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rt D:(十六):批住㬹講香港——訪甘詠雯

文章日期:2024年09月22日

【明報專訊】甘詠雯讀建築出身,是我教書時的舊同事,共事只一年多,但對她的爽直印象很深。一段日子沒通訊,近日重新聯繫,她現在是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漢學系助理教授,專研東亞後殖民建築空間,例如台灣人如何改造日本留下的神社,她曾給我看一張照片,屏東一個阿婆把神社一個石燈籠拿回家起灶頭,灶頭邊因此刻着「奉獻」二字。更有意思的是,她現在應是歐陸唯一每學期在大學開辦香港研究課程的香港人。

阿甘說當年對我有印象,是做同事那年有晚一起外出去玩,形容我聽到她說希望返歐洲後,用一個不冒犯的語氣問:「返?」言下之意是她在英法讀書不過幾年,在香港時間遠遠更長吧?

人生難料,阿甘後來去了德國Bauhaus讀博士,長此留在歐洲生活十幾年,果真「返」了歐洲。阿甘說話富畫面,跟她前後zoom了6小時,最後記住她這個自畫像:「要在歐洲批住㬹講香港,唔講,就冇人幫你講。」

郭:最初為何選讀建築?

甘:我其實對起樓興趣不大,只是中六時去了參觀港大建築系studio,門口吊了一張很大用行草書法寫的「建築夢工場」,覺得好靚,也嚮往讀建築可以畫畫、砌模型、寫書法,但又不覺得自己可以A-Level 3條A入到中大港大建築系。後來去金鐘學英文,有個很靚仔的同學熱心地叫我無論如何要報幾個high dip,還拿表格幫我交錢報了名。本來以為與archi無緣,命運卻把我帶去城大讀。

郭:之後怎樣?

甘:在城大讀high dip建築的3年遇到好老師,第四年因老師推介想去利物浦讀top up。當時媽媽將爸爸留下的所有遺產給我和家姐讀書,無視姨媽姑姐都叫她買樓的「正道」,結果夠我勉強在利物浦讀到畢業。成為建築師的步驟有3 part,完成碩士才是part 2,讀完兩年後,已經很窮。在物價超高的英國工作了兩年半,一點錢也儲不到,生活艱苦,想到唯有回港讀碩士會有grant loan,便申請中大,但第一年就由倫敦辭職直接過巴黎exchange讀建築,之後才回港完成碩士。

由起賭場到起高鐵

郭:研究什麼?

甘:碩士論文研究立法會,因當時建議是將它改建成終審法院,另起政府總部,我就好奇是否一定要這樣。2006年,香港仍有好多法輪功信徒在立法會外練功和展覽,都過了九七,仍可這樣,覺得幾勁,心想這樣可到幾時?

然後便拍片記錄,也訪問路過的人,不知應怎樣剪輯。老師看了火滾,說我們是建築學院啊,你為什麼在播片?但其實在巴黎時老師就是這樣教。也有人質問,「做咩要影佢哋啫,我覺得法輪功好煩!」大學體制本身就是殖民產物,老師完全不理解我想做什麼,雖然平情而論我也不確定,但就是覺得沒人可幫我一把,讀得非常痛苦,心想幾時才可再離開。

結果沒法如期畢業,幸好有兩個大俠一樣的同學喜歡我做的事,覺得帶來新氣象,出手幫忙畫圖和砌模型。就在這段時間,有舊老師介紹我去教書,才認識了你。最終延期畢業,同年的人很快找到工作,咒語在腦中來臨:「不如正正經經搵番份工。」很快有回音,心想反正出賣時間和靈魂,就決心賣給出價最高那位。

那是間跨國大公司,給我最大教訓是「you don't present yourself less than who you are」。因我說什麼都願學,別人就真會隨便扔些東西給你做。我被帶到樓下,director看來污糟邋遢,恤衫跌出一邊,我心想你多久沒回家,身世都design不好我怎交幢樓給你設計?建築工程是某賭場,桌上放滿模型,他興高采烈地介紹,紅色這邊是喜馬拉雅山主題,藍色是阿爾卑斯山,心想,你有沒有讀建築的、哪間畢業?電梯四面是鏡,已經想哭,我在英國及歐洲經歷這麼多艱辛,回來就起這個東西?怎對得住Rem Koolhaas?

