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中文世界以《鄧小平時代》名世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在日本讀者中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卻是他出版於1979年的《日本第一：美國的教訓》（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該書經哈佛大學出版社甫一出版，即成為美國的暢銷書。但該書真正受到追捧，卻在日本。日文譯本一紙風行，創造了百萬冊的銷量奇蹟。日本讀者未必有耐心讀完這本學術書，但一看書名即產生購買意願——居然有一位哈佛大學教授不僅盛讚日本為世界第一，條分縷析日本的制度優勢，還要求向來自大的美國人以日本為師！
在傅高義先生晚年，《日本第一》卻成為他的一個負擔，備受質疑。無論出席各類講座，還是推銷新書《鄧小平時代》或《中國和日本》，聽衆最常提出的問題卻是：你曾經預測日本第一，為何日本不但未能趕超美國，成為第一，卻迷失了呢？面對質疑，傅老仍能面帶微笑，强調當年之所以對日本推崇備至，只是希望美國人不能自大，應該借鏡日本的成就，認真反省美國的各項制度，更好地因應下一個世紀的需要。惟他內心的失落，仍然溢於言表。
「失落的30年」
所謂日本「失落的30年」，大概是指從1990年代初至今，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後所經過的政治混亂和經濟低迷。該說法的英文名詞，最先出現在1998年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一篇報道的標題，其將1990年以來日本的狀况描述為「失落的10年」（The Lost Decade）。無獨有偶，類似的日本名詞亦在同一周見之於日本報紙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此說是否符合事實，見仁見智，惟因其觸摸到時代情緒，點出了日本人當時因經濟榮景不再，不得不開始面對經濟增長放緩後產生的諸多困境，不脛而走。當類似的困難延續至21世紀前10年後，評論者便開始將日本的「失落」時期再延長了10年。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開始主導中日關係。於是，有評論者將日本的「失落年代」又延長了10年，便有了「失落的30年」之說法。
何謂「失落」？簡單地講，就是日本這個在80年代曾因創造經濟奇蹟，而被美國政府視為「威脅」的國家，進入90年代後，其狀况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曾被認為「一級棒」，值得歐美師法的日本經濟制度，突然被貶為是「糟糕的」（soured），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亦出現了諸多問題。經濟減緩，某些年份甚至出現負增長。曾體現日本文化優越性的企業制度，亦即將員工和職業經理人的利益視為與投資人利益同樣重要的企業經營模式，其經濟表現似已不如以美國為代表的投資者利益為中心，經濟一旦下滑，馬上大量裁員的「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有效。日本的社會問題亦令人擔憂，比如年輕人已經失去了父母一輩的拚搏精神，耽於享樂，既無留學的意願，亦無創業的野心，淪為啃老的「寄生蟲」；男人掙錢養家，女人安心做家庭主婦的傳統模式，因男人收入減少難以為繼；生育率下降，社會老齡化，不少長者的生活卻陷入困頓；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然而，所謂「失落」，最主要還是指日本經濟泡沫的爆破，經濟榮景的終結，其他問題皆由此衍生。那麼，日本的經濟增長硬着陸是如何發生的？
美歐施壓
毫無疑問，美國雖視日本為盟友，但其政策卻總是優先考慮美國自身的利益，為此不惜以犧牲盟友的利益為代價。自1965年開始，日美貿易平衡開始變化，日本一改長期對美貿易的赤字，開始有了小量盈餘。進入70年代，日本產品大量湧入美國市場。80年代中期，日本對美出口總值已為美國對日出口的兩倍，美國每年對日貿易赤字高達500億美元之巨。面對入超，美國企業高層及工會强烈不滿，認為日美貿易不公平，指摘日本生產商在國內市場受到保護，並以高價出售產品，但在國外市場卻以低價實行傾銷，藉此壟斷國際市場。美國政府便開始使用政治手段，試圖遏制日本貿易的發展。美日經過多輪激烈談判，終於達成協議，日本出口商要「自覺」限制其對美國的貿易量，尤其紡織品、鋼鐵產品、彩電，還有汽車的出口。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法案，授權政府可以單方面認定日本或其他外國政府用不平等手段壟斷國內市場，排斥外國貨進口，作為報復，美國可以單方面懲罰該國出口商。美國媒體也開始攻擊日本，將日本人在美國房地產上的投資行為斥為要「買下」或「侵略」美國，甚至宣稱日本之經濟成就源於其「長期的陰謀」，意圖「控制全球經濟」。
