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多年前，香港東亞銀行董事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國寶先生曾廣邀天下豪傑，參與推薦金庸先生角逐諾貝爾文學獎。我雖簽了名，但明確表示這不可能。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成就再高，銷量再大，傳播再廣，都不會打動諾獎評委，這是評價標準決定的，無關高低雅俗。
對於金庸來說，獲不獲獎其實無所謂，因其書迷遍佈全世界。隨着金庸小說改編的影視劇、電子遊戲、動漫等大量出現且廣獲好評，若能在宣傳與研究方面添把火，那就再好不過了。這回浙江打頭陣、各地陸續響應的金庸百年紀念活動（起碼我接到邀請的有北京、香港、台北等），我相信會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今年1月，我接到浙江海寧朋友來信，告知重修金庸故居即將落成，邀我為「文心俠骨赤子情——金庸的故事」撰寫序言（見下文），隨信附來了《金庸故居展陳大綱》，讓我批評指正。我的回信直截了當：「展覽談及金庸小說的聲譽，漏了兩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主辦（1998），一是日本神奈川大學主辦（2001），金庸都親自參加了（我也到場發表論文），且有英文及日文會議論文集刊行。」第二天，意猶未盡，我又給對方發去如下信息：
1998年5月16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召開「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40多名代表出席盛會，共同闡釋金庸小說「這一覆蓋全球的文學現象之謎」，有英文論文集出版The Jin Yong Phenomeno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N.Y.: Cambria Press, 2007）。
2001年11月4日在日本神奈川大學召開「歷史與文學的境界」研討會，特意邀請金庸到場做基調演講，中日學者都在這次研討會上發表了關於金庸文學的論文。2003年，神奈川大學還出版了名為《歴史と文学の境界：〈金庸〉の武侠小説をめぐって》的論文集。
國外學界
接納金庸小說
在我看來，金庸走向世界的漫長歷程中，這兩個學術會議很重要，代表了國外學界對金庸的接納。必須略為修正的是，上面提及的會議時間，是起點而非全部。我手頭剛好有一張美國會議期間餐敘的照片，顯示時間是1998年5月20日。不說遠處綽約的人影，正面清晰的5個人，從右往左，分別是錢理群、李澤厚、劉禾、李陀和我。那時大家都還年輕，即便年紀最大的李澤厚先生，也都那麼生氣勃勃，笑容可掬。
那次美國會議的操盤手是劉再復先生，除了在科羅拉多大學任教，更因他與金庸關係非同一般。此前一年，我和夏曉虹應王德威的邀請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與劉再復女兒、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劉劍梅，以及曾在北大跟我進修的何素楠（Ann Huss）等多有聚會與交流。獲悉劉先生正積極籌辦金庸會議，我提了很多建議，包括邀請哪些大陸學者（當然也給劉先生帶來一些麻煩，此是後話）。而日後影響巨大的英文論文集之所以能順利完成，也有賴何素楠、劉劍梅的合作編譯。
我曾坦承自己並非合格的金庸專家，除了若干隨筆，真正的學術論文只有收入英文論文集的這一篇，中文題為〈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初刊《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5期。此後的若干闡釋與發揮，基本上都根源於此。沒有與時俱進，實在不好冒充內行；可又因紀念與推廣的需要，不時應邀寫點小文章——這回也不例外。
除了上述英文及日文論文集，我手頭還保留了一本東京御茶水書房2003年刊行的小冊子，薄薄60頁，屬於神奈川大學評論系列叢書，題為《金庸は語る：中国武侠小説の魅力》，鈴木陽一編著。該書第一部分簡介金庸的創作及年譜等；第二部分是主體，乃「金庸的世界與中國——歷史與文學的境界」座談會的錄音整理，參與對話的是「作家、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金庸」、「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所長鈴木陽一」。談論的話題包括「關於查氏一族」、「從外交官到新聞記者」、「左手社論、右手武俠小說」、「歷史的視角——正史與野史」、「何為金庸現象」、「金庸論爭——傳統與現代的新衝突」、「金庸小說與媒介」、「現代與小說文體」、「面向未來」。如此蜻蜓點水，自然不及專著或論文集探討深入；但其涉及面廣，對一般讀者又不無好處。由此可看出，20年前的日本讀者對金庸並不怎麼熟悉，這才需要此等「金庸入門」。
小冊子上說得很清楚，舉辦座談會的時間是11月7日上午，忘記是正式會議結束了，還是穿插其間，地點在神奈川大學某小會議室。記得對話結束後，金庸邀我再聊聊，於是有了那張單獨合影。喝過了咖啡，臨別時，金庸遞給我一個紅包，這讓我很錯愕。因為按照規矩，座談會是神奈川大學組織的，為尊重知識產權，他們已付給了我酬金。作為對話者之一，金庸應接受神奈川大學的答謝才對，不該讓他破費的。我當然知道金庸很有錢，可一碼歸一碼，會議組織者可以接受金庸先生的捐贈，而像我這樣參會的學者，任務是認認真真寫論文，而不是與研究對象交朋友、拉近乎。
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我的博士導師王瑤先生提醒過：研究者不該跟研究對象走得太近，否則容易感情用事，喪失獨立判斷能力。因此，我告訴金庸先生，會議主辦方已給我提供機票、住宿及論文發表費，我不能再接受額外報酬。這回輪到金庸先生錯愕了，愣了一會，他才再三解釋：他很尊重我的人格，沒有恩賜的意思；但也請我理解，到了他這個年紀，有能力且有機緣幫助別人，那是很幸福的事，請我千萬笑納。這場景，雙方都很尷尬，最後還是助理出來打圓場，要我收下查先生一點心意。
善於察言觀色
特別注重細節
多年後，一次在香港小聚，金庸說起有些大陸學者打着研究他的旗號，向他要資助，而且獅子大開口，讓他很不高興。我這才猛然醒悟，為何那次日本會後，浙江大學讓金庸改在中文系招收「歷史和文學」方向博士生，會邀請我加盟，作為合作導師。在我，這當然是高攀了，最初猜想是浙大考慮到是我首先提議；至此方才悟出，或許日本那一番主客互相推讓，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作為著名小說家，金庸善於察言觀色，且特別注重細節，當初那種猝不及防的表現，起碼讓他意識到，選擇我作為合作者，不會太離譜。至於日後因主客觀因素，這一合作不太成功，我在別的文章中已多有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