郭:誰?

甘:荷蘭當代建築師,寫過一本叫S,M,L,XL的書,過千頁厚,《聖經》一樣,我們那一代會講笑要將手放在書上宣誓:「我要做一個好的建築師。」電梯已到地下,阿媽在對面麥當勞等我,見面我就立即哭出來。她只說,「唔緊要㗎,唔請你,搵過下一間啦。」我哭得更厲害地說:「唔係啊,佢請我啊……」

郭:畫面好厲害。

甘:還是要解決。跟阿媽商量,最終打去人事部說,我是教徒,弟兄姐妹不贊成我起賭場。

郭:哈哈哈!

甘:真慚愧,犯正十誡第二條。但果然被安排另一project,去起車站。聽到當然覺得開心,車站肯定好玩,但開始做就覺得不對路。咦,朱凱廸他們已差不多出來反對了。

郭:簡直峰迴路轉。

甘:是,滿手鮮血,但辭職的契機不是這個,我不想扮正義。做了3個月,體能要求太高,經常通頂,在公司3日沒涼冲。大家都戰戰兢兢,老細稱讚過某個人他就會被簇擁,我這些沒被讚的人就被擠到一旁,有同事甚至問:「你幾時返英國啫?」

郭:但社會有這樣大的反對聲音,當時有沒有心理掙扎?

甘:那時是2008年,反高鐵還未大規模,而且那時連新聞也沒時間看,日日頭痛。之後我被放逐去office一角投閒置散,有時上網做自己事,當時很仰慕辛苦讀完博士的姐姐,看見Bauhaus有一個博士課程,做Urban Heritage(都市遺產),便整理碩士時想過的東西變成研究計劃遞過去。收到offer時開心到哭了出來,Bauhaus喎,真正的建築夢工場,不用起高鐵了。

在德國研究天星碼頭

郭:在Bauhaus讀書的經驗是怎樣的?

甘:首先是好彩考到DAAD獎學金,Urban Heritage課程只有五六個學生,不算很有結構,純粹看你想設計一個怎樣的研究給自己做,有一個老師指導。但我整個動力來自逃離香港,只因工作太慘,城市也不太容許人太不同,可能說話慢點、走向不一樣,已有好大壓力,所以在德國多了空間,慢慢才摸到究竟想做什麼。

碩士時研究立法會改建,覺得成熟社會的公眾應該參與討論程序,人才會對這地方有歸屬感。到要定PhD研究課題,則選了剛給拆去的天星和皇后碼頭,緣起可能是曾在2006年中大一個課堂上探討過,當時感覺上不想拆走,但要我講多些原因又講不出來。這種沒辦法解釋得清楚的不安,變成我在Bauhaus研究和日後做學問的出發點。

指導老師對我影響很深,他說做一個好的研究員,其實就是一個字:empathy(同理心)。讀建築時接觸到的理論都是風格為主的,多看外表,什麼時候興什麼,很難拿出來跟其他學科溝通。指導老師則是一個social scientist,理論紮實,教我做narrative interview,想幾個問題跟人傾偈,任他滾下去,我就這樣返香港做考察。

