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本地樂隊RubberBand 10年前到過非洲津巴布韋探訪。看過貧窮及糧食短缺問題後，融合非洲敲擊樂元素，回港創作We are One。今年初，他們再到更受天災和人禍影響的索馬里蘭，震撼依然，卻沒有帶回索馬里蘭音樂，因為當地音樂文化曾被打壓和受戰亂摧毁。但若聽者有心，暫時缺席的音律，或可帶來更大迴響。
獻唱10年前「非洲之歌」
低音結他手李兆偉（阿偉）說，10年前後到非洲的感覺很不同。他形容索馬里蘭人比較怕醜和內斂，津巴布韋人較熱情，「上一次感覺好musical（音樂劇），所有人都玩音樂，有敲擊樂，even（就算是）農夫welcome（歡迎）我們的時候也在唱歌」。
RubberBand今次到訪索馬里蘭首都哈爾格薩（Hargeisa），阿偉稱當地多是較粗獷的水泥建築，很少有高樓大廈。市區有繁華的市集，也有士多，但離開市區後就會看到土地貧瘠。「這裏的泥土經常都儲不到水，河流常常是乾的。聽當地人講雨季經常flooding（水浸），但到了旱季就幾年都旱。」
這對樂隊的歌常常與社會議題有關，曾為香港非裔寫下《細街盃》，知道部分難民「戰爭飢荒老家在痛」；在《城記》呼籲保育；近年的Ciao和《未來見》則對應港人散聚。鼓手黎萬宏（泥鯭）解釋，他們傾向將自己關心的議題融入歌曲，因為最觸動自己，「just happen（只是因為）觸動我們的，不單純是情情塔塔，而是其他」。
阿偉說，10年前去津巴布韋後衝擊極大，看到貧民艱苦住泥屋，差點要把所有隨身物品送給他們。結他手馮庭正（阿正）身處當地時，已在寫「饑饉三十」主題曲We are One。主唱繆浩昌（6號）認為，這不止是履行責任，他們真的很想用歌曲託付自己的感想。
到索馬里蘭一間小學探訪的時候，樂隊3人沒有帶結他，轉而教當地小學生𨂽地和拍掌，互動地唱這首非洲之歌。「透過翻譯，我純粹話這首歌是10年前去另外一個非洲地方，回來之後寫的，本來只打算回港某些演出裏唱，可以再一次去非洲，還要親身唱給非洲人聽，是非常幸運。」6號說那天他一邊唱，一邊流淚；但被小學生笑男兒不應掉淚。
當地音樂少被記錄 「音樂人匿埋做」
今次非洲行，他們乘車到境內流離失所者營地（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Camp，簡稱IDP Camp）探訪難民。車程中，阿偉了解到司機的歌單，是幾十年前的歌。記者本想追問，索馬里蘭的音樂是怎樣的？阿偉卻因為語言隔閡，記不起這些歌曲名字。6號補充，索馬里地區鄰近中東，歌曲常有阿拉伯味道，大多是「pentatonic scale（五聲音階）」的音樂。
令泥鯭忘記歌名的更重要原因，是索馬里蘭的音樂少有被好好記錄。記者到YouTube搜尋「somaliland music」，找到1970和1980年代風靡索馬里地區一時的Iftin和Sharero Band等樂隊作品，卻找不到正式的翻譯歌詞，大部分亦未被串流平台收錄。打開識別歌曲程式Shazam，未必會找到；問當地人，又不一定有中、英文歌名。
6號說，「索馬里蘭因為內亂問題，好多年前音樂被ban（禁止），他們某年代之後才可以玩番音樂，所以你話索馬里蘭有什麼音樂令我很記得呢，我是講不出。他們的音樂，有光輝的年代，但又被中斷過，音樂人要匿埋去做」。從音韻入手，泥鯭就聽到不少索馬里蘭歌曲的弦樂樂器，是「中東樂器大王」、結他的前身烏德琴（oud），「是很raw（原始）、很古老的聲音」。烏德琴沒有琴格，彈奏難度高，但適合表現顫音和滑音，而且中低音渾厚。
抗爭音樂人 民運中獻聲
翻查歷史資料可見，英屬索馬里蘭在1960年脫離英國而獨立，又在同年與意屬索馬里蘭合併為「索馬利亞民主共和國」，1969年軍閥Mohamed Siad Barre上台並實施軍事獨裁，爆發長達20多年的民族運動。
Barre上台後，除了少數被官方認可的音樂，其他音樂被禁止；這反而成就索馬里蘭黃金音樂年代，促生不少抗爭音樂人，包括在戰亂中為民族運動獻聲、得到「鬥士」（Halgan）稱號的Sahra Halgan。她與當年不少索馬里蘭音樂人一樣，在1990年代初選擇躲避內戰，離開家鄉，居住法國里昂20年，終在2013年回家。英屬索馬里蘭在1991年獨立為「索馬利蘭共和國」，但仍未受國際普遍承認。直到現在索馬里蘭仍有部落衝突。
1991年發生的內戰，摧毁索馬里蘭黃金年代的音樂。Halgan回國後成立的音樂展演空間Hiddo Dhawr（意思為保存文化），一度是索馬里蘭唯一的現場音樂表演場地。近年才有唱片公司（如Ostinato Records）和網民，開始追溯和保育1970至1980年代的索馬里蘭音樂，如Iftin的唱片。由於索馬里蘭音樂人的離散經驗，他們的音樂混雜不同風格，有流行、搖滾、Bossa Nova、爵士，歷史上亦受印度、東南亞甚至中國影響。
在名為Geed Abokor的IDP Camp，6號看到難民用膠袋、破布、鐵皮和樹枝，東拼西湊搭成帳篷。那裏缺水缺電，衛生環境惡劣，不適宜長期居住，但不少人不知道要留在這裏多久。「人禍天災都有，之前以為難民是因為他國戰亂跨境過來，但IDP Camp是境內流徙，可能因為生活不到，牲畜因為天災死光，或者派系衝突令本身住的地方不適宜居住。但這裏也好不了多少，十幾人住在幾十呎的地方，每家因為宗教文化問題生好多個，但母嬰健康支援不足夠。」
阿偉認為宣明會的「農民管理天然資源再生」計劃，讓牧人可以在沙漠種出草坡，是授人以漁的方法。不過不少項目要長久維持，需要更多資源，一下子改變很難。泥鯭則比較樂觀，他在職訓中心問學生日後的理想，「有人話要做飛機師，有人話翻譯，甚至官員，服務自己地方」。而職訓中心有個教師，本來在中國內地讀電腦科學，懂得幾文幾語，也懂編程，但沒有選擇留在中國發展職涯，反而回國服務同胞，教他們怎麼做電子商務。
連結遠方 當「信差」帶議題給聽眾
We are One第四句向聽眾提問「饑荒的照片 張貼於這都市每天都打照面 行過了 誰看見」。宣明會5月底會在啟德商場AIRSIDE辦索馬里蘭之旅展覽會，但忙碌工作的港人，看到這些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事情，會想到什麼？6號感嘆，因為這幾年疫情和再之前的社會運動，自己近來看多了飲食影片，是一種對現實苦難的逃避。但他認為不能讓自己懶惰，完全避開，不看苦難，「生而為人要知道」，「未必能夠理解晒，但不要話一句就話『係咁㗎啦，非洲人天生天養』，這樣是很麻木的說話」。
受Beyond啟發，他們認為自己是信差，把自己關注的議題帶給聽眾，讓人們對流行音樂有多個選擇，可以不止是amusement（娛樂）。阿偉說：「10年後的改變是更累了，但我們可以做到的仍然是寫下歌，如果可以連接到遠的地方就足夠。」
Rubberband自2008年推出的專輯Apollo 18起，用英文字母次序為每張新專輯命名。去年他們用西班牙語Juntos作碟名，意思是「together（一齊）」。J之後是K，會是knot（繩結）、kite（風箏），還是kindle（燃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