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拆解美孚新邨、中大歷史意義 跨商策略助香港起飛

文章日期:2024年03月31日

【明報專訊】美孚新邨與香港中文大學有何共通點?除了同樣於1960年代建成,兩者的發展均獲美國資金的直接參與。香港歷史研究往往聚焦於中英關係,美國與香港的互動一直未獲學界重視,而箇中促成者是一群擁有美國教育背景、因戰南遷的中國精英。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韓墨松(Peter Hamilton)將他們定義為「跨商」,藉撰寫《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一書,分析他們種種活動何以引導香港社會發展,以至讓香港這彈丸之地,對二戰後全球政經體系之發展產生影響。

精英憑「美國社會資本」發迹

「更資深的學者曾告訴我,不要研究香港歷史,你不會找到工作,就像這並不重要。」2012年,韓墨松開始進行《香港製造》一書的研究,其時在中國歷史的領域中,香港研究還未如現在受青睞,此城歷史往往被講述成中英兩國故事的一部分。他研讀歷史材料,卻發現香港從未被討論的一個面向。「在報紙上看到獅子會(Lions Clubs)、扶輪社(Rotary Club)的照片,其會員並非美國僑民,而是本地華人。」這引起韓墨松的好奇心:「他們為何想加入這個美國社團?他們從中得到什麼?」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大量難民赴港,其中的中國精英銳意在香港重整事業。這些人出自江南富商家族,入讀美國在華的傳教士學校,進而旅美留學。韓墨松尋得資料顯示,這批擁有美國教育背景的精英及其後代,在港以商業或教育方式,與當時日益擴張的美帝國體系合作。

書中所述人物包括唐氏家族(已故紡織大王、前政務司長唐英年父親唐翔千為一員)、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利豐的馮氏家族。他們動用美國社會資本(American social capital),如人脈與市場知識、文化熟悉度與美國國籍等,在香港大展拳腳。韓墨松提出全新術語描述這種跨太平洋的策略——跨商。

韓墨松的研究揭示在「跨商」策略之下,二戰後香港社會發展如何受美國影響,同時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及後推動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以下闡述兩個案例——美孚新邨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建立,反映在香港社會發展中被忽視的美國影響,以及跨商擔當推動者的角色。

個案一:美孚新邨「史無前例」

美孚新邨是香港首個大型私人屋苑,於1960、70年代分階段建成,以成為全球最大屋苑為目標。美孚新邨所在地本來是美國巨企美孚石油(Mobil)的石油貯存庫,因阻礙葵涌高速公路興建,政府提出換地方案作補償,不單撥出青衣土地供貯存庫搬遷,還允許美孚石油重新發展原址餘下的36英畝土地。當時代表公司與港英政府磋商的,是美孚石油執行董事宋啟鄖。其背景符合韓墨松的「跨商定義」:生於漢口,曾在美國聖母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留學,曾加入美軍並取得美國國籍,並在1953年移居香港。

當年美孚新邨這投資計劃在香港史無前例,更讓人驚訝的是,這是美孚石油在全球踏足地產發展的首個嘗試。時值1960年代,不難想像遠在美國的總公司會顧慮香港前路和政治穩定性,特別是1965至1966年間正推進美孚新邨項目之際,香港爆發銀行危機與社會暴動,嚴重打擊地產業。

象徵香港市民中產夢

宋啟鄖作為香港美孚的大班,極力向總公司推銷香港,打下強心針。「需要像宋這樣的人(對美孚石油)說:『不,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示威與其他不穩定因素已經過去,你應該向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投資數億美元。』」韓墨松在書中提及,宋啟鄖為訪港的美孚主席華納(Rawleign Warner)設宴,眾星雲集。而在興建美孚新邨的過程中,宋邀請其他親美移民精英參與,由江南移民葉庚年兄弟的建築公司負責第一期工程,由此可見跨商網絡的實踐。

美孚新邨最終獲得豐厚回報,其樓價亦節節上升,同時象徵香港市民的中產夢。成功案例促使美孚石油改變在全球的營商策略,積極投資房地產,將剩餘的工業用地重新發展成利潤豐厚的住房。韓墨松指出,香港當時處於全球經濟變革的前線,傳統石油公司轉型,從副業(如房地產)賺取巨額利潤,加上資產金融化,這些全球趨勢一般追溯至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卻早於1960年代末在香港發生。「香港不間斷重建,以及房地產市場繁榮蕭條周期,迫使人們非常仔細考慮在哪裏投放金錢,如何從這裏的土地獲取最大利潤。」

其時香港屬於英國殖民地,本地行業領袖不斷引進美國資金,難道不會為港英政府帶來顧慮?韓墨松分析若單看商業世界,港英政府大致支持美國投資香港,「為何所有商業策略可行,部分原因是政府根本不妨礙他們」。置身冷戰時期,港英政府的不干預更顯獨特,韓墨松認為部分純粹是出於務實(pragmatism),「他們理解這對香港經濟是好消息,最後他們(港英政府)也會因經濟成果而獲得榮譽」。