郭:又「返」香港了。

甘:哈,又有阿媽出場。有一日她和姐姐去歷史博物館參加導賞時認識了其他參加者,想起我打算分年齡層研究香港人對天星皇后的想念,雖然她是個害羞的人,也主動問一些長輩可否受訪。因這研究我才開了眼界,更深入認識戰後嬰兒一代,知道他們的矛盾是什麼。例如一個港大舊生說,天星鐘樓不可拆,因為他讀中學時是天文學會會長,放學坐叮叮,聽到鐘聲就知要落車,去大會堂找天文學的書,那是美好回憶,對比香港社會只崇尚物質追求、不問精神意義,這激發他去做點事回應,曾寫信給曾蔭權、警醒香港政府不應發展先行,又組織過一些燭光晚會和靜坐、叫人簽名等等。

朱凱廸曾指出天星皇后和愛丁堡廣場是幾場社會運動的地點,蘇守忠在這絕食,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運動在這裏發生,於是問這位長輩,大學時知不知道這些事,他雖知道,卻不以此為不拆的理由。阿媽只叫他遠離政治,入港大就只為四仔,老婆仔、車仔、屋仔、囝仔。問他怎看有些年輕人直接行動去爬推土機,用身體停下清拆,他又說不行,我們和平理性嘛。總之捨不得,但又沒能做些什麼。

郭:「和理非」不是再後一點、2014年前後才出現嗎?

甘:不是,那時已有。就是一直存在,在2014年更浮面。

郭:但你做這研究時天星皇后已拆了,心情是怎樣?有沒有回答你最初那種不安?

甘:可能要到博士論文答辯時才更清晰。一位我很尊敬、來自海德堡大學我另一位論文指導老師說,在你的作品入面,我看見香港人的尊嚴。一句話就講了,想起友人蘇珏講得好:「唔係你話拆就拆㗎喎。」跟很多成熟民主國家一樣,事情最後總要有個定案,未必滿足到所有人,但到底是怎樣達到這決定呢?有認真討論過嗎?但現在看來原來已經不錯了。當時的論壇,朱凱廸仍坐林鄭旁邊,對話雖然九唔搭八,但起碼叫有討論,也是持續爭取這尊嚴的一部分,這也變出我之後的研究。

一個地方的底氣

郭:回望都很久遠了。

甘:是。天星皇后的建築有其冷戰背景,為什麼不用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語言,為什麼不是傳統中國建築的大屋頂,而選用看來沒什麼文化根源的International Style來起?這與葛量洪想將戰後香港描繪成國際城市的形象貫徹,全部有原因,但我們不窮追猛打就很難知道。

我那時用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理論,他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空間的生產》)講空間有3個方式,其中一個是「lived space」,被群眾「演活」,天星皇后整個建築是殖民空間,6個港督乘坐「慕蓮夫人號」或其他皇家遊艇在此登岸,經中軸線過愛丁堡廣場閱兵,衣著光鮮,打鼓奏樂,然後入大會堂履新,演出一樣。但這6個人以外,好多人在這活過自己的人生,是屬於香港人的,跟英國完全無關。假如盛載庶民歷史的地方拆得就拆,我們很難有落腳點去講香港歷史,豈非太沒底氣?

我去年在台灣中研院訪問了一段時間,更覺得底氣重要。由30年前開始,許雪姬老師掌管台史所後,就一路做白色恐怖的資料蒐集,為以前受害的人平反,做二二八期間的報紙資料選輯和口述歷史,不止她,整個所由以往以中國歷史做主軸、台灣史只屬地方史,變為以台灣人的視覺、台灣人為主體去寫歷史。台灣人用了很長時間去認識自己的文化歷史,社會縱有各式問題,但起碼暫時可以實現民主社會。我對香港很心急,東西愈斬愈多,走散了許多人。

郭:天星皇后之後的例子又如何?