但美國的貿易政策並未能限制日本對美貿易的增長，雙方的經濟依存度卻進一步加大。對於日本，1990年初，仍是一個經濟黃金期，與美歐的貿易順差仍在繼續，GDP仍以4%的速度增長，甚至有人戲言：「冷戰已終結，日本是最大贏家。」然而美國及其他G7成員國卻無心說笑，以「自由貿易」的名義，對日繼續施壓，逼其開放國內市場。進入90年代，美日雙邊談判主要集中在高科技產品。美國要求日本設定貿易限額，不許輸入美國市場的汽車及鋼鐵超越此限度。貿易的所謂「自由」，似乎只能在美國成為贏家時才能成立。
美國同時亦强迫日本為軍事同盟承擔更多責任。1991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儘管國內輿論或日本憲法都不許日本派兵海外，但美國敦促日本政府支持其軍事行動，最後日本捐出130億美元作為戰爭費用，是非波斯灣國家最大筆捐贈。不過，儘管美日談判時，雙方不斷使用恐嚇或反恐嚇手段，導致氣氛惡劣，但經濟對立卻並未發展成全面貿易戰。兩國建立了一個互動模式，即美國施壓，日本起初抗拒，繼而妥協。雙方最後都能化解爭議，未有訴諸提高關稅報復或單方面設限。
那麼，美國和G7的壓力是否導致了日本30年的失落呢？學者通常認為，兩者似沒有很大關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日本經濟衰退，不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後，美日之間持續幾十年的緊張關係，反而由此紓緩，同盟關係得以加强。
昏招頻出
不少日本研究專家認為，日本政局不穩，政府面對危機，驚慌失措，連續支出昏招，又不幸趕上了經濟多年高速增長後的下滑期，才是癥結所在。
經濟衰退的第一個象徵是股市出現熊市。這是為刺激投資及國內消費，大藏省高官主動採取的經濟政策造成的後果。官員們認為，地價與股價已飈升至一個危險地步，亟需收緊信用，以阻止投機性資本，並讓泡沫得以慢慢泄氣。他們實行了一系列加息措施，於是在1990年，東京股票市場的日經指數應聲跌至一半。被套牢的投機者無法償還債務，投資股票買賣的企業紛紛倒閉。高利率也衝擊了地產發展商，因無法支付急遽高漲的貸款成本，導致多個發展計劃流產。地產公司經營困難亦引發地價下跌，而土地作為借貸抵押的價值亦因此下降，最後地產公司接連倒閉，並引發惡性循環。地產公司破產又引起地價下跌，導致更多企業破產，泡沫被戳破。股市投機泡沫戳破後的負面影響，至1992年開始擴散。很多經濟部門都出現了不景氣現象。工業生產指數、房屋動工指數及批發物價指數紛紛下跌，消費者及企業信心動搖，股市於是再度暴跌。
此時，日本政府認為貨幣緊縮政策已經走過了頭，又回頭減息，多次下調利率，甚至低至1%，並在此後的20年裏一直維持此種低息政策。然而，低息政策為何無法如願刺激投資，復蘇經濟呢？學者認為是因為日本政府儘管出台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卻無力解決壞帳問題，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導致銀行與政府無法真正發揮作用。為恢復消費者及企業家的信心，日本政府於是從「市場經濟」轉向「凱恩斯主義」，大規模投資公共工程，如建造新水壩及高速公路，以期刺激經濟。至90年代，然而，公共投資彷彿杯水車薪，無法對市場形成足夠强的刺激。
同時，出口導向的日本經濟卻因日幣的升值而大幅減少。美元對日圓的匯率從1992年1美元兌換125日圓，大幅跌至1995年兌換80日圓以下。日幣升值，極大增加了日本產品的美元成本，出口成長減慢，自然無法如往昔般帶動經濟復蘇。同時，為了減輕公共債務的負擔，日本政府又開徵消費稅。因為選擇的時機不對，本已忐忑不安的消費者信心，再次因增稅而雪上加霜，消費意願再度降低，剛有起色的經濟復蘇馬上煙消雲散。還有，日本的生育率很低，政府又不願接受移民，勞動適齡人口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快速下降。在一系列昏招的影響之下，日本進入了一個漫長的不景氣時段，這就是「失落的10年」的由來。
借鏡日本教訓
在「失落年代」，日本的經濟並非持續下滑，時有升降起伏。如2006年以來，日本經濟曾緩慢但穩步地增長，惟新經濟增長迅速，傳統經濟增長乏力，增長的成果並不能讓全社會共享。儘管，德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日本，最近的利好消息卻是，日本股市飄紅，通貨膨脹開始取代緊縮，工資上漲，銀行亦17年來首次加息，經濟復蘇有望。於是，有人開始質疑，日本是否曾有過「失落年代」？無疑，該論述的流傳儘管廣泛，但揆諸史實，它無疑誇大了日本近30年來經濟的衰敗程度，頗有誤導性。
如今，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媒體又開始討論，中國會否步日本後塵，淪入「失落年代」？為避免失落，中國或許可以借鏡日本的教訓：衰敗的主要責任不在美歐，在內政。經濟學家Paul Krugman認為，日本在處理經濟衰退時的手法，其「優雅」（gracefully）堪稱典範，亦即在不造成大規模社會痛苦或社會不穩定的情况下，管理好一個經濟低增長的國家。如果衰退無法避免，那麼日本的這種社會凝聚力，也許正是未來中國所需要的。
（本文參考了Andrew Gordon的有關研究，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