作「管有」一詞之後，公眾一看就明白，又準確反映possess原意，是神來之筆；另一個詞「處所」對應premises，同樣是考慮周詳的傑作。連一個詞都費煞思量，整部法律要搔破多少頭皮可想而知。
至於政府行政體系內，1975年法定語言條例通過後，日常工作和內部文件依然以英文主導。我於1974年加入香港天文台，發現天氣預測和颱風警報一律先寫英文，然後由科學助理同事譯成中文，那時少不更事，覺得沒有理由講中文的大多數要接收二手消息，大膽向上級提議反轉次序，不過由於涉及政權的體現，事情不了了之。一等二十多年，1996年我出任負責天氣預測的助理台長，回歸在即，才由自己執行這個中文先行的提議，事情就是這樣，沒辦法就唯有耐心地等。
滋潤後來者思維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回歸二十多年，行政體系內部依然是英文主導，往往會議以廣東話進行，會議紀錄卻以英文書寫，十分詭異，退休後有幾年我擔任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經我要求才以中文寫會議紀錄。法定語文條例生效半世紀後行政體系依然眷戀或放不下英文，究竟是什麼原因？背後有什麼深層次社會意義？這些問題超出我的知識範圍，希望有識之士能夠研究一下。
當年伴隨中文法定運動的其他思潮還有母語教育、推廣國語（普通話）、民族尊嚴、平等人權等概念，連接入隨後大學生的「認中關社」、保衛釣魚台運動、「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連繫到廉政公署於1974年成立（今年同是五十周年），也連繫到香港工運的成形，幾本書也寫不完。
中文法定運動代表着大時代轉變裏一個階段，有份滋潤其後階段的思維，也孕育不少其後階段的領導人物，仔細看中文法定運動，原來不只是中文法定運動。
註1：羅永生（2015）：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 。《思想香港》，第六期
註2：劉建華（2019）：在60、70年代之交香港文化雜誌的政治性視覺生產初覽（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