個案二:中文大學培育大量人才

然而在香港高等教育的戰場上,港英政府對於美國影響力的關注則相當明顯。政府一直堅守以英語主導高等教育,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學正是採納英式教育。與此同時,南下的知識分子於香港設立華文高等院校,一直得不到港英政府認可,只能尋求其他資金來源。至1956年,香港共有9所「難民學院」,大部分獲美國與國際組織的資金或支援,包括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新亞書院、浸會書院等。這些學院從課程設計,以至教學人員都深受美國影響,畢業生亦大多轉往美國留學。

「香港政府當時本質上是試圖控制局勢,因為難民學院已經變得愈來愈以美國為導向。」港英政府提出將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成立港大以外第二所大學,即香港中文大學。時任港督柏立基明言,這些院校充滿美國風格,但他仍然樂觀,認為(美國化)情况仍有轉機。美資對於中大的建立影響甚大,其中一例是首任校長的任命。李卓敏本來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薪金比中大為高,直至亞洲基金會應允暗中補貼其薪金之後,李才同意出任中大校長。

開辦東南亞首個MBA課程

縱使李卓敏並沒有投身商界,書中仍將他列為跨商。韓墨松指出,「跨商」是一種策略,而非身分。李卓敏一直強調中大國際化的一面,曾經說過要令國際對中大感興趣,才能取得建設全新大學所需的人力與物力,這正正意指跨商策略。

時至今日,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為人熟知,攻讀MBA儼如身分地位的認證。MBA源於美國,英國1960年代並沒有此學位課程,所以港英政府反對李卓敏建議在中大開設MBA。擁美國社會資本的李卓敏並沒有理會,反而與紐約嶺南大學信託基金達成協議,由後者資助中大成立「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開設為期兩年的MBA,此為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由此可見,美國資源協助李卓敏得以與政府保持距離,自主實踐對於中大的期許;同時美國的商業知識、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力,憑藉香港高等教育傳播至亞太區。

當時在英屬殖民地之中,香港是極少數擁有多於一所大學的地方,中大更是英聯邦或英帝國以內,第二所不以英語為單獨授課語言的大學。1950至60年代香港蓬勃的製造業,主要受益於從內地引進的知識與資本;到70、80年代,兩間大學為香港培育大量人才,是香港得以快速轉型至知識型經濟的關鍵。

香港特殊歷史不可複製

上述兩例刻劃美方、港英政府與跨商之間的互動,每一步均牽連香港社會,乃至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中國這關鍵角色尚未着墨,事實上打從落實改革開放國策,不難發現中國十分歡迎跨商投資,期望他們帶來專業知識,以及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的通道。建築大亨胡應湘在中國的高速公路發展項目屢遇阻力,他親自駕車帶6名廣東官員遊覽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跨商促使美國模式輸出世界,同時直接把中國帶到世界。

跨商的影響力亦獲中國當局重視。1984年6月,香港總商會首任華人主席唐驥千率團訪京,與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會面,討論九七香港回歸事務。唐和鄧來自非常不同的背景,然而韓墨松認為他倆同樣務實,並且彼此認知到這一點。唐驥千回港後決定相信鄧小平,願意留守香港,象徵中共與香港精英階層就一國兩制達成協議。

剝削環境造就輝煌經濟

書中描述的世界,與2024年的香港以至國際形勢存在巨大差異。中美角力陷入困局,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甚至主張「全球化已死」,今天閱讀上世紀的跨商故事,意義何在?韓墨松重提社會資本的力量,「即使在1960年代,當以談判抗衡英美保護主義,社會資本和網絡也是有用的」。那時候也有一些英國和美國紡織廠不喜歡香港的廉價產品,試圖阻止其進口。「過去和現在,這需要深耕細作,並且需要願意踏上旅程的人去華盛頓等地,參加會議,與不一定友善的人談判。」再加上跨商承受其時如韓戰、越戰等區域緊張局勢的壓力,韓墨松認為他們務實、親商界的心態更為可貴。

「我會說(香港特殊的歷史)是不可複製的,這是為什麼我抗拒使用類似『香港模式』的詞語,因為這是非常偶然的。」韓墨松指出,大部分英屬殖民地的經濟表現不佳,可見英國法律或貿易體系本身並不足以帶來成功。一連串歷史條件看似不利香港發展:國共內戰、美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大英帝國最終瓦解。然而跨商利用其知識、資本及至關重要的人際網絡,把握新資本主義體系的機遇,為自己及香港搶奪先機。這絕對非易事,尤其香港1971年才實現免費小學教育,直至2010年前不設最低工資。韓墨松提醒,我們在談論的是一個剝削勞工的環境,香港輝煌的經濟成就乃一個時代的產物。

跨商懂英語又具備美國人脈,為何選擇在香港扎根?韓墨松經過研究有以下結論:「之所以留在香港,因為他們認為香港『充滿活力』——他們經常使用這個詞語,而且(香港)支持廣泛的跨國活動。」歷史告訴我們,香港要忠於其根本原則,這些原則一直深受歡迎,就是對不同背景的外來者均抱持開放態度。

文˙ 朱令筠

{ 圖 } 季風帶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朱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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