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初見江冬祈（阿冬），是在一拳書館的新書分享會，她戴着藍色的帽子，穿著藍色的工裝外套和襪子，拿着麥克風談自己到日本和英國旅居共7年多的故事，旁人看來她是如此大無畏，她卻不停強調自己是個內向的人，若用現在流行的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又稱「16型人格測試」）來形容，她測出來大概是個「I（introvert，內傾）人」吧。抱着好奇心約她做訪問，她問要否影相，本以為她不欲出鏡才如此問，豈料她接着說：「要拍照的話，不如去中山紀念公園附近的海邊？」她說這話時莫名有種人生經驗豐富的穩重感。
沉悶工作中失去生活
訪問那天，她的裝扮跟新書分享會時一樣，藍色的，沉着的，如眼前波光粼粼的大海。「藍色的天空和海邊一望無際，有種自由、令人安心的感覺」，大海的顏色是她喜愛的藍色。很湊巧地，我們正坐在上環雨水抽水站外的藍色長椅聊天。有句諺語為「無巧不成書」，7年多的旅居生活，她遇上對深水埗情有獨鍾的日本攝影師K先生、在直島載她四圍遊玩的光頭大叔，還有視她如己出的70歲花恤衫老闆P等，這些緣分促使她寫下文字記錄，集成書封面也是藍色的《哪怕天色再暗》。翻開阿冬使用菲林相機影的相片，色調看着溫暖，她告訴我：「因為我只會在有光（線）時拍照啊。」也許是她習慣捕捉光線，總能在黑暗中找着一點光明。她續說：「影相要搵人靚的一面」。
大約10年前，江冬祈在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下稱「香港電視」）任職製作助理（Production assistant，PA），她起初是劇組PA，每天上班時間不固定，有時一天16小時，有時則一日5小時，視乎當日的拍攝輪到哪個導演和PA負責，「其實（我）不能輕鬆地放假，因為拍劇要連戲」，她要把工作交接給下一位PA，告訴他上一場戲的細節，包括演員服裝和道具，放假也要接聽工作電話，「問你上次怎麼拍」。她作為PA，主要跟劇組各人員協調和溝通，好奇她是否遇過特別難搞的情况，她嘆了口氣：「有些演員脾氣不太好，每天都要看他們的臉色，或者受氣。」就好像她約演員到現場拍攝的時間通常會比預期早一點，避免上一場戲提前拍好，下一場戲的演員未到，要整個劇組等，但這有時會令她陷入兩難：「有些演員可能『分分鐘都係錢』，你叫他提前一小時到，他就可能要推走一個job，若他來到現場未夠鐘開拍，他就會（埋）怨你。」
PA工作常要跟人溝通，想必她很會聊天，豈料她說：「我不擅長哄演員，我的話不多。」她說自己從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畢業時，找工作沒多想什麼，單純覺得要做學科相關的行業，有工作派給她就做，「而且真的很忙，每天睡不夠，沒時間思考工作和人生」。她有時連續工作7天，儘管可以補假，似乎也未能彌補她早已失去的生活，情緒變得壓抑，漸萌生到日本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的念頭。加上2013年香港電視不獲發免費電視服務牌照，決定解僱所有員工，她便從跑劇組的PA轉入另一電視台的辦公室排節目表，「是比較無聊的工作，準時放工，好似返（早上）10時至（晚上）7時，放工可以去學日文」。阿冬之所以選擇到日本闖一闖，源於兒時對日本的憧憬，她從小看日劇、動漫和電影長大，對裏面描繪的一切景象自是好奇，想看那白雪皚皚的富士山、以榻榻米鋪設的「和室」種種，抱着享受生活的心，展開她在日本的工作假期。
直島打工 發現世界之大
江冬祈在日本語能力試驗考獲N3級別，即具備一定程度理解日常會話的能力，不過她笑言初到京都，「其實去到也是聽不懂他們（日本人）說什麼」，那時她住在一間全是日籍室友的合租屋（share house），跟室友聊天時大多不懂裝懂，她不好意思請室友解釋，只好不斷以「哦、是」回應，在拉麵店做兼職服務員也不明白客人的需要，「一些簡單的工作，因為語言關係，對我來說都變得很困難」，她經常要請同事和老闆幫忙，看到同事多少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她心生壓力，辭掉這份兼職，當時老闆還鼓勵她：「你再努力一點，你就做得到，我們沒有覺得你做得不好。」
轉職東京 認識街拍