甘:主教山配水庫的故事特別有意思。那次民間反對聲勢浩大,死不放手,短時間內集合了最頂尖的學者專家,也籌到很多錢,做了一本二百多頁的報告書。正值2020年頭,風風火火,政府覺得這步可以讓,但當中的公民力量的確很厲害,就像我說要在過程裏爭一口氣。

單單說是戀殖未免太結果論,你看台灣人,指他們戀殖其實完全放錯了重點。我在台灣訪問過一個當時112歲的長輩,記得她說,敵人是美軍,空襲時她左手拿着一袋米,右手抱着兒子逃難。日本人投降後,見到國民黨士兵在基隆登岸,不是沒憧憬過中國人來接管,但打勝仗的國民黨上岸時卻衣衫襤褸,緊接就是政治和文化上的種種打壓。他們不是要戀誰的殖,而是為何一個衰過一個?

郭:博士之後怎樣?

甘:在Bauhaus時我是兼教「中國城市」的,其實也不太懂,也是邊學邊教。畢業後在原校留了兩年,本來在找研究的工作,但命運竟把我帶到了哥廷根大學漢學系教中國城市。那裏跟建築系完全不同,德國建築系一般不在傳統大學裏面。有人說Bauhaus是大學也只因它是Bauhaus,咬住個legacy。

入圍歐洲學術奧斯卡

郭:有建築被看輕的意思?

甘:對,有時被人覺得不入流。只是一旦把空間放在歷史和社會一起思考,便不一樣。

台灣神社研究能成事是因為Max Planck Institute(MPI),類似台灣的中研院,我那時膽粗粗走去跟所長說在做這研究,想他給予意見,準備日後申請資助。哥廷根其中一個MPI分部研究多元種族及宗教,所長是研究印度及中國的宗教的知名學者。他聽我說後,震驚台灣有那麼多神道神社,我說台灣人也未必知道。他問我有沒有興趣留在所裏在他麾下做研究,於我簡直是天跌下來的禮物,那段日子常去台灣和日本考察及參加學術會議,才切實明白台灣以前真是日本殖民地——記起小時候爸爸說李登輝是日本仔,但歷史上那些千絲萬縷完全不懂,殖民地教育也不會提。

但當時是2018年,「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已經開始慢慢受到關注,有人會跟我說別做了,這些都是廢話,不全都是中國研究,我聽了也覺得愕然。我們不是在談多元嗎?

2019年6月,哥廷根有很多同事及學生關注香港的事,我聯同兩個由香港來的碩士生辦活動,討論一國兩制,從文化、經濟、法律角度,看看可以怎樣理解反修例運動。但懷疑當時有人一直扣起了活動宣傳,到活動前兩日,才有另一位同事介入將newsletter送出,一個小班房結果來了五十幾人,連走廊都站了人,還要是那年哥廷根最熱的一天。中途竟然有人舉手問:「Dr. Kam,你們是否宣揚港獨?」我心想,哇,並反問他說,大家不正正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討論這件事嗎?幫手的香港學生聰明,說如果你要討論這件事,可自己搞一個論壇,不用騎劫。由那時開始,我覺得自己身處的也不單純是個學術自由的環境,你不知道你的言行會落在誰人手上,怎樣被挪用或歪曲。

記得寫研究計劃書時是2019年9月,桌上幾個熒幕,一個看着香港直播,另一個screen就在寫計劃書。那時關心的是殖民地和權力機關對人的控制,平常日子那些本來facilitate我們的東西,到了特別時刻卻可control你,就像城市、公路設計,甚或一張八達通已可記錄你所有行蹤。空間、法律和教育都一樣,例如我們要學中史和西史,但就是沒香港史,自有他的原因。

2020年是我在哥廷根最後一年,將這個研究台灣和香港的計劃書投到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探討殖民建設在後殖民時代的經歷。競爭十分激烈,入圍已如奧斯卡被提名般困難。

郭:結果怎樣?

甘:入了圍,但因COVID,歐盟唯一一年沒請入圍者親身到布魯塞爾面試和報告,最後沒成功,很可惜。我經常想what if,假如有機會面試,就可將香港和台灣議題放上這樣的層面去討論。

郭:你是哪年去維也納?

甘:2021年。漢學系內,關於香港和台灣的研究並不是主流。我去到就鐵了心,每學期最少要開一個香港為主的課,這是只有我才可以貢獻的,反過來說,漢學系內位位是中國專家,中國好聲音已夠雄壯。我想要包括自己在內更多人看到香港和台灣,不止建築和城市空間,很多東西都會教,譬如飲食和文學。

《花樣年華》與豉油西餐

郭:課程名稱是什麼,可舉些例?

甘:其中一課是「The Fishing Village, the Metropolitan and the In between: the introduction to Hong Kong and its Making of」,由所謂小漁村的論述講起。另一個則是「Introduction to Hong Kong Culture: the Elements, Juxtaposi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也開過一個碩士課,叫做「Urban Life and Urban Death:Cultures in Hong Kong」,講香港的生死、戀愛、飲食空間。

郭:歐洲學生對香港研究的興趣如何?

甘:高啊,許多因2014年雨傘運動後留意香港,想知道現况,加上是漢學系,尤其女學生會想知道香港的飲食和電影是怎樣的。

郭:尤其是女學生?

甘:歐洲很捧王家衛嘛。也很多人對香港食物感興趣。在歐洲雖找不到港式咖喱魚蛋,但有雲吞和點心。也有另一原因,很多人COVID前會去中國實習或當Au Pair(互惠生),簽證停留只限3個月,所以每隔一段日子就要去香港過過水,續簽後才可回去。

王家衛也得意,許多戲裏的文化元素都不屬當代,時間線就延長了許多。問學生喜歡哪部,通常會答《花樣年華》,他們也大概意識到,香港跟他們要學的中國有點不同,而且來教的這條友又是香港人,所以會更好奇。

郭:你會怎樣歸納你在歐洲教香港的經驗?

甘:這是我自己認識香港的修煉。太早離開香港了,原來很多東西愈看愈着迷,也發現有那麼多厲害的學者在研究香港,例如之前讀到有人探討茶餐廳的特性,說那是個殖民地產物。戰後城市發展快,那杯奶茶要夠濃熱量夠高,工人才能補充體力,同時卻又是一種對殖民統治者的仰望,喝茶是殖民者的日常習慣,但他們的紅茶不一定合我們胃口,所以就將各式茶葉混在一起,可能來自印度等殖民地,也可能包含普洱;鮮奶不那麼易得到,又難在炎熱的天氣保存,便得改用淡奶。

我從小喝到大的東西,那些庶民的日常生活,緣起原來是這樣,可以放在一個世界和歷史的脈絡裏解釋。我從這些東西一直去認識自己的文化,雖然現在只得個恨字,有時就看看「米紙」講太平館豉油西餐。除了香港人,誰用豉油來煮西餐?

將香港擺上學術舞台

郭:最後我這樣問吧,現在你是一天一天離香港更遠,只靠記憶來聯繫,會否懼怕自己做的香港研究會愈來愈虛?

甘:虛啊!暫時只能依賴讀書和港台朋友來尋找那個節拍。但我經歷的香港並不虛,仍然有很多可能性。要把它好好記錄並呈現出來,也不能只有我知道。

人不在香港,不覺得自己十分香港人;也不會自覺是德國人,雖然我喜歡德國。這中間的情願或不情願,距離和清晰感也是我覺得可以保留的,珍惜那種可以從任何東西即時入、即時出的自由。現在我想做的,就是批住㬹將香港擺上學術舞台,因為如果沒人講香港,香港就沒人講。日日都有新事,烏克蘭、巴勒斯坦,來不及等你講香港,今日不講明天已不能講。力量雖然微弱,但也想試試,特別是德語世界的人可能安樂得太久了,不會覺得權力如何一邊facilitate你又一邊control你,我希望這種敏感,可以在我教育的過程分享出去,也希望下一代人能有多點希望。

文˙郭梓祺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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