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永思‧永成:追憶啟蒙恩師鄧永成教授

文章日期:2024年03月03日

【明報專訊】地理學者鄧永成教授,親友叫他「永成」、「鄧爸爸」、「阿鄧」、「老鄧」,像我的浸大舊生一般尊稱他為「鄧生」,亦為過不少學生朋友按上花名,從此身邊的人就這樣稱呼他。在上星期舉辦的追思會上,不少分享者紛紛以自己花名自我介紹。

我在本科一年級時已自行走到法國文化協會第一次聽他的講座,二年級已跟鄧生到外地考察,及後在研究院有幸成為門徒之一,畢業後再跟他做過一年研究,跟他學習的時光足足有7至8年。聽到他今年1月離世的消息,至今也無法好好整理思緒,但因着能與眾多鄧生門徒與家人籌備追思會,好像在為過去所認識的鄧生,以及一直無法解釋的事,找出了散落各處的記憶拼圖。

在鄧生創辦的香港批判地理學會名為《悼念鄧永成教授——經世啟蒙的地理學家》的悼辭中,概括了鄧生作為一名香港地理學者的學術生涯:

「鄧教授一生專注經營學術知識,其研究興趣橫跨城市地理學、香港土地發展、城市空間理論、中國城市規劃、歷史地理學等範疇。回顧鄧教授精彩的學術成長生涯,他在1973年負笈加拿大,先後於滑鐵盧大學及麥基爾大學修讀城市及經濟地理學,在1976年以一級榮譽畢業,獲加拿大地理學家學會嘉許。他隨後獲多倫多大學取錄,深造城市及區域規劃,師承Shoukry Roweis和Allen Scott兩位影響他一生的著名城市地理學家,並在1981年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鄧教授回港短暫任職香港大學研究助理,後於1982年加入香港浸會學院地理系擔任助理講師。時值中國改革開放,鄧教授期望出一分力,研究中國城市化的本質和城市規劃,故在1986年再次負笈英國,到劍橋大學土地經濟系修讀博士學位,師從Donald Cross和Peter Nolan教授,最終完成關於當代中國城市規劃的博士論文。鄧教授在1989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擔任講師,1998年再次加入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擔任助理教授,於2005年升任副教授、 2009年晉升為教授,至2018年榮休。」

追隨門下 稀有經歷

我都是因為一起追憶鄧生,才回想起他許多當年教授的概念,如何建構成今日的我。跟他學習的那些年,在課堂、研究項目、讀書組與考察中,都離不開對城市、資本、空間、權力與社會公義等概念的探索,尤其深入鑽研英國地理學者John Allen對不同權力的空間觀、社會理論學者Bent Flyvbjerg探索的理性與權力的本質,城市規劃的陰暗面(Dark-side of Planning),城市業權、土地、資本的深層結構,空間理論的本體,以及一系列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有關城市空間、資本與社會公義的觀念,這些都在探索知識的茫茫大海中,築構起一整套理解世界的座標,但後來問過不少同輩,這種「入門」經歷相當稀有,在今時今日的大學體制下亦買少見少,才發現作為他的學生是相當幸福。

回想這段跟鄧生學習的時空,餐桌前的鄧生不會吝惜分享所見所學,引介他來自世界上的著名地理學者好友給學生,製造很多場合讓學生與不同地理學者考察、行山及飲茶,自己亦有幸曾在印度參與國際會議後與大衛哈維會後閒談交流,對一位研究生而言恍如追星時刻。此外,身邊亦有一眾師兄師姊作為學習階梯,互相交流、學習、研究,學生要走入高深理論門檻也有所支援。許多學生都認同,鄧生多年任教的城市理論課從來都高深難明,回想起來也有可能是一種精心部署,目的是令學生更有需要組織起來形成學習社群。

世上良師有許多,但始終無法忘掉鄧生看待知識與為學的執著。他不介意甚至鼓勵跟從他的研究生押後畢業時間,從而更有條件浸淫與探索。事實上,不少跟他的學生(包括我)都會在兩年研究生年期再押後一年以上,並不視之為一種麻煩的事。在與他相處的時光,不少時間都花在地理系會議室中構思研究,以數小時計的時間,靠着一壺咖啡創造研究問題的框架。會議期間,有時會一起望着白板上的字dead air半小時,亦不時在會作出天馬行空的抽象假設,構思時間往往比寫作時間更多,是一種那時會覺得相當困苦,今天會覺得相當獨特的美好時光。

為學執著 重視朋友

抽離一點學生身分來看,有時我會覺得他是一位被學生耽誤的理論家,總以學生朋友放在優先位置,尤其當他一直因監控理由堅持不用手機廿年,不少舊生及好友找他,有時會直接走上辦公室,他就會先放下手上積存的工作去飲咖啡。作為認識他8年時間的學生,亦見證他書桌上仍未拆開的書、有待審閱的期刊文章愈疊愈高,疊到幾乎一進辦公室無法見到他的存在,而且當這些文件疊到恍如城市般的密度,就只有他才知道(當然我亦有份加劇這書桌的厚度)。

退休以後的鄧生知識生活富足。追思會當日有不同中外學者贈言,談及鄧教授一生的學術成就,榮休後仍專注研究城市觀念的方法,例如近年與學者陳金榮一起編製名為《再思城市中國》(Urban China Reframed)的學術著作,以多年觀察批判當今中國城市化的理論與視覺,亦正與不同學者合著如何走出「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城市觀念來談城市問題。追思會中,也有談及鄧生退休後仍關注香港社會、灣仔、荃灣、深水埗市區重建、劏房等城市底層狀况,一些以10年以上的時間一直思念着的課題,亦不時與舊生朋友聚會,持續研究,好好生活着。

貢獻世界 不限書中

追思會當日有數百位線上線下參與者,鄧生在學界及社會參與和實踐,與及對在中大及浸大上千個學生的教授與啟迪,在此的確難以一一記錄。但聽到離世消息後,看到有外校學生是因為參與鄧生舉辦的讀書組轉讀地理,也有社區街坊接觸鄧生後開始認真讀書,鄧生對這個世界帶來的成就,的確遠遠大大於鄧生所寫所言。

記得廿年前的課堂上,鄧生做模彷「表象」與「結構」的手勢與動作,講述抽象的「結構主義」,這是我重要的啟蒙時刻:「世間的現象無法繞過背後的系統得以理解」,「只有透過觀念與理論才能看穿這個城市表象下的深層結構」,那時的場景、聲音,至今歷歷在目。特此感謝師姊在他離世前為一眾學生及我在他耳邊讀出最後贈言,當時我說到:…I am deeply grateful to have you being my supervisor, can' t think of how I would become without your presence in my life.

失去啟蒙恩師的那刻的感受,就猶如一座建築突然失去了骨幹,搖搖欲墜,無法安定自己,這刻才發現儘管我已畢業上十載,並無繼續在學院體制裏將他研究的理論工作發揚光大,亦已在做學院以外的民間研究實踐,唯獨鄧生已成為了無法繞過理解今天自身的結構。

Bye Now,鄧生。

文、圖˙陳劍青

編輯•利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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