離開京都到直島，她在海邊一間餐廳兼任廚房助理和侍應的工作，遇到一位長期戴太陽眼鏡、踢拖，樣子活像黑幫老大的光頭大叔，他常開着綠色開篷跑車來光顧，也經常載江冬祈到小山和海邊，熱情地向她介紹直島的藝術品和建築，帶她坐船到附近的男木島遊玩，「那時我才看到原來天空那麼大（寬闊），大海是如此一望無際」。遺憾的是江冬祈雖然跟光頭大叔多次外出，應變得熟稔，膽小的她卻沒敢用菲林相機為他拍正面照留念，只拍了他的背影。
從京都到直島的旅程，她比較像度過悠長的假期，「因為我做兼職可以很輕鬆地辭職，而且剛到日本沒多久，經常想探索很多（新鮮）事物」。她想在日本穩定下來，毅然轉到工作機會較多的大城市東京。東京的繁華，跟古色古香的京都和充滿藝術氣息的直島截然不同。在東京，她遇到攝影師K，Ｋ讓她認識街拍的概念。
江冬祈與友人在東京高円寺（高圓寺）商店街上閒逛，誤打誤撞走進了一家賣二手菲林相機的商店，K是那家店的店主，K聽到他們在說廣東話，忽然用廣東話搭訕，說：「你好」，她跟友人感到驚奇，思量着K會說廣東話的原因，發現K很喜歡香港，尤其是深水埗，說深水埗那雜亂無章和吵鬧的感覺跟井然有序的日本大相逕庭。K先生在街上遇到得意的人和事，總會上前了解，邀請途人做他的街拍對象，阿冬久而久之也被他這份主動潛移默化。
疫間英倫閒逛 拍下成名作
在東京生活了幾年，江冬祈開始融入日本社會，工作算是上了軌道，生活變得安穩舒適，她卻不安於現狀，不想就這樣忙工作、放假去購物，一直這樣過活，「我是否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其時她到了三十而立之年，也是能申請工作假期的最後一年，她決定到英國生活。
江冬祈說她是個善忘的人，不時要看自己拍的相片才能憶起她遇過的人和事。不過街拍的習慣，是去英國才開始，因為那時正值新冠疫情爆發，倫敦封城，經濟蕭條，她一份兼職工作也找不着，只能隨處走走影相。害羞的她初時只敢拍拍風景，但只影風景了無生氣，她開始遠距離影人。一次，她在倫敦地鐵，看到地鐵上坐着一個帥氣小伙子，想把他拍下來，便向小伙子做了一個拍照手勢，小伙子微笑答應。阿冬把照片發布到Instagram，吸引了逾萬人讚好，奇妙的演算法把相片推薦給相中的小伙子，讓他和阿冬成為網友。
阿冬總遇到許多巧合，其中她形容2021年是「圍巾之年」，那一年她收到5條圍巾，其中有3條是她在倫敦工作的老闆P送的，說到老闆P，她十分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他如同她「在英國的老爸」，是江冬祈事無大小，情緒高低起伏時都會找他聊天的可靠存在，讓她知道原來老闆也是可以傾訴心事的朋友。聖誕節是個家庭節日，老闆P念及她獨自在英國生活，邀請她參加他家的聖誕派對；又在阿冬情緒低落時以他的生活經驗和智慧開解她。
同年她到正值寒冬的柏林旅行，她不敵寒意，走進一間店舖買頸巾，店家只收取現金和實體信用卡付款，她到自動櫃員機用銀行卡提款時看不懂德文，「不知道有沒有扣我（銀行戶口）錢，扣了我多少錢」，當下打開銀行的手機應用程式凍結銀行卡，連帶她的PayPal電子支付和手機的無接觸支付也不能用。
她正想放下手中的頸巾時，有一名客人聽到她的遭遇，主動提出替她付款，但阿冬當時無法即時用任何電子支付方式還款，那人跟她說：「不要緊，我送給你。」阿冬大為意外，「她未知那條圍巾（賣）多少錢，就說要送給我」。她告訴阿冬：「你感激我的方法，就是你要記住我曾經幫過你，他朝遇到有需要的人，你幫他就是在回報我對你的幫助。」傳遞那種pay it forward（不求回報，讓愛傳出去）的精神。
返港定居 被問為何回來
時隔7年多，江冬祈重返香港定居。離開時，身邊人問她為何要走，回港時，別人問她的卻是為何回來。她感覺香港這幾年的變化很大，對於這些轉變，與其留戀和追憶過去，倒不如學會接受。若說她離港時是帶着壓抑和厭惡，她現在回歸故里，更多是學習以不同角度欣賞這個地方：「我明白到一個人如果懂得（感到）開心的話，無論住在哪裏，都會找到可以開心的理由。」「當你待在一個地方太久，就會對所有事物感到麻木，需要有些新衝擊或新見識，讓你有一個新角度去看事情，我去過外國（生活）之後，明白香港也有好的地方。」譬如說在英國吃一頓好的索價不菲，她唯有自己下廚，「其實我不太喜歡煮飯。」回到香港發現這裏充滿物美價廉的食物。以前在香港，她只會吃她吃慣的東西，去她去慣的地方，但車仔麵、魚蛋河和米線以外，香港還有很多她尚未發掘的物事。問她會否一直留在香港，她有所保留，也是「行步見步」，而非「見步行步」。她說日本有兩句話：「沒有不會停的雨，沒有不會破曉的夜。」哪怕天色再暗，就等天亮 ，「不需要覺得一輩子都是這麼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