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人,不是你想像的那麽理性!——悼心理學家康納曼

文章日期:2024年03月31日

【明報專訊】筆者每次跟學生介紹以色列裔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時必用這開場白:「康納曼在2002年拿了諾貝爾獎,你猜他獲得哪領域的獎?」當然有不識事的說是心理學獎,但更多是猜和平獎。當公布答案是經濟學獎時,大家會問經濟學跟心理學有什麼關係,探知的心就打開了。

康納曼從未自稱為經濟學家,但他的心理學研究卻改變了我們把人視作理性的假定,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使用他的發現,推動了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發展。

康納曼在上周(3月27日)逝世,享年90歲。在這人工智能時代,人到底如何思考,跟人工智能有什麼差異,誰更優勝?這些問題必定更加尖銳,更加迫切地需要解答。相信人們還是會拿着康納曼的著作閱讀和參考。何况,康納曼寫的可以成為暢銷書!

康納曼的人生

康納曼的父母是立陶宛猶太人,在1920年代初移民到法國,父親是一家大型化工廠的研究主管,生活過得不錯,但在德國1940年入侵法國後而改變。康納曼1934年出生於特拉維夫,即現在的以色列,當時仍是由英國託管之地。不過,康納曼的母親只是去特拉維夫探訪親友時誕下康納曼,他早年大部分時間其實在法國度過。他的父親於1944年去世,他們一家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居到巴勒斯坦。

康納曼為什麼會成為心理學家?這當然無法以簡單的言語解釋。但康納曼提過他跟許多猶太人一樣,關注人和語言,多於花鳥蟲魚的自然世界。他沉醉於人的複雜性,沒有好人是全好,也沒有壞人是全壞,對此他曾有親身經歷。在1941年末或1942年初,猶太人須戴上大衛之星,並遵守下午6時的宵禁。少年人和朋友去玩,結果玩晚了,回家時竟遇到一名德國士兵。當時康納曼的毛衣有大衛之星,他便將毛衣反穿。士兵叫他過去,激動地用德語對他說話,還打開錢包,向他展示一張男孩的照片,並給了他一些錢。

若我們假定人是理性或不理性,又或者是善良和邪惡,我們的行為恐怕很容易被預計。但正如康納曼在他的著作《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到人的許多決定其實受外在環境影響,比如天氣好或壞,是否快吃午飯,都會令我們的決定大不相同。

移居巴勒斯坦後,康納曼在17歲時到軍隊服役,他在那時候就決定要成為心理學家。他也關注人生意義的問題,但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的分別,在於前者會找出為何人們會相信某信念,而後者則更關心那信念是否真確。

他用了兩年時間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獲得第一個學位,主修心理學。畢業後,他進入以色列國防軍的心理學部門工作,負責評估預備進入軍官訓練班申請者的心理素質是否符合要求。1958年前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1965年,他發現人們背誦不同數字時,瞳孔會擴張或收縮,該研究成果發表在Science雜誌上。

不能不說的,還有康納曼跟另一位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合作。康納曼以「享受」來形容他們的合作關係,他們合作寫論文時總能找到樂趣,充滿笑聲。康納曼說即使他只是表達一個半成形的想法,阿莫斯也能理解它,甚至比他更清楚該看法。但彼此也是嚴格的評審者,所有愚笨的看法都會被摒棄。康納曼拿下諾貝爾獎,但他認為這應與已過世的特沃斯基共享。不過,著名作家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卻在《橡皮擦計劃》(The Undoing Project)一書中寫下了兩名天才如何由合作到疏遠的過程。

康納曼的著作

非心理學專業的讀者,未必會找康納曼的論文來看。但康納曼卻能將自己的研究轉化成受惠大眾的普及作品。2011年出版的《快思慢想》是當代經典。全書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區分了兩個系統(Two Systems),第二部分談捷思法和偏見(Heuristic and Biases),第三部分討論過分自信(overconfidence),第四部分說選擇(choices),第五部分討論兩個自我(two selves)。記得第一次看這本書時,深感震撼。也許讀哲學的筆者太沉迷理性,看到這樣闡述我們不怎麼理性的思考運作,而且有條理和有實證地講出來,實在是思維框架的大轉換。

康納曼的核心看法,是我們的思維往往受心理偏誤影響。我們傾向依賴不那麼花力氣的系統一(System 1),但系統一往往忽略可能性(probability),而只看是否相似(similar)。系統二(System 2)更依賴邏輯,較為緩慢且需要更多努力,會更注意到統計學上的機率。

比如我們已知道陳先生聰明但沒有想像力,讀書時數學成績好但人文學科弱。你認為以下哪句較合理(make sense)?

(1)陳先生是一個以爵士樂為興趣的人。

(2)陳先生是一個會計並以爵士樂為興趣的人。

系統一會選(2),因為我們會把沒想像力跟某些行業聯繫,但其實(1)的機率高得多了。

系統一喜捨難取易,它會將複雜的問題替換成簡單的問題。比如「我相信氣候變化嗎?」會被「我相信這個說有全球暖化的人嗎?」取代。

我們學習對的思考,難道不應該先知道我們其實習慣怎樣思考嗎?

2021年出版的新書《噪音》(Noise),台灣譯為《雜訊:人類判斷的缺陷》。這本書與策略思考研究者奧利維.席波尼(Oliver Sibony)、《推出你的影響力》(Nudge)作者及法律學者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合著。引言中,作者介紹了兩種錯誤。第一種因偏見(bias)而起,第二種因噪音(noise)而起。前者是一種系統性的錯誤,如果一支槍隊的子彈都射向左邊,未能命中,就可能是槍有問題;但如果是噪音,則可能是隨機因素,我們不容易找出原因,但卻始終出現我們不想要的差異,我們想要的當然是大家都命中紅心!

日常生活中的噪音

關注偏見的人多,關注噪音的人少。但日常生活我們有很多噪音擾亂準確性的例子。比如難民尋求庇護,可說是性命攸關,但有些審批庇護權的負責人只會批出5%,有些則批出88%,當事人的命運如何,可說相當靠「撞手神」。法官判案,有類似情况;老師改卷也一樣。

作者提供了很多建議,改善噪音問題。若我們想減少錯誤,應該在團隊裏安排人唱反調,或者做偏見觀察員。不過這個角色必定會很討人厭,未必可行。要做到作者稱之為去偏見(debiasing)和決定衛生(decision hygiene)的目的,其實最好就是如洗手那樣成為既定程序,洗手時我們不會針對什麼細菌,但我們都知道這一既定程序對我們衛生有幫助。若有一清單幫我們像運行程序般檢視我們的偏見,相信會更易為人接受。

然而給予人類改善的時間不多。康納曼也曾指出人工智能會比我們作出更好的判斷。心理學暴露了人的「混亂的思考模式」後,我們該如何自處?我們是否還像鴕鳥一樣,盲信自己能作出最理性、沒有偏見的決定?此時此刻翻看康納曼的書,或會令我們謙卑,從而尋找應對。

文˙曾瑞明

編輯•林